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建业,今年五十二岁,在佛山做建材生意,公司不大不小,年产值高峰的时候做到过八千万,账面上的资产,房产四套、厂房一栋、两辆车,折一折,小四千万是有的。而我们村的三叔,徐长顺,种了一辈子地,后来给人看果园,存折上的数字,去年我听三婶念叨过,不到二十万。这句标题里“输给了”三个字,不是比钱,钱这一项,三叔给我提鞋都不够。输的是别的,那笔账,我算了三十年,越算越糊涂,直到去年清明回村,在三叔家院里坐了一个下午,才算明白。五十二岁,才醒悟,晚了不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下午之前,我以为我是我们徐家混得最好的人;那天下午之后,我认了——我输给了三叔,输得干干净净。
先讲我这三十年是怎么“赢”的。
我老家在皖北,徐家坳,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二。我哥初中毕业在家种地,我读书好,考上了省里的建校,中专,学建材。那是一九八九年。我人生的第一张底牌,就是这张中专文凭。毕业分到县建材公司,干了五年,赶上公司改制,我没等安置,揣着八千块钱下了海。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狠心的决定:县城天地太小,我要去南边。我跟我爸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爸蹲在门槛上抽了一下午烟,最后说:去吧,人各有志,家里你哥撑着,不用你回头。就这一句“不用你回头”,这三十年,我几乎真的没有回过头。
九十年代的佛山,建材行业就是淘金。我从业务员做起,跑工地,跑得一双皮鞋一个月磨穿底。两年后我自己拉了个门面卖瓷砖,再两年,盘了个小仓库,再后来,办厂,贴牌,做品牌,赶上房地产那趟快车,一节一节车厢挂上去。这三十年,我人生的关键词就一个:拼。别人一天干八小时,我干十六个。别人过年休七天,我休一天半,年三十晚上陪客户吃饭,初一上午飞回来补觉,初二开工。我做成了什么?账面上的东西我在开头列过了,我再列一笔账外的:高血压十五年,药一天三次;颈椎,压迫神经,右手麻了两年;胃做过一次手术,切了三分之一;睡眠,靠药,一天四个小时顶天。这是我用三十年换的另一份资产,它也在升值,升的方向不一样。
家里呢?前妻跟我十八年,散的时候跟我说:徐建业,你不坏,你心里有这个家,我知道。可是你人在家里的时候,魂在厂里;你陪女儿的时候,手机在响。我不是跟哪个女人过的,我是跟你的厂过的,我熬不住了。女儿今年二十六,在英国读的书,回来在深圳做事,一年跟我吃不了三顿饭。父子——父女这一条线,是我账上最亏的一笔。我爸我妈,我出钱,出得很痛快,家里翻房子、看病、我哥的孩子的学费,全是我兜底,一年一年,钱按时到。可是我妈走的那年,我在医院前后待了十一天,其中八天,我是在走廊上打手机度过的。我妈清醒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业啊,妈知道你忙,你忙是为这个家,妈不怪你。就这一句“不怪你”,成了我这十几年最不敢碰的一根刺——她不怪我,她越不怪我,我越知道我该怪我自己。
这就是我,五十二岁,外面的人喊我徐总,我自己夜里三点坐在床头,数我吃下去的药片。
再讲三叔。
三叔徐长顺,我爸的堂弟,比我爸小八岁,今年七十五。徐家坳的人说起三叔,用的词都很土:能过,顺遂,有福。这三样,年轻时我一样都看不上。三叔这辈子没出过安徽省,最远到过合肥,是去给他孙子看一回病。他年轻时候在生产队种地,分田之后还种地,四十多岁那年,村里包山头种果园的老板请他看园子,他看,一看看了二十年,看到老板不干了把园子转出去,他六十好几回家,把自己家那六亩地拾掇好,种粮种菜,养鸡养鹅。三婶身体好,两个人把一个院子过得像一出慢戏,什么都按节气来:清明前后的香椿,谷雨的茶苗,霜降后腌菜,腊月里蒸馍、熬糖稀。三叔有一门手艺,会扎扫帚,取自家种的扫帚草,捆出来的高粱扫帚,十里八村的人都来买,一把挣几块钱,一年小几千,他管这个叫“活络钱”,说是烟钱茶钱,不用跟儿女张口。
三叔的“资产”我给你们盘一盘。存折十九万七,是看果园二十年加卖粮食扫帚,一个子一个子攒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县城开货车,二儿子在镇上开修车铺,都成家了,离得近,一个礼拜各自回来一两趟。孙子孙女四个,最大的在上大学,寒暑假回村,满院子跑。三叔三婶,两个人查体,医生的原话是“心脑都干净”,血压比我这个五十二岁的低。三叔一口牙,自己的,一颗没动过,啃酱豆角的萝卜干,咯嘣咯嘣响。他家那三间瓦房,是前年大儿子张罗翻新的,没起楼,就翻新,院墙还是老院墙,墙头爬着丝瓜和牵牛花。院里一棵枣树,五十年了,比我岁数都大,年年结果,三叔打枣用竹竿,孩子们在底下用床单接。
