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魁这辈子只旷过一回工,就那一回,把命旷下来了。
矿上照规矩罚了他三天的工钱,罚条他没扔,压在炕席底下,一压就是一辈子。
他家和我家斜对门,中间隔一条排水沟,沟里的水常年是灰的,流去哪儿,没人在意。
那场事出的时候我七岁,当天的动静是记下的,往后的细节,是从大人嘴里一年一年捡的,再往后,是马占魁自己一点一点往外松的。
矿难这个词是后来才学的,当年镇上人嘴里,只有出事了。
我们镇不大,就一样营生,山肚子里的煤。镇办煤矿在北坡上,汽笛一响,半个镇子的烟囱跟着冒烟。
矿上的日子是拿汽笛切的。头遍笛起床,二遍笛班前会,三遍笛罐笼封口,三遍过了,人就上不去当班的名单了。
下井先过灯房,一块铁牌换一盏矿灯。人上来,灯换回去,牌子取走,那面墙上的牌子,就是全矿活人的名册。
牌子在,人就在。牌子到了天黑没人取,家里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熬了。这个理我们镇上人懂,又都盼着一辈子用不上。
井筒就一个,下去上来都走它,行话叫独眼井。外头懂行的来一看就摇头,这样的矿,井底下出了事,连个跑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听惯了,不觉得有啥。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井出事有老天爷管着,这是当年全镇人的算盘。
矿上的规矩比井筒子还直。旷一天,罚三天。病了得有卫生院的条子,条子还得班长点头,班长不点头,条子就是一张废纸。
所以井底下再有动静,也没人喊过不去。喊了,罚的是现钱,动静不动静的,还两说。
我那会儿的营生是捡煤核。拉矸石的小火车从坡上下来,翻斗一倒,我们一群娃就扑上去,半焦的煤核揣进筐,回去能顶半天的炉子。
大人打我们,嫌矸石堆吃人。打完了又搂着,怕的啥,没人往明里摆。
那个矿养着半个镇子。供销社的货,食堂的馒头,缝纫组的活计,连集上的肉案,都是看矿上的班次开张的。
天不亮的矿区有股子自己的动静。灯房门口排队换灯,浴池的白汽往天上冒,磅房的秤砣叮当响,谁也不用看表,听听声就知道到了哪一步。
下井的人过磅房,顺手拎上班中餐,两个馒头一块咸菜,拿报纸一裹塞进怀里。怀口的温度,是井底下唯一的暖。
上井的人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是蹲在井口灌水。嗓子眼里的煤面,得拿水往下压,压完了才有力气走路。
马占魁那年三十出头,在采面上推车。搭子是元成,两个人管一辆车,一个装一个推,一班下来,身上的煤灰能刮下二两。
他上工从不迟到,这毛病是跟他爹学的。他爹也是矿上的,走得早,不是事故,是喘。那年头矿上人的走法分两种,一种是井底下的,一种是井上头这么一喘一喘的。
他爹给他立过一个死理,两个人的活儿,你晚一步,搭子就得一个人顶两个人的位,那是多卖一倍的汗。他把这个死理揣了半辈子。
班长侯有田点名点到他,从来不用抬眼皮。全矿都拿他当钟使,谁家钟停了,听他家的门响就对表。
元成跟他不一样,手巧,会扎风筝。清明在排矸山上放过一只老鹰,全镇的娃仰着脖子看,脖子酸了都不肯低头。
