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庄明远,今年42岁,福建泉州人,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干了八年,职位是运营总监。
我们老板是个土生土长的菲律宾人,姓罗德里格斯,我们都叫他老罗。老罗今年五十四岁,家族做物流起家,三年前杀进电商赛道,生意做得不小。
老罗这个人,能力是有的,魄力也是有的,就是有个毛病——嘴硬。
嘴硬到什么程度呢?凡是聊到中国,他必定要拎出马尼拉来比一比,而且在他嘴里,马尼拉样样都赢。
马尼拉湾的落日赢,SM亚洲商城的体量赢,连马尼拉的堵车,他都说那是“繁华的味道”。
公司三十多个员工,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华人,听老罗说这些话,一般都笑笑,不当真。
但我不一样。我是看着深圳从渔火点点的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我心里有一杆秤。
去年11月的高管会上,老罗喝了一点红酒,红光满面地拍着桌子说:“明远,我听说你私底下总夸深圳,我不服。”
“深圳有什么?不就是楼盖得高一点吗?马尼拉有五百年历史,深圳才多少年?”
“这样,明年公司团建,我亲自带队去深圳!如果深圳比马尼拉强,我在年会上当众向你鞠躬认错。如果不如马尼拉,你以后不许再提中国一个字。”
副总监卡洛斯小声劝他:“老板,团建就是团建,何必呢……”
老罗把手一挥:“要赌就赌得认真,男人说话要算数。”
我心里想,好,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但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不是对深圳没底,是对老罗没底——我太了解这种人,他要想赢,他会赢在嘴上。
今年4月,团队出发了。老罗把行程安排得非常气派:往返商务舱,五星级酒店,说是要让员工“开开眼”。
临上飞机他还在跟我说:“等我们从深圳回来,你就不敢再提深圳了。”
下了飞机是下午四点多,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从舷窗往下看,底下一片望不到边的城市,楼连着楼,绿山插在楼群中间,大海镶在城市的边上。
我旁边的卡洛斯先“哦”了一声。
老罗也凑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只是把安全带扯了扯。
飞机落地,走进宝安机场的航站楼,巨大的白色蜂窝状顶棚,光从六边形的缝隙里洒下来,像下了一场光做的雨。
我们二十六个菲方员工,好些人没出过国,站在那顶棚底下仰着头,嘴巴都忘了合上。
客服姑娘马丽亚拽着我的袖子问:“庄先生,这是机场?不是商场吗?”
我说:“是机场。”
她愣了三秒,说:“我们马尼拉四个航站楼加起来,没有这一个大。”
老罗站在不远处,脸绷着,没接话。
上了车,我特意让司机走深南大道。
八车道的路面笔直得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两边玻璃幕墙映着落日,整个城市像镀了一层金。
老罗看着看着,忽然开口:“明远,这条路修了多久了?”
“这条路1982年就有雏形了,楼跟着路长,四十年,长成这样。”
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手指却在膝盖上轻轻地敲。
那是他在心算的样子。
到酒店安顿好,老罗把我叫到他房间,第一句话是:“明天的行程,加一个地方,我要去华强北。”
他顿了一下又说:“不是旅游那种看。我要看批发档口,看仓库,看你们是怎么把货从一个档口发到全世界的。”
我心里有数了——第一天的团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的考察。
第二天上午,我先带他们上了莲花山。
山顶广场往南看,市民中心、平安金融大厦,一片楼海在阳光下静静铺开,一直铺到香港的山边。
马丽亚举着手机拍全景,拍了半天,说:“拍不下来,镜头太小。”
下山的时候,老罗忽然说了一句:“马尼拉湾的落日,还是比这里好看。”
我笑着说是是是。周围几个菲方员工都憋着笑——谁都听得出来,这话他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下午去华强北,我提前跟做批发的老朋友打了招呼,带他们进了一个真实的档口。
档口八平米,老板娘五十多岁,一边打包一边接电话,旺季一天发三千多单,中东、东南亚、欧洲,哪里有人买发哪里。
老罗在档口里站了半个小时,一句话没说,就是看。
临走的时候,他回头对我说了一句,声音不大:
“在马尼拉,我雇四十个人,做不到她八平米的量。”
第三天上午,路过深圳湾,正遇上无人机外卖起飞,一架小飞机驮着两杯奶茶嗡的一声飞走了。
菲方员工们炸了锅,二十几个人追着拍视频。
卡洛斯喃喃地说:“在我们那里,一杯奶茶两个小时才送到,还未必是你点的那一杯。”
中午吃饭,老罗忽然说:“下午的行程改一下,我要去你们的政务大厅。”
“我要看你们办一个营业执照,到底要几天,要塞多少钱,要跑几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话问得太内行了,问到了做企业的人最疼的地方。
在马尼拉办一张营业许可证,盖二十几个章,正常时间是几个月。而“正常流程”这四个字,在马尼拉的生意场上,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福田区行政服务大厅里,窗口的年轻姑娘一听是菲律宾企业来考察,直接把《外商投资指引》给了我们,然后说:“资料齐全,营业执照三个工作日出证,全程网上办,不需要任何中间人。”
老罗追问:“任何中间人都不需要?”