从前每年过年,我回村,红包发一圈,车停在村口,饭桌上我是焦点。三叔那些年跟我说的话,我记得几句。他问过我:业啊,你一年到头,睡觉睡几个钟头?我说四个。他摇头,说:那不行,庄稼人都知道,地不能年年种满,得歇茬。我笑,说三叔你不懂,我们的地不一样,我们的地,歇一茬就荒了。他也笑,不争。有一年他跟我说:业啊,你钱挣恁多,够干啥的?我说不够,越多越不够。他点头,说:那是,你那个不够,是没有头的;我够,我的够有头,我的头,就是哪天躺下,不连累娃,就够。当时我把这话当庄稼人的自我安慰。五十二岁这年我才咂摸出来,这两句话之间隔着的,不是钱多钱少,是两套人生算法:我的算法里,够,是一个不断后移的终点线;三叔的算法里,够,是钉在地上的一个桩。追终点线的人,一辈子在跑;到桩的人,已经到了。
去年清明,我回去给我妈上坟。上完坟,按规矩要去几个叔伯家坐坐。往年我都是坐着小车挨家转,烟酒一放,十分钟走人,村里人背后叫我“徐总”,客气里头有一层隔。那天不一样。那天我是自己走去的,没开车,就那么顺着田埂走到三叔家。为什么走着去?说出来也简单,前一天夜里我又没睡,药吃了两遍压不住,天亮的时候我坐在老家院里,忽然非常不想再坐进任何一个车壳子里。我就走。
到三叔家,上午十点多。三婶在院里摘豌豆,抬头看见我,喊:哎哟,业来了!你等着,婶给你烧锅新鲜的吃!三叔从屋里出来,趿着鞋,手里捏着他那个一包烟丝的旧铁盒。他没说徐总,没说稀客,他就说:来了?坐。然后指了指枣树底下那两个小马扎。
我在那个小马扎上,一坐坐到天擦黑。
这七八个钟头,没什么大事,这正是要紧的地方——我拿这一天,原原本本讲给你们,你们拿它跟我的一年比一比。上午,三婶给我做了鸡蛋面,卧了两个荷包蛋,我吃完了,三叔坐在对面看我吃,说:你气色不对,脸上是灰的,眼底下乌青。我说是没睡好。他说:多久了?我说……十几年了。他没接话,起身给我续了茶,续完了,他说了一句:业,跟你说个事,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咱家喂那头驴?我说记得。他说:那头驴就是你三婶的陪嫁,它后来累死的。那年它才九岁。牲口不是老死的,是熬死的。庄稼人都懂这个理:牲口能使,不能往死里使,往死里使,使一头,折一头。说完这句,他卷他的烟,不看我。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农民,拿一头驴跟我谈了三十年的经营哲学,一句话,把我这三十年,放到驴的账上去了。我坐在马扎上,半天没说出话。
中午,三婶烧了一桌菜,都是院里的:韭菜炒蛋,蒜苗腊肉,一盆豌豆苗汤,一碟自家腌的萝卜干。三叔开了一瓶酒,是他大儿子孝敬的,说是啥牌子,三叔记不住,就记住“娃买的”。吃饭的时候,大儿子从县城打电话来,问:爸,晚上我带俩孩子回去吃饭不?三叔说:回啥回,你们上礼拜不是刚回?大儿子在那头说:回,想吃的妈蒸的馍了。三叔嘴上说吃吃吃就知道吃,脸上的褶子全是开的。挂了电话,三婶就开始和面。我在旁边看着她和面,看着面在她手里一点一点变光,忽然鼻子一酸。我想起我女儿上回给我发的信息:爸,我五一想回去看看你。我回的是:五一我可能要去趟越南看厂,改天?闺女回了个“好”。就一个“好”字。我数过,我们爷俩上一次一起吃饭,是十一个月前,在她的公寓,外卖,四十分钟,我接了三个电话。
下午,三叔带我去看他的菜地和果树。六亩地,他侍弄得像绣花:垄是直的,苗是匀的,沟渠里的水清亮亮的。他跟我讲他的“计划”,一个七十五岁的人,兴冲冲地跟我讲他的三年规划:今年秋天想把东边那半亩改成个小暖棚,冬天也能出菜,哄你三婶玩;明年想再喂几只鹅,鹅蛋给重孙们留着;后年,后年想叫二儿子把他那间废猪圈拾掇成个茶室,冬天老哥几个有个坐处。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那种光,我在我自己眼睛里,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我这些年眼睛里也有光,那种光是盯订单、盯回款、盯对手的时候的光,烧的,不养人。三叔那种光,是养的。