两个人搭伙的话少,活上的默契多。元成的锨满了,马占魁的车斗正好接住,一个眼神都不用给。
出事头天,是秋后的一个集日。
夜里那场牌在乔会计家后屋。四个人,马占魁,矿上的电工何茂林,乔会计,还有赶大车的魏春来。
灯泡黄得像咸蛋黄,一屋子烟,炕桌上毛票成把,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开了也不管。
马占魁那晚手背,从掌灯输到半夜。毛票输光押整票,整票输光跟乔会计记账,账记到了第三页。
乔会计有个习性,输赢都要拨一下算盘珠。那晚算盘拨得欢,马占魁的脸一回比一回长。
魏春来来得最晚,进门先把骡子拴好,兜里揣着半兜炒花生,往桌上一倒,算是份子。
后半夜风向掉了头,马占魁连着坐庄,一把一把往回捞。牌桌上有句老话,人的手气说变就变,跟井底下的风一个脾气。
按老理,赢家没资格先散。赢钱的走了,等于把人家门里的运气夹带走,主人头一个不依。
马占魁想走走不成,何茂林又没个散场的意思,他就陪着。
何茂林那阵子话少,烟一根接一根。他管矿上的机电,白天刚从风机房下来,手上的机油味隔着牌桌都能闻见。
他把手里的牌打出去,盯着灯泡愣了半天。
“主风机那副轴承顶不住了,动静跟拉风箱一个样。报告我打过,上头的意思,再顶一阵。”
桌上有人接茬,哪个矿不凑合,凑合着凑合着就成习惯了。
何茂林又补了一句,矿上有台备用的,备用的那台,比主用的岁数还大。
没人往下接。风机在地面上,跟井底下的人隔着几百米石头,谁也想不到它跟自己的喘气有啥相干。
桌上后来岔到了煤价,岔到了魏春来的骡子,岔到了谁家娃的功课。风机的事,像一截烟灰落在桌布上,谁也没弹。
马占魁那晚满眼是牌,何茂林那几句,他一个字没往心里搁。
多少年后他才咂摸过来,那天夜里,把全矿的命门摊在桌面上讲的,就是何茂林那几句闲话。可话搁在了没人接得住的地方,跟掉进采空区一样,听个响,就没了。
那晚他最后净剩多少,他跟谁都没交过底。乔会计的账本知道,账本后来垫了酸菜缸。
半夜秀兰来过一趟,给他送棉袄,捎了句让他散了早点回。他摆摆手,眼睛没离开牌桌。
秀兰站了一会儿,自己回去了。她在缝纫组,明早也上工。
散场的时候,鸡叫了头遍。四个人踩着露水往回走,马占魁挨家把人送到门口,自己最后到家。
到家他跟秀兰交待,让我眯两个钟头,到点喊我。
到点秀兰喊了,他应了一声,翻个身又睡死了。秀兰当他是平时那个踩着点走的人,锁门上班去了。
头遍汽笛他没听见,二遍也没听见,三遍也没听见。
班前会点名,侯有田在他名字后头画了个记号。
谁也没想着去家里寻。十几年不缺勤的人,大伙都当他是晚到,晚到也得赶在三遍笛之前,罐笼不等人。
侯有田那个记号画完,笔尖悬了一下,到底没打发人去喊。带班下井的是二班长,队伍进了罐笼,铁门哐当一声。
这一哐当,是后话了。
推车的活儿两两配对,缺一个,车就转不动。二班长让井口上的人往村里捎话,找休班的补一个。
元成那天休班,人在会计屋外头排队。他家等着钱给娃交学费,他去把上月的车数结一结。
捎话的把话带到了,下去顶一个,多算一个班。元成把面袋子往墙根一立,跟着下了井。
他那个位置,本来是马占魁的。
那天上午我在院里和泥。
先是地底下上来一声闷响,不脆,是钝的,像有人从山肚子里顶了一巴掌。碗橱里的碗碰了一串。
狗先是疯叫,叫着叫着夹起尾巴,钻到柴垛底下去了。
