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桂兰,今年53岁,绝经两年了,在城里做住家保姆。女儿嫁到了外地,丈夫在老家帮人看仓库,平时我们靠电话联系。我给雇主家做了八个月,雇主赵姐一直挺照顾我:我胃不好,她不让我吃剩饭;每月发工资,也从没拖过一天。
所以那天晚上,她把一杯酒推到我面前时,我还以为只是让我帮忙应个场。
那是去年冬天,赵姐家来了几位生意上的朋友。饭桌上聊得热闹,她丈夫拿出一瓶白酒,赵姐朝我招手:“桂兰,你也坐下吃两口。今天人多,帮我陪陪客人。”
我正在厨房收拾,围裙还没解。她又说:“就一小杯,别站着忙了。”
我不太会喝酒,推了一下:“赵姐,我喝不了。”
她笑着把杯子往我这边挪:“没事,意思一下就行。人家难得来一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不热情。”
桌上几个人都看着我。我那会儿脑子里先想到的不是酒,是这份工作。老家房子要修屋顶,女儿前阵子还问我能不能帮着出点钱。我怕一句话说得不合适,雇主觉得我不懂事,工作做不长。
我喝了第一杯。有人说再碰一下,我又喝了半杯。后来我只记得赵姐叫我去拿醒酒茶,我站起来时脚底像踩在棉花上。再往后的事,我就断了片。
第二天早上,我在客房床上醒来,衣服还穿在身上,鞋整整齐齐放在床边,手机搁在床头柜上。嘴里发苦,头疼得厉害。我盯着天花板缓了一会儿,才想起昨晚喝酒的事。
我下床去厨房,赵姐已经在煮粥。她看我进来,停了一下,说:“你昨晚喝多了,我让小陈扶你去客房睡了。没事,就是醉得厉害。”
我问:“我后来有没有说什么?”
“你能说什么?都站不稳了。”她把火关小,“以后别喝了,我也没想到你酒量这么差。”
这话听起来像关心,我却想不起她说的每个细节,只能点头。她给我盛了小半碗粥,还说当天不用收拾客厅,让我先休息。
那天上午,我在客房床边找到围裙,口袋里少了两百块钱。钱是我前一天刚从钱包里拿出来,准备寄回家用的。我当时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记错了,也可能是喝醉后掉在别处。我把房间翻了一遍,没找到。
我没有马上问。赵姐平时待我不错,我不想因为两百块钱闹得难看。可我也第一次开始回想昨晚:我到底喝了多少?是谁扶我回房间?我有没有把钱包拿出来过?
中午,小陈来家里拿一份文件。他是赵姐丈夫的朋友,昨晚也在饭桌上。他看见我,随口说:“周姨,昨晚你可真能喝,赵姐说你平时不喝,没想到还能陪到最后。”
我愣了一下:“我陪到最后?”
小陈看了赵姐一眼,笑笑:“我走得早,后面是听赵姐说的。”
赵姐正在客厅整理东西,手里的文件停了一下。她说:“你别听他瞎说。你后来都醉糊涂了。”
我没再追问。那天下午,我给女儿打电话,问她家里有没有监控。她说没有,又问我是不是出事了。我说没事,只是喝多了。话说完,我自己都觉得不像没事。
我在赵姐家又做了三天。每晚睡前,我都会把钱包放进带锁的抽屉里。赵姐还跟以前一样安排工作,也没再提那晚。我却开始留意她说话时有没有避开我,留意小陈什么时候来。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自己像是在找一个不愿承认的答案。
第四天晚上,赵姐丈夫从外面回来,问我怎么最近不爱说话。我说:“我那晚喝断片了,醒来后有些事记不清。围裙口袋里两百块钱也没了,我想问问是不是掉在什么地方。”
他皱了皱眉,说:“你问赵姐了吗?”
赵姐从房间出来,听见这句话,脸色一下沉了:“你怀疑我?”
我赶紧说:“我没说是你拿的。我只是想弄清楚。”
她把手里的手机放到桌上:“那晚你喝醉了,谁知道钱是不是你自己放哪儿了?我让你休息,你现在倒怀疑起家里人了。”
我丈夫不在场,女儿也隔着电话。我站在餐桌边,手指攥着围裙边。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最害怕的不是丢了两百块,而是这份工作里我一直把“被照顾”当成了“有分寸”。赵姐对我好,不代表她可以替我决定喝多少,也不代表我必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我喝醉是我没把握好,但酒是你们劝的。我醒来后不记得发生什么,问一句也不算诬赖。钱的事可以算了,酒这件事我不能当没发生。”
赵姐丈夫问她:“你昨晚后来到底怎么安排的?”
赵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什么,就是让小陈扶她去客房。”
我问:“小陈什么时候走的?”
她没回答。
赵姐丈夫拿起手机,说家里的摄像头只装在客厅门口,不拍房间,但可以查进出时间。赵姐立刻说没必要:“都过去了,查这个干什么?”
这句话让我心里更不踏实。我没有要求看卧室,也没说她一定做了什么,只坚持要弄清楚客厅的记录。赵姐丈夫最后调出了当天的门口录像。画面里,我走路已经不稳,小陈从客厅扶着我往走廊走,赵姐跟在后面。几分钟后,小陈离开了。赵姐没有跟他一起走,也没有再进客房。
录像只能说明这些,不能告诉我后来我有没有说过什么,也不能证明那两百块钱在哪儿。看完后,我没有感觉轻松多少,只是知道至少没人把我从家里带走。至于钱,赵姐说她没动过,我也没有证据说她拿了。
我把这件事讲清楚后,提出不再住家。赵姐说可以给我涨五百块钱,让我留下,还说那晚是她考虑不周。我没有立刻答应。她的道歉不是假的,可我一想到那杯酒和醒来后的空白,就不想再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一句“没事”。
第二天,我跟她把工资算清:做到月底,剩下的十天按日结,买菜垫付的钱我拿票据核对后一起结。她把一张排班表交给我,说以后家里来客人,会提前让阿姨下班,不再留人陪桌。我说这条可以写进工作约定,但我还是要走。
月底,我带着行李搬到离女儿工作的地方近一点的合租房,之后找了一份白天做饭、晚上回家的工作。每月工资少了八百块,通勤时间多了些,但我不用再担心深夜被叫起来招待客人。两百块钱最后也没有找到。我没有再追着赵姐要,也没有说这事已经过去了。
后来赵姐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能不能临时回去做几天。我说不行。她停了停,说:“那你自己照顾好身体。”我回她:“你们也注意。”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得那杯推到我面前的酒。我的酒量差,是事实;我没有拒绝到底,也有自己的责任。但做工拿工资,不等于什么场面都要陪,也不等于身体出了状况,只能靠别人一句“没事”来判断。
一份工作里,规矩最好提前讲清楚:客人来了要不要留下,喝酒能不能拒绝,夜里出了状况由谁负责。至于信任,也不是谁平时对你好,就能替你做决定。
我现在下班回家,会把围裙挂在门后。口袋里不再装着给雇主家的钥匙,只装一张公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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