回来的路上,路过他家祖坟,他指着一块地跟我说:业,我跟你三婶都看好了,就这儿,挨着枣树地,向阳,冬天不冷。你三婶说,她要躺左边,我要躺右边,几十年了,她睡觉就爱靠左。他说这话的语气,跟他说暖棚、说鹅,是同一个语气,平的,都是日子。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我自己从没想过这件事,不是不敢想,是脑子里从来没腾出地方想。我的脑子里,明年的订单排到后年,后年排到大后年,我的人生规划里,“终点”这一栏,一直是空白的,我下意识里觉得,终点是“以后”的事。三叔七十五岁,把终点规划成了自家地里向阳的一块,然后回过头来,踏踏实实过今天。一个把“以后”想明白的人,今天才过得香。一个把“以后”悬着的人,三十年都在还债,还给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债主。
傍晚,我要走,三叔三婶送我到村口。三婶往我兜里塞了一包蒸馍,一包腌萝卜干,说:业啊,你那个钱,婶不懂,婶就知道,你回回走,婶都觉着你比上回又蔫了些。钱是个好东西,可它跟庄稼一个理,庄稼长在地里是庄稼,堆在场上捂着,捂久了要坏的。人不是盛钱的家什,人是长日子的地。三叔在边上磕磕烟锅,补了最后一句,这句是那天压垮我、也是那天救我的一句。他说:业,你五十二了,叔跟你说句掏底的:人这一辈子,前半辈子比谁拿得多,后半辈子比谁放得下。你拿得是真多,可你一样都没放。攥了一手,攥到后来,手就张不开了,张不开的手,连自己儿女的手,都拉不着了。
我走回镇上宾馆的路上,天黑透了,田里的麦子正拔节,黑暗里那种拔节的声音,密密的,像下小雨。我走了一个钟头,哭了一段路。五十二岁的男人,在皖北的田埂上哭,哭得像二十岁失恋。我哭的不是钱,不是病,也不是散了的婚姻,我哭的是那天下午那种日子的滋味,三婶和面的手,枣树底下的小马扎,两头清楚、中间坦荡的一头驴的账,我这三十年,一天都没有那样活过。我拼命三十年,账面四千万,可我真正“拥有”的、攥在手里的日子,能数出几天?三叔存款不到二十万,可他拥有的日子,按天数,按顿数,按枣一年一年地结,他是个富翁。这笔账,五十二岁那年清明,在皖北的一个院子里,我才学会算。
从村里回来以后这一年,我做了几件事,不是退休,不是逃离,我不惯讲那个调子,生意我还在做,但我给它重新上了笼头。第一,公司交了职业经理人打理,我退到董事长,一个月去三天,剩下二十七天,我在学三叔。第二,去了三趟深圳,不是我女儿来佛山,是我去。头一趟,吃了顿饭,四十五分钟,我没接一个电话,手机在包里,关静音。第二趟,陪她逛了一天家具城,她租的房子换沙发。第三趟,五一小长假如约而至,这回越南看厂,我让副总去的。我跟女儿在徐家坳待了五天,她小时候在那儿住过的老屋,我们爷俩一起拾掇了两天。第四,我把佛山的四套房卖了两套,留一套自住一套收租,钱转了一部分做了个家庭信托,条款里我写了一条给我自己看的:本信托受益人,每年必须完成不少于二十顿“无手机家庭晚餐”,此条不具强制力,专为羞辱设立人而设。律师看了笑,说徐总这是全世界最不讲道理的一条。我说对,就是要不讲道理,讲道理讲了三十年,讲成了高血压和一副空架子。
三叔那边,今年秋后,他的暖棚盖起来了,我出的钱,不多,八千块,大儿子要出,我抢了。我跟三叔说:三叔,这钱不是孝敬,这是学费,你那本账,四千万我买不来,八千块买个暖棚,我先学着。三叔在电话里骂我:胡闹,你有病。骂完了又说:那棚里头一茬菜下来,给你留着,你腊月里回来拿,自己开车回来,别叫司机,开车的手,比坐车的手,年轻。
上个月体检,血压降了一点,医生说,你睡眠好了,指标自己会跟上来。睡眠为什么好了?我不总结了,我讲一个画面收尾。前天夜里,我睡到半夜醒了一回——老毛病,还会醒——醒了,我没摸药,我摸过手机又放下了,我就那么躺着。窗外有一点风,楼下谁家的狗翻了身。我忽然想起三叔家那头驴的账,想起三婶说人不是盛钱的家什,人是长日子的地。我在黑暗里算了最后一笔总账:我徐建业,前半场,拿得多,放不下,输给了存款不到二十万的三叔,输得心服口服;后半场,五十二岁重新发牌,这回我手里攥着的不是订单,是一顿一顿的饭、一趟一趟的深圳、一茬一茬的菜。这副牌能不能赢回来,我不知道,但是前几天我闺女发来一条信息,我把它抄在这儿,当作我这半辈子最值钱的一笔进账。她说:爸,元旦我回去,想吃你做的红烧鱼,你上回在老家院里烧的那条,比外婆烧的还好吃。
五十二岁才醒悟,不算早。可三叔说过,庄稼人不看误了几个节气,只看你还肯不肯下种。我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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