街上的人往北坡跑,我娘拽着我跟在后头,坡道上全是鞋底子蹭起来的土。
井口那边围死了。头一批上来三个人,眉毛没了,脸上一层黑的,互相架着往外挪,没人哭也没人喊,喊的力气都省给了腿。
绞车提了几趟。
停了。
大电也停了。井口的铁塔上一股焦味,风顺着坡往下灌,灌进人堆里,谁也不躲。
何茂林蹲在风机房门口,手里还攥着拆护罩的扳手。他那天本来是去修那台风机的。
风机到底还是停了,停在他拆开护罩的时候。他蹲到天黑,扳手一直没撒手。
电话线断了,矿上蹬自行车去县里报信的人,后晌才把信送到。
后来救护队带出来一句话,井底下大部分人没等着火,先让烟按住了。瓦斯那东西炸是一下,烟是慢慢堵嗓子的。
这话镇上人听懂了,更不敢往深里想。
那几天,女人们不往井口挤,都往灯房挤。
灯房那面墙还在,牌子挂着的,人就没上来。有人踩着凳子够自家男人的牌子,够下来攥在手心里,攥出一道印。
灯房每晚交灯要数数,数目对了才落锁。那个数目,从那晚起再没对上过。
马占魁也去了。他在那面墙跟前站到灯房落锁,元成那块牌子,他没伸手。
牌子是周嫂第二天来取的,拿围裙包着,一路没回头。
我二叔的名字在食堂山墙上那张白纸里。白纸上的名字是毛笔写的,一笔一划,写字的人手稳得很。
我娘看了一眼,就把我的头按下去,不许看第二眼。二叔头天夜里还来我家借气筒,他那辆车的前轱辘有点撒气。
后来一场雨把那张纸打湿了,字晕开,有家属拿铅笔一个一个又描了一遍。描字的手,抖得比写字的手厉害。
出殡那天,我家的烟囱没冒烟。我爹领着我去了二婶家,这个规矩,我家守到二婶跟儿子进城才算完。
我爹从那以后再没摸过牌,这不是他自己立的规矩,是我娘立的。家里的牌九,垫了咸菜缸。
席棚子从井口搭到坡底下,各家送饭,没见谁咽得下去。外县的救护队连夜来的,巷道里头的热气,人进去顶多撑一袋烟的工夫。
有截巷道到最后也没进去成,上头定了,封。洞口抹了水泥,人在里头永久住下了。那块地界后来连草都长得发黄。
出殡那阵子,白幡从坡上一家挂到河滩。姓氏少的那条巷子,一路的白,白得扎眼。
上头后来给的名目是风机停转,瓦斯积聚,遇火炸了。火源是哪儿,说法有三个,哪个也没落实。
镇上人自己的版本只有一句,跑出来的那几个,是老天爷提前从名单上划掉的。
镇上从此有个讲究,那个字不出口。
问主家,主家回一句,没上来。问的人就闭嘴了。这一句,比哪个字都沉。
赔的钱按人头算,那个数镇上人不敢往外传。传出去,好像自家亲人的命,真就只值那个数。
矿上给各家留了顶班的名额,算是照顾。东头一家的二小子,前晌还在灵前磕头,后晌就站进班前会的队伍里了。
十八九岁的娃,眼睛还是肿的。工牌发下来,牌子上他爹的名字磨白了的地方,他拿袖子又蹭了蹭。
他娘把他爹那块铁牌的钉子上,挂了一双新纳的鞋垫。鞋垫在灯房的墙上挂到落雪,没人敢动。
矿上不用出去招人,井底下缺的位子,自己就填上了。
矿长后来去了哪儿,没人打听。外县又包了一个矿的说法也有人信,信的人也就信信,日子长着,煤还得挖。
调查组来了,住了一个月,走的时候拉走几箱子纸。考勤簿上马占魁那一页,复写纸拓了去。
他后来去要,得到的答复是归档。他这条命的证据,从此锁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马占魁是晌午被砸门声敲醒的。
街上没人,家家院门敞着。他跑到井口,在人堆外头站了一晌午,没人搭理他。
