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二十四,在镇上的农机站修拖拉机,一个月挣三十二块五,外加二斤粮票。搁我们柳河村,这岁数还没说上媳妇的,不多了。
我娘急得嘴上起泡,托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王媒婆。王媒婆拍着胸脯保证:“东村老周家的大闺女,手巧,能裁会剪,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就是……比你大两岁。”
我一听就摇头:“大两岁?那都二十六了,老姑娘了。不见。”
我娘拿笤帚疙瘩追了我半条街,骂我“挑三拣四的货”。我不服气,二十四的大小伙子,农机站正式工,吃商品粮的,凭啥找个二十六的?隔壁张强他媳妇才二十,水葱似的。
王媒婆第二天又来了,说那姑娘说了,大两岁咋了,女大三还抱金砖呢。我说抱啥砖我也不见。王媒婆脸拉得老长,走的时候撂下一句:“你小子别后悔。”
我后悔个屁。
结果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农机站院子里拆一台东方红28的化油器,满手油泥。院门口进来个人,扎着蓝头巾,挎着个柳条篮子,走路带风。
“谁是陈建国?”
我抬头,一姑娘站我跟前。中等个儿,圆脸盘,眉毛挺黑,眼睛不大但亮得很,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裤腿挽到脚踝,布鞋上沾着泥。胳膊结实,一看就是常干活的。
“我……我就是。”
她把篮子往我面前一搁,掀开盖布,里面是满满一篮子鸡蛋,码得整整齐齐。
“我叫周秀兰。东村周家的。”她上下打量我一眼,嘴角一撇,“王婶说你不愿意见我,嫌我大。我寻思着,见都没见,你凭啥嫌?所以我来了。”
农机站几个伙计全围过来了,一个个抻着脖子看热闹,跟看耍猴似的。我脸臊得通红,恨不得钻进化油器里。
“那啥……我这忙着呢……”
“你忙你的,我说我的。”她一点不怵,大马金刀往旁边废轮胎上一坐,“我今年二十六,虚岁。初中毕业,在村里当会计,管着三个生产队的工分账,一分钱没错过。家里爹娘身体硬朗,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弟弟都念书呢,妹妹明年出嫁。我会裁衣裳,全村一半人的过年新褂子是我裁的。养猪养鸡都是一把好手,去年出了两栏猪,卖了四百多块。”
她一口气说完,顿了顿,看着我:“你呢?除了会修拖拉机,还会啥?”
我被她问懵了。围观的伙计开始起哄:“建国,人家姑娘都上门了,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吭哧半天:“我……我还会下棋。”
“象棋还是军棋?”
“象……象棋。”
“那行。”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明天后晌,村东头老槐树底下,杀两盘。你要赢了我,这事儿就当没提过。你要输了——”
她没往下说,拎起空篮子转身就走,蓝头巾在风里一飘一飘的。走了几步回头:“鸡蛋留下,给大伙煮了吃。别浪费。”
她走之后,农机站炸了锅。老刘拍着我肩膀笑得直不起腰:“建国,这媳妇你要是不要,我可让我小舅子上了啊!”我踹他一脚,心里却乱糟糟的。
第二天后晌,我鬼使神差地去了老槐树底下。她真在那儿,铺了张塑料布,摆着棋盘,旁边放一壶凉白开两个粗瓷碗。
“来了?”她头都没抬,“红先黑后,你执红。”
我坐下,走了当头炮。她跳马。一来二去,我发现这姑娘棋路野得很,不按谱走,好几次把我逼得冒汗。第一盘我险胜,第二盘她赢了,第三盘下到残局,她剩一车一马,我就剩个光杆老将。她把车往我帅前一横:“将死了。”
我抹了把汗:“你……棋下得不错。”
“我爹教的。他说下棋能看人性子,急不急,贪不贪,有没有耐心。”她一边收棋子一边看我,“你下棋有个毛病,光想着攻,后头老巢不要了。跟我那二弟一个样。”
我哑口无言。
她收完棋,拍拍手站起来:“行了。你赢一盘我赢两盘,按说好的,这事儿不提了。”
我脑子一热:“等等!”
她回头。
“那啥……鸡蛋挺好吃的。明天还来不?我……我请你吃供销社的冰棍,奶油的,八分钱一根。”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笑了。那笑容跟刚才不一样,眼睛弯弯的,有点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陈建国,八分钱的冰棍就想打发我?起码得再加二两粮票的桃酥。”
后来呢?后来她成了我媳妇。村里人都说老陈家那小子,当初嫌人家大,结果被人家一篮子鸡蛋加三盘象棋拿下了。
结婚那天晚上,她坐炕头上跟我算账:“你一月三十二块五,我当会计一月补贴八块,加起来四十块零五。咱俩省着点花,明年攒钱买台缝纫机,我给人裁衣裳能挣外快。后年攒够了,把西屋翻盖了,给你娘换个大玻璃窗,她老寒腿,得多晒太阳。”
我看着她噼里啪啦打算盘,心里就一个念头:这媳妇,幸亏她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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