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这是三国最高领导人有史以来首次聚首,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约90分钟的会晤中,三国元首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会后发表《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
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中东局势复杂多变,全球能源供应承压等背景之下,这场会晤备受关注。三国为何此时坐到一起?此次会晤将如何影响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和平宣言》的四项共识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
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邀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军深入解读。
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吴心伯、刘军&王慧 整理/王慧、王恺雯】
王慧:11月19日,中俄美三国领导人在深圳举行元首会晤。您认为,促成三国在APEC峰会期间坐到一起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一首创的三国元首会晤在当下纷乱繁杂的国际关系中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吴心伯:我认为,这次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到一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去一年多来,其中的两对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都有了改善和进展。当然,在这次三国元首会晤之前,中俄美之间在工作层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沟通,最后促成了这次会晤。
此次会晤对当下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俄美三个大国举行面对面元首会晤,以此加强战略沟通和战略协调,展现出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第二,三国领导人讨论的都是事关世界和平与国际战略稳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冲突、风险、危机等等。这对促进世界和平、维护战略稳定,包括稳定世界经济的增长,都有积极意义。
王慧:过去分析中俄美关系,人们经常使用“大三角”的框架。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这个框架还有多大解释力?这次三国元首首次举行三方会晤,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三国正在探索一种新的相处方式?
刘军:中美苏“大三角”形成于冷战背景下,传统的“三角关系”往往是在两方联合、抗衡第三方的框架下展开的。在我看来,这一传统框架并不符合当下中俄美关系的实际情况。
此次中俄美元首深圳会晤,是三国尝试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战略稳定。其着眼点是三方合作,而不是两方联合起来针对第三方。
因此,我认为,这次会晤是中俄美三国对如何推进大国良性互动、如何找到正确相处方式的积极探索,也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生动实践。
王慧:中俄美三方元首会晤之后,三国发表《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宣言》首先提出推动联合国改革,使其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俄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您认为,在哪些改革方向上,三国合作推动的空间比较大?
吴心伯:目前看来,可能在精简联合国机构、提高联合国职能部门工作效率方面有比较多的共识。但如果涉及安理会改革,包括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目前各方的分歧可能还比较大。
王慧:《宣言》提到,三国计划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并重申能源稳定流动的重要性。为什么能源合作成为一大重点?三国各自有哪些优势、怎样协调,才能真正改善全球能源供应?落实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刘军:这表明,能源问题是中俄美三国都必须面对、也都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
对美国而言,能源问题与国内政治紧密相关。在我看来,共和党此次中期选举失利,与美国国内柴油、汽油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影响密切相关。俄罗斯尽管正在推动经济转型,但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对其国家发展仍然至关重要。中国则拥有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能源问题同样十分重要。
当前,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冲击了全球能源的正常流动。这也是为什么《宣言》特别强调维护能源稳定流动的重要性。
王慧:《宣言》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提出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进行对话。您怎样评价这一共识?考虑到三国核力量规模和核政策的差异,哪些问题最适合先谈,哪些措施最有可能率先推进?您觉得这里所说的“对话”,是建立一种新的三边对话机制吗?
吴心伯:我认为,美国想推动中国加入美俄核裁军谈判,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美俄是最大的核武器国家,他们应该先进行大幅、实质性的裁军。
当下中俄美三国之间能谈的,一个是减少核风险,特别是减少人工智能可能给核武器管理带来的风险。不能让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对核武器库进行指挥和控制。这方面,我想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还有一个就是核不扩散问题。比如日本,现在出现了一种发展核武器的动向。这实际上不仅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时也挑战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为它作为二战战败国,是不可以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动向,我觉得中俄美也是可以加强协调的。
在这些问题上,接下来各方应该有一些工作机制来保持沟通。
至于对话机制,也不一定是三边机制。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由中俄美英法五国建立一个核风险管控和防止核扩散的对话工作机制。这五个国家既是国际公认的核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由五国参与是比较合适的。
王慧:《宣言》专门提到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并强调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这背后有哪些现实背景?中俄美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共同表态,释放了什么重大信号?