第二三天,风言风语就起来了。
有人掰着指头算,他头天夜里打牌,天亮没上工,是全矿那个班唯一在地面上的人。这话听着是羡慕,越听越不是那个味。
另一个说法更狠,他跟何茂林一桌,风机的事他早知道了。这个说法传得最广,因为最省事,一个旷工的人,比一台风机好交代。
躲过一劫四个字,是外人嘴里的热闹。("四个字" counting... fix: "躲过一劫的话,是外人嘴里的热闹。轮到他自己,劫躲过去了,劫后头的日子,一天没少。")
轮到他自己,劫躲过去了,劫后头的日子,一天没少。
元成是替班下去的,这个信儿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他正站在井口。腿一软,人就坐在了矸石堆上。
打那天起,他见不得面粉袋立在墙根。
秀兰在缝纫组,人家往她那边的凳子都往下挪。街上有人冲他家门框吐唾沫,吐完就走,不等他出来。
周嫂从前碰见他,兜里揣着煮鸡蛋都要塞给娃一个。打那以后,隔半条街她就拐进胡同,一拐拐了几十年。
最重的一句话,是当街留给他的,家的炕比一井筒子人金贵。
那句话他没接。回家把烟笸箩扣了,半个月没沾烟,人瘦了一圈。
他娘那阵子天天在院里摆一瓢水敬天,敬到冬天水结了冰碴。后来是秀兰接了敬水的活,一接好几年。
矿上乱成一锅粥,开除他的话提了几回,没了下文。罚款倒是一天没少算,旷一天,罚三天,规矩还是那个规矩。
发钱那天他去领,扣完那一笔,手里剩个零头。他转身去了乔会计家,把牌桌上的账当场清了,钱压在算盘底下就走。
镇上人背地里的说法是,这个人的心是煤渣子做的。
多年后我娘才知道,那半个月,他夜里一根一根抽烟,坐到窗户发亮。
元成出殡,他跟在队伍最后头,白布孝帽揣在怀里没敢戴。
队伍拐进坟地,他上了坡,蹲在埂子上,看纸灰落完才回家。
这件事看见的人不少,传出去的一个没有。
复工名单上有他。头一天他跟着下去了。
罐笼往下坠,风灌进耳朵,牙根发麻。他两只手扒着罐沿,指头抠进铁缝里,到了井底车场,蹲在地上起不来。
他扶着巷道帮子缓了半天,自己爬回了罐笼。上井以后他去了矿部,工牌搁在桌上,人出来了。
从那天起他没再下去过。井下少了个人,井口边上多了个小摊。
小卖部是他拿家里的立柜改的,卖手套、电池、烟卷、汽水,入冬添卖烤红薯。
矿上起初不让,井口是重地,四个字就想把他往外推。("四个字" counting again, fix: "矿上起初不让,一句井口是重地,就想把他往外推。架不住歇班的工人爱蹲他摊上,抽他的烟,晒他的太阳,慢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那摊上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赊账行,赌账不行。谁家揭不开锅,本子上记一笔,从来不催。
那本账后来有人还了,有人没还。没还的那几户,他拿铅笔圈了圈,圈完照旧给人家娃抓糖。
上井的人嗓子眼里都是煤面,他摊上常年温着一壶水,谁上来先灌半碗。有回一个小工的钱掉了,他追出去半条坡。
他在摊上从不劝人。下去的钱是现的,不下去的钱是远的,这个理他比谁都懂,劝啥呢。
只有一样,谁该上井的点没上来,他第一个往井口跑。跑得多了,井口的调度都认他,隔着老远就朝他摆手,人上来了。
为啥明知道还要下去,这笔账我们镇上人都会算。
