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春生,今年六十四岁,贵港人,家里存款一千二百四十多万,没结过婚。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足够让镇上的人嚼上十年舌根。有人背地里叫我“贵港首富”,也有人叫我“老绝户”。这两种叫法我都不回应。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长在自己身上。
我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出生在1962年,家里五个孩子,我排老三。父亲是船工,在西江上跑船,一年到头见不着几面。母亲身体不好,家里最困难的那几年,吃过木薯掺野菜。十六岁那年我辍了学,跟着父亲的船做学徒,扛麻袋、看水路、算账目。别的船工上岸喝酒赌牌,我在船舱里学打算盘,学看货单。父亲说我天生是块做生意的料,其实不是,我只是怕穷怕到了骨头里。
二十二岁那年,我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半条旧船,跟人合伙跑货运。三十岁,我有了两条船;三十五岁,注册了自己的航运公司;四十岁出头,公司已经有了十几条船,雇了六十多个船员。我最红火的那些年,几乎所有同行都劝我做两件事:一是扩大船队加杠杆,二是进城买房置地。前一件我做了,做得稳;后一件我做得更早,九十年代末就在城区买了铺面。后来几轮风浪过来,加杠杆的沉了,炒股的赔了,我的船还是我的船,铺面还是我的铺面。不是我聪明,是我胆子小。穷过的人,胆子小,也活得长。
至于没结婚这件事,原因说来平淡,不像镇上传的那些版本——什么年轻时被女人骗过,什么有隐疾,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我年轻时确实错过一个人。我二十四岁那年,在桂平码头认识了一个供销社的姑娘,姓覃,叫覃玉莲。后来她每次路过贵港,都会给我捎一包她家炒的木薯脆片。我们互通了两年信,她的字秀气,写一句“江上风大,添衣”,我能看一个晚上。我二十六岁那年攒够了订亲的钱,坐船去桂平提亲,到了才知道,她家里托人给她在县城介绍了食品站的会计,有编制,有房。她父亲的原话被人转述给我:跑船的,风里来浪里去,命悬在河上,我女儿不能嫁给你。我在她家那条青石板路上站了一个下午,最后把提亲的礼品原样背回了船上。玉莲托人捎来最后一封信,只有六个字:生哥,对不住你。我没有回信。她结婚那天,我把船开到了下游,来回跑了三天货。回来以后,我在船舱里把这两年攒的订亲钱数了一遍,数完锁进铁盒。从那以后,再有人给我说媒,我都说:等跑完这一趟的。这一趟,跑了一辈子。
第二个原因,说出来别人未必信,是我后来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境了。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是我生意最重的三十年。内河航运看着风光,其实是个没有白天黑夜的行当,枯水期抢着过滩,汛期防着塌方封航,船员打架要我去处理,货主拖欠运费要我去磨,海关、港务、税务,哪一摊都离不了人。我常年睡在船上,一年在岸上的日子不超过六十天。有一个说媒的说得直接:老梁,你这个作息,哪个女人跟你过?夜夜守个空床,不如守寡。这话难听,但是实话。
我不是没有过动心的时候。四十五岁那年,有个带孩子的寡妇对我很好,我的船员们都撮合我们。我也认真想过。可是那段时间正是公司转型,船队要从散货转向集装箱,我白天黑夜连轴转,两次约会都是我迟到,第二次她等了两个小时,走的时候留了一句话:梁老板,你的心里装的是船,船上装的是货,货里没有我。她说得对。我送她出门,看着她走进巷子,没有追。不是不难过,是知道追不上。人这一辈子,错过是常态,我只是把每一次错过都记了账,而且从不骗自己说“以后还有机会”。