刘军:这一点是俄罗斯的严重关切。国际刑事法院在俄乌冲突之后对俄罗斯总统发出逮捕令,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同意原则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背后涉及国际司法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俄罗斯在相关问题上遭受了不公。中国此前经历的南海仲裁案,也存在滥用管辖权的问题。
因此,中俄在反对滥用国际司法管辖权方面,有着共同的关切。此次美国也同意将相关内容写入宣言,说明这一共识得到了三方认可。从过往来看,美国是许多问题的制造者,这次能够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对特朗普而言也是一种进步。
王慧:我还注意到,这次三国元首会晤除达成《宣言》所宣示的四大共识之外,三国元首也就乌克兰危机、防止核武器扩散、中东局势、朝鲜半岛等国际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三国在这些问题上各有立场和关切,您认为,此次面对面沟通,能为推动相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哪些条件?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先找到共同利益、取得进展?
吴心伯:我认为,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并不是要就哪一个具体的冲突和危机进行谈判,更多的是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大家一起来推动冲突的当事方坐下来、谈起来。
比如推动俄乌谈判,应该说中美都愿意促成这个事情。对于中东问题,我想中俄都会敦促美方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不要再用武力来解决它跟伊朗的争端。对于朝鲜半岛问题,我认为中国也愿意推动美国与朝方接触,推动半岛的和平进程。
总之,三国元首会晤更多的是推动一个进程,而不是直接主导这些危机或冲突的解决。
王慧:普京在APEC会议上表示,同亚太经济体开展建设性伙伴合作,是俄罗斯的战略方针。亚太在俄罗斯整体外交和经济布局中的分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军: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不断强调要转向亚太,但总体而言,是说得多做得少,行动不积极、投入不充分,效果也不明显。俄罗斯的经济重心还是在欧洲方向。
我认为,转折点出现在俄乌冲突,尤其是2022年之后。在欧洲对俄发动十几轮制裁之下,俄罗斯和欧洲基本上断绝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只能转向亚太,比如积极推动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贸合作。
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经济活动停滞的情况下,做出了转向亚太的战略选择,不仅转向东亚,还包括东南亚、南亚。这一转向也会给亚太经济体增加新的活力。
王慧:APEC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在此次会晤中表示,美国不支持“台独”。您认为,特朗普这次的表述,跟之前的表述有什么不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要把“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落到实处,美方最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吴心伯: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5月北京之行以后的表态,有两点很清楚:一是不支持“台独”,二是美国不会为“台独”而战。我认为,这一立场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所以这次他仍然作出了这样的承诺。
当然,习主席也讲到了,在台湾问题上,美方要坚持做正确的事。
什么叫正确的事情?就是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那就是发出错误信号;如果让“台独”分子赖清德窜访美国,那就是发出错误信号;如果美台开展高层交往,那就是发出错误信号。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次重申不支持“台独”,相比之前,应该说可信度更高了。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是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没有向台湾发出这些错误的信号。
王慧: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哪些具体事件或信号是值得持续观察的?
吴心伯:我认为,明年年初美国新一届国会上任以后,很可能会向特朗普施压,要求他恢复对台军售,并采取其他支持台湾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要看特朗普能不能顶住压力。毕竟,外交和安全事务仍然属于总统的权力范围。如果特朗普能够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他应该顶住国会的压力,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也不排除他迫于压力,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作出一些妥协。至于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妥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和评估,同时考虑如何作出恰当的反应。
王慧:APEC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再次会晤。习主席强调,中俄务实合作兼具相互信任的政治优势、发展振兴的共同目标、互利共赢的底层逻辑;普京总统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背靠背”战略协作。您认为,中俄关系能够保持稳定,最深层的支撑是什么?如何解读普京所说的“加强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俄美关系的变化,对中俄合作会有什么影响?