工资按车数结,一车煤多少钱,月底点票子。在底下多守一个钟头,月底饭桌上就多一样荤的。
出事是稀罕事,穷是天天的事。稀罕事摊到自己头上,是一巴掌的概率,天天的事,是顿顿要揭锅的账。
没人觉得自己在拿命换钱,都觉得自己在挣钱。命的事,是井口墙上那张白纸的事。
有个小工蹲在摊上算过,家里那口子等着药钱,南方的工钱是远的,井底下的钱是现的。马占魁没接话,给他碗里的汽水续满,又往他怀里塞了一副手套,账记本子上。
那个小工两年后真去了南方。走之前在摊上放下一卷毛票,把手套的账清了,人朝坡下走,没回头。
蹲摊的日子长了,他的嘴松了。井底下那些老讲究,是他从他爹那里捡来的。
他爹那辈下井,使的还是带火苗的灯。灯苗直溜,人踏实,灯苗发蓝发飘,人就得往外走,那是老辈传下来的一双眼睛。
后来矿灯换了电池的,又亮又稳,啥也不报。灯是好了,报信的那点火苗没了。
井底下的老鼠也一样。老辈人喂老鼠,从来不打。老鼠搬家,人跟着搬,那是井底下最长的一对耳朵。
后来矿上撒了药,老鼠绝了根,报信的也没了。
顶板也有讲究,拿镐敲帮敲顶,声音清脆是实的,发闷就得躲。小工嫌费事,老工人跟在后头一遍一遍地敲,敲出个闷响,拽着人就撤。
这些讲究摊上常有人提起,末了他总有那么一句。
“如今的灯越来越亮,人的眼睛越来越瞎。”
工人听了笑,笑完该下还下。
井底下的气也有名堂。瓦斯的学名是沼气,没色没味,煤在地底下憋了几百万年,放出来的就是它。
闻见臭鸡蛋味,那是跟它一路的硫化氢。闻见了,前头准有它的窝。
它们攒在废巷和采空区里,平时靠风一点点稀释。风机一停,全矿就等于捂住了鼻子。
何茂林那晚摆在牌桌上的,其实就是这个。全矿几百号人的喘气,拴在一副轴承上。这层窗户纸,最后是那声闷响捅破的。
上头检查也有戏码。要来人,头天下午矿上就有信儿,当天不放大炮,巷道里洒水,灯房把好灯全发下去,班中餐添一个咸鸭蛋。
检查的戴着白手套在井口转一圈,本子上一路对勾。人一走,第二天照旧。
何茂林跟我爹碰过一回杯子,杯子磕了一下。
“那个合格证上的字,签下去比铁锨沉。”
那年之后他能推的签字都推了。他后来耳朵背了,你得凑到他跟前,他才能接上你的话。
入冬前井口又出煤了。镇上的集市等着矿上的钱转,矿停一个月,供销社的货架空一截,谁家多买一斤肉,柜台上都看得出来。
死人的儿子顶了死人的名额,井底下缺的位子又满了。汽笛照旧三遍,白纸换了新的一张,日子像井口的冻土,冻实了接着踩。
到了九几年,镇上把矿包给了外来的庞老板。庞老板来的时候坐一辆黑亮的小轿车,皮鞋踩在坡道的煤灰上,一步一个印。
他上任三件事,该省的省,该换的换,产量翻番。安全员换成他小舅子,瓦斯记录本上的数字,今天抄昨天,昨天抄前天,一本子一个笔迹,连墨水的深浅都一样。
矿上花钱有个次序,先设备后安全,安全排在工资后头,工资排在老板的小轿车前头。这不是谁规定的,是账自己排的。
风险也有个去处,谁离井口远,谁的份额就小。庞老板一个月来两回,皮鞋不沾煤灰,井在镇上,人在县城。
过年他给矿工家属发脸盆,盆沿一圈红字,安全为天。周嫂家那只,从来没盛过水。
风机还是那台风机。何茂林当年打的那份报告,换了三个柜子,还压在底儿上。
马占魁的娃叫马立冬,那年刚够招工的岁数,自己偷偷报了名。
榜文贴出来那天,马占魁在榜前头站了半天,回家抄起了顶门杠。