这些年,我的钱多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有时也恍惚。船队前几年高价卖了大部分,只留三条船雇人跑;几处铺面租金逐年涨,去年一年租金就收了将近两百万。镇上人估我的身家,越估越高,传到后来,说我有三千万。实际数字是一千二百四十多万,每一笔我都有账。有人问过我:老梁,你一个人,要这么多钱做什么?你死了钱给谁?这个问题,我在六十大寿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江边想了很久。想着想着,我倒想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钱对我最大的用处,不是买什么,而是不求什么。我这辈子没有向人低过头,没有为钱跟人红过脸,兄弟分家我没占过一分便宜,侄子外甥找我借钱,我借出去的钱有一半主动没打算收回来。我母亲的病,是我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让她多舒舒服服活了十一年。她走的那年拉着我的手说:春生,妈这辈子没帮上你什么,你还这么孝顺。我说:妈,你的儿子靠得住,比什么女婿都靠得住。她笑了。那一刻我觉得,这个钱,值。
第二件事,没结婚,是我付出过的代价,我认。我在很多个夜里,发烧到三十九度,一个人躺在船舱,听着江水拍船帮,身边连倒杯水的人都没有。船员在甲板上喊话,我答应一声“没事”,然后自己爬起来找药。有一年除夕,我在梧州的锚地上过的,下游漂来的河灯一盏一盏,我给玉莲——当年那个姑娘,她前几年已经病故了,我是听老同事说起才知道的,斟了一杯酒,倒进江里。人老了以后才明白,婚姻这个东西,本质不是找个人分你的钱,是找个人分你的夜。我分出去的是钱,留下的是夜,夜是凉的,这笔账我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当有人用“有钱又怎样”来笑话我的时候,我不反驳,也不沮丧。是啊,有钱又怎样?钱买不回江上那三年的船期,买不回玉莲的字,买不回一个热被窝。这话我认。但反过来讲,穷又怎样?我见过太多人,一辈子被生活追着跑,病不敢生,学不敢上,婚不敢离,那种日子,给我一万个热被窝,我也不换。人这一生,怎么选都要付代价,我只是选了一笔我付得起的代价。
第三件事,是我给这笔钱找到了去处。我没有儿女,但侄孙辈几个孩子,我是看着长大的。我出钱供了两个侄孙读完大学,其中一个学的是船舶设计,去年进了上海一家设计院,发工资第一个月给我买了两条好烟。我不抽烟,烟摆在柜子上,我隔几天擦一擦。我还在镇上小学设了一个不记名的助学金,每年十五万,专门给困难家庭的孩子,学校校长到现在都不知道赞助人是谁,只知道每年腊月有一笔钱准时到账。去年镇上修沿江步道,缺的钱,我一个电话补齐了。有人劝我留名,我说不用,我在西江上跑了四十年船,江知道我是谁就够了。
如今我的日子过得很规律。早上五点半起,去江堤走一圈,跟船老板们喝一碗桥头米粉。上午看盘、对账,下午侍弄我在郊区租的那个小院,种了三畦菜,一棵黄皮树。傍晚坐在院里听收音机,听粤剧。上个月社区医院的医生来给我做体检,说我各项指标比六十岁的人还好,让我继续保持。她说完又忍不住问:梁叔,真的不考虑找个伴?守这么大的房子不冷清吗?我笑了笑说:阿妹,我这条船,早年是单人驾驶的,如今开进了港口,锚抛稳了,不颠了,也不需要再上来什么人了。她似懂非懂地走了。
前几天,邻镇有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托人来说媒,条件说得实在:不要我的钱,只想有个伴。我把人请到小院,吃了顿饭,最后客客气气送走,没有答应。送走之后,我在院里坐到天黑。黄皮树的影子铺在地上,我数了数,今年结的果子还没摘。我想起我父亲说过的一句话:船在水里,不要看别人船快,看好自己的航道。我这一辈子,航道不宽,但每一米都是我自己量过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万,是数字;六十四年,是日子。数字带不走,日子过完了。
有好事者还会继续问:有钱又怎样?我在心里替自己答了:没什么,就是这一趟人生,我的船票钱给足了,全程没有靠别人的座位,也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坐过我的硬板凳。这就够了。江水还在流,我的树明年还会结果,账本合上的时候,我记得每一页——那就不是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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