刘军: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有着成功的发展逻辑。在我看来,其稳定发展的深层支撑,在于双方相互尊重、重视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以及两国元首外交的持续推动。这些因素共同保障了中俄关系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发展。
普京总统提出加强“背靠背”战略协作,既体现了中俄之间的高度互信,也体现了俄方对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认同。
俄美关系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但这两组双边关系并非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不能认为一组关系改善,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组关系走弱。中俄关系与俄美关系有平行推进、共同发展的空间。
王慧:中美同意制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动计划,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您认为,这份计划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应该优先纳入哪些具体安排?
吴心伯:目前来看,比较紧迫的是落实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期间就经贸问题达成的共识。
一个是贸易领域,关于对等减税的问题。中美双方已经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但目前还没有落地,主要是因为美方内部的操作程序比较缓慢。现在这个问题要加快推进,包括中美双方成立农业工作组,解决各自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的关切等。
另一个是投资领域。中美贸易理事会已经开始运作,而且正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但投资理事会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开过会。两国领导人华盛顿会晤期间,已经达成共识,要推动具有商业意义的投资,寻找投资潜力和机会,解决影响投资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一共识落到实处?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以后,政局的变化会不会导致美方放宽中国对美投资限制的意愿下降?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放入优先考虑的篮子。
此次提出制定有关行动计划,我认为,从短期来看,12月份两国领导人在迈阿密再次会晤时,就要在这些领域取得具体进展。
王慧:普京总统在此次会晤中强调,妥善处理热点问题符合三国共同利益,并表示愿同中方和美方平等对话、妥处分歧。您认为,这反映出普京怎样的外交考量?他希望借助这次三方会晤,为俄罗斯争取怎样的安全和发展空间?
刘军:在我看来,这次会晤对俄罗斯和普京总统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它打破了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外交孤立,向世界表明,俄罗斯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
此次三国元首讨论了多个国际热点问题。对俄方而言,这也是一个进一步阐明其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立场的重要场合。
王慧:这次开创性的三国元首会晤在举世瞩目中进行,前后约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应该怎样评估这次会晤的价值和意义?
吴心伯: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这次会晤体现了多极化时代大国关系的一种新范式。过去,人们容易认为,多极化时代大国之间就是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尔虞我诈、冲突不断。
但这次三国元首会晤反映出两点:一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视;二是三国要在事关世界和平与战略稳定的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这与传统的大国争斗是不一样的。
其次,如果这样一个三国战略沟通机制能够继续下去,我认为将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的良性演进。
我们知道,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日益突出,大国博弈加剧,大家对国际政治的未来普遍感到比较悲观。但是,这次三国元首成功会晤并达成了《和平宣言》,让大家眼前一亮,觉得国际政治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因此,这样一种三国互动机制,实际上有助于推动国际政治朝着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方向演进,它影响了整个国际政治的走势。
王慧:这次三国元首会晤,国际舆论普遍给予正面评价,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感到担忧。您认为它们担忧的原因是什么?
吴心伯:比较着急、焦虑的是日本、印度、欧洲。他们觉得美国跟俄罗斯、中国走得这么近,是不重视盟友关系,等于把盟友撇在了一边。拜登当年执政时,热衷于通过各种同盟、价值观等来离间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但现在特朗普不一样了。
这些国家不仅担心美国跟中俄走得太近,不再重视与他们的关系,还担心如果中俄美建立起机制化的协调关系,今后他们在跟中国打交道时,就没有底气了。
所以,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也有国家产生了战略焦虑。
王慧:万事开头难,三国元首会晤既然已经开启,您觉得未来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吗?
吴心伯:为什么不呢?这次会晤很成功,国际社会的反应也很正面。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三国都应该继续去做。这符合三国的利益,更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持三国元首层面的战略沟通,还要在工作层面建立相关机制,开展更加频繁的互动,把三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不断推动三国之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刘军:有了第一次,未来很可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过,三国元首会晤能否继续举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
首先,要有合适的契机。比如这次APEC会议,三国元首都来参会,为举行三方会晤提供了便利。其次,需要有合适的牵头方来召集,这次中国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此外,还要看各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以及三国各自推动元首会晤的意愿和动力。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后续会晤能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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