立冬在院里站着,没躲。秀兰扑上去抱住杠子,杠子最后砸在了枣树上,枣树皮掉了一块,那道疤如今还在。
立冬的账摆得明白。矿上一个班顶他爸摆一年摊,姐姐等着出嫁,家里三间房,雨一大就漏。
这些账马占魁全都会算,他这辈子,就是被这些账摁在井口边上的。
他一夜没睡,天亮把小卖部的门板卸了,照常开张。头一个进店的买电池,他找钱的手稳稳当当,找完在柜台里头坐了半晌。
立冬头回下井那天,他在井口蹲到末班。罐笼上来,人一个一个出来,他数到自家那个,把手里攥皱的烟盒展开,抽出一根递过去。
爷俩蹲在摊子后头,一人一根烟,烟烧到指头才掐。
立冬下井那两年,小卖部夜里不关门。末班罐笼不上来,他不躺下。
工人们都知道,占魁的摊子夜里有灯,那盏灯是给井口照着的。
立冬下井的第二年秋天,采面上头的气超了。
报警器是摆设,先觉出来的是几个老工人,鼻子闻见了臭鸡蛋味。
一个班的人撂下家什就往井口跑,胶鞋跑甩了一地。井口一数人头,一个不少。
庞老板的脸比锅底黑,定的名目是擅离岗位,扰乱生产,带头的加罚。罚单一开,一个班一个月白干。
后来那台报警器没再响过。有小工瞧见小舅子蹲在它跟前拿钳子拧过线,这事从井口传到摊上,没人往深里究。
第二天下班,马占魁揣着钱去了矿办,把那个班的罚款全垫了,连他儿子的那份。
他要了收据,一张一张抹平,夹进自家的铁盒里。
铁盒里原本只有一张纸,炕席底下压了十几年的那张罚条,旷工一日,罚三日的款。
如今又添了一沓。罚他不下去的,罚别人往上跑的,一个盒子,装了矿上前后几十年的两种规矩。
账房收钱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没敢多话。他出门的时候天擦黑,井口的灯正好亮起来。
立冬是后来才知道钱是他爹垫的。
那年冬天他把铺盖捆了,跟车去了城里工地。临走爷俩没说话,秀兰往他包里塞了六个煮鸡蛋。
走后托人捎回来一句,井底下挣钱是快,那条道越走越窄,往后的人,别再走一遍。
那天夜里他屋里的灯亮到后半夜,铁盒开了又合,合了又开,隔壁都能听见。
庞老板追责追到机电上,怪何茂林设备没弄利索。何茂林把工具箱锁了,钥匙从门缝塞进办公室,回家给镇上人修电闸去了。
矿上拿高工钱请他回去,他摆摆手,手里的螺丝刀没停。
马占魁还是打牌,一礼拜两三场,只打夜场。
有人当面跟他碰过一句硬的,咋还有心思摸牌。他码牌的手没停,码完把牌一推。
“那晚上的账,还没清。”
没人听懂,也没人再问。秀兰由着他打,谁劝她都不接茬。
只有一样规矩是他自己立的,散了场,他把牌友一个一个送到家门口,自己最后回家。
打了一辈子牌,这条规矩没破过。魏春来走的那年冬天,他送到巷子口,站了半天才回来。
那副牌后来换过三副。乔会计早就散了局,何茂林耳朵背了上不了桌,桌上的脸越来越年轻,他越来越老。
每年那一天,天不亮他就到井口生炉子,那天不进货,不卖货,工人都知道,别去敲他的窗。
炉子着一天,天黑透了,他锁门回家。有一年下大雪,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了一天,没人喝。
还有一件事,是元成的娃考学走那年才传出来的。
当年马占魁还给乔会计的那笔牌账,乔会计转手给元成家娃交了学费。一笔赌债,绕了几年,变成了一叠学费。
乔会计把这事瞒了一辈子,漏出来还是他孙子翻旧账本的时候,看见本子里夹着一张收据,抬头是元成娃的名字。
周嫂家娃考出去之前,到小卖部来过一趟,对着他弯了一下腰。
他伸手去摸糖,手在半道停住,又收回来,摆了摆。
娃临出门丢下一句,俺娘讲了,风筝的骨架她一直收着。
马占魁那天提前半个钟头上了门板。
矿后来又转了制,又换过老板,井架上的漆掉了刷,刷了掉。
镇上的年轻人一茬一茬往外走,留下的人守着排矸山过冬。那座山一年比一年高,烧出来的热,没进过谁家的炕。
有年冬天矸石山自己烧了起来,雪落在上头化成白汽,蓝火苗子白天都看得见。老人讲,那是山里的硫在喘。
小火车的铁轨锈成了暗红色,枕木缝里长出的草,秋天一枯就是一坡。
立冬每年腊月回来,在小卖部的方桌上摆一桌牌,三缺一。他爸不上桌,坐边上看着,看到散场。
矿上的账有几本,立冬有一回在牌桌上提起过。
“矿上的账有三本,一本给上头看,一本给老板看,一本压在最底下,谁也不看。井底下人的命,记在第四本上,那本在老天爷手里。”
满桌年轻的工人没接茬,接着码牌。马占魁坐在边上,把散落的几张牌拾起来,一张一张摆正。
矿是前几年封的,资源枯了,文件下来,井筒灌水泥。
封井那天去了不少老头。我爹也去了,站在排矸山底下,一晌午没挪窝。
水泥车往井筒里灌的时候,何茂林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是一副旧轴承的珠子,主风机上拆的,他留了半辈子。
他把珠子搁在井口的水泥墩子上,按了按,冲操作的人摆摆手,让人灌。
周嫂也来了,挎着篮子,给在场的老头一人分了两个馍。
分到马占魁,她多放了两个。
“他那人,不用请,矿上缺人手,他自己就撞上去了。”
几十年的话,她就给了这一句。
马占魁捧着馍,站在原地。水泥浆子往井筒里灌,咕嘟咕嘟,跟那壶没人喝的水一个动静。
几百米深的嗓子,从此哑了。
回来的路上有人问他,馍咋分的不一样。
“一样的。”
他把多出来的那两个,掰了一个给同路的魏家孙子,一个揣回了家,搁在窗台上,干了。
头年冬天我回去,他那个小卖部门脸还开着,货架空了大半,中间摆一张褪色的方桌。
孙子放寒假回来,他教娃码牌,码一遍教一遍,落牌要轻,不许拍。
娃问落牌为啥要轻。
“井底下有人睡觉。”
娃似懂非懂,接着码他的牌。我坐在炉子边,把全镇人憋了几十年的那句话问了出来,那晚上你要是没去打牌呢。
他从抽屉里摸出那张罚条,纸都脆了,字还认得,旷工一日,罚三日。
他把纸条摁在桌上给我看,又慢慢收回去,压平,锁上。
我忽然想起侯有田退下来那年的一桌酒。两个老头,一碟花生,酒到后半夜,我放学路过赶上了个尾巴。
侯有田那晚交代,他本来想在那名字后头画个迟到,笔尖悬了悬,画了旷工。画完想打发人去家里喊,班前会一乱,忘了。
人这一辈子的岔口,就宽窄这么一下。
马占魁把杯子里的酒干了,给侯有田满上,手很稳。他只回了一句,这笔账算到头,风机不睁眼,本子不会写字。
窗外的风起来了,刮过空了的排矸山,蓝火苗早就熄了,山顶上光秃秃一片。
他抬头关窗,看见我在看他,又看了我一眼。
“城里盖楼的人,安全绳给不给发?”
我张了张嘴,没能答上来。
他坐回桌边,摸起一张牌,扣着,没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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