姑娘笑了:“不需要。流程之外的钱,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说法。”
出来的时候,老罗在大厅门口站住,对我说:“我在马尼拉办物流牌照,花了八个月,中间递出去多少信封,你知道的。”
“这个地方,八个月的事,三天。”
他抬手指了指门楣上“高效便民”四个字,慢慢地说:“不是这三天速度快,是这三天后面,有一套让人没法伸手的东西。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天晚上回酒店,大巴上安静得反常。
马丽亚后来跟我说:“庄先生,我今天想的是,我儿子将来应该在哪里读书、在哪里做事。”
第四天,我们去了盐田港。
老罗本身就是做物流的,他在观景台上站了整整四十分钟,看桥吊把集装箱拎上无人驾驶的集卡,集卡自己拐弯、自己避让、自己排队进堆场。
他问港区工作人员:“一条船从报关到卸完,要几天?”
对方客气地笑笑:“看船型,一般船,十几个小时。”
老罗不再问了。他在马尼拉港,这个数字是四天。货在船上多趴一小时,都是钱。
卡洛斯悄悄跟我说:“老板从今天早上开始,一句话都没提马尼拉。”
第三天晚上,还出了一个小插曲,成了整趟行程的转折点。
菲方员工本尼,晚上出去吃夜宵,把钱包丢在大排档了,里面有现金和证件,第二天一早全团要飞回国。
我们摸黑回到那家店,老板娘一听情况,说:“你们先坐下,别急。”她帮着报了备,又给社区警务室打了电话。
十五分钟后,巡逻民警骑电动车过来,调了店里的摄像头,五分钟就锁定了:钱包被邻桌客人不小心扫进了收桌布的桶里,店里已经收着了。
钱包原封不动,四千多块现金,一张不少。
本尼捧着钱包,手都在抖,掏出钱要感谢,老板娘把手推回去:“东西是你的,拿好就行,明天要坐飞机吧,早点回去休息。”
本尼回来之后,在车上红着眼睛对全团说:“我今晚要是丢在马尼拉,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了。这个城市连一个卖烧烤的女人,都觉得帮你找回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庄先生说的那个词,‘城市的精气神’,不在楼里,在人身上。”
大巴车上,掌声响了很久。老罗坐在第一排,没有回头。
第五天早上七点,老罗敲开了我的房门,手里拿着一沓纸,是他连夜手写的英文备忘录,题目是:《马尼拉需要向深圳学习的十二件事》。
第一条是行政效率,第二条是物流成本,最后一条,他的笔锋都透到了下一页:
“一个城市最值钱的,不是楼,不是路,是让每一个普通人相信,规则会保护他。”
我看完,把纸递还给他,说:“老罗,这份东西,比我们公司去年的年报值钱。”
他摆摆手,忽然又恢复了倔脾气:“但是!马尼拉的落日,还是比深圳好看。”
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们都听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变了。四天前,这句话是盾牌;四天后,这句话是台阶。
告别午餐上,老罗端着杯子站起来说:“我打赌输了。但我一点都不难过,这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一次团建。”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比马尼拉强的城市,而是一群人用四十年证明了一件事——普通人守规矩的地方,会让所有人变富;让所有人变富的地方,会让规矩更牢。”
他把手伸给我:“鞠躬就免了,我给你握个手。”
送机那天,马丽亚在安检口回头对我说:“庄先生,我下决心了,让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来中国读大学。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眼睛里都有光。”
飞机起飞之后,老罗给我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谢谢你四天没有说一句‘你看,我早就说过’。你赢了赌局,但你赢得让人舒服。”
我回他:“是深圳教我的。这座城市赢过很多次,但它从来不嘲笑输的人,它只是站在那里,让输的人自己走过去看。”
回程的车上,我想了很多,讲给屏幕前的你听。
第一,最快的进步,是从“我不服”开始的。
老罗如果一直服,他不会来深圳;他如果不来,到死都以为马尼拉赢定了。“不服”不丢人,把“不服”捂在耳朵里当棉被盖,才丢人。
敢跟最强的比,比完了敢认,认完了敢学,这三步走下来,没有追不上的距离。
第二,眼见为实这四个字,比想象的贵重得多。
现在算法天天喂给你想看的东西,你听到的赞美,常常是自己嗓音的回声。
老罗在马尼拉听了三十年“我们这里也很好”,五天时间,全部推倒重来。不是深圳的楼压倒了他,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了“规则”两个字长什么样。
别在信息茧房里下结论,有条件就去看,没条件就多听见过的人讲。
第三,一个地方的强弱,最后都落在普通人身上。
最打动那些菲律宾员工的,不是平安大厦的高度,是窗口里那个说“没有中间人”的姑娘,是分文不收的大排档老板娘,是每一个眼里有光的年轻人。
楼是给外人看的,人是自己人过的。
第四,真正的赢,是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还愿意跟着你跑。
我赌赢了老罗,但五天里没说过一句炫耀的话。因为跟他赌这一局,不是为了让他难堪,是为了让他看见。
深圳这四十多年就是这个态度:我在这儿,你随时来看,看完了想学,我把门开着。不炫耀,不设防,不关门。
现在,老罗已经把深圳的仓储管理系统搬回了马尼拉,年会上当众念完了那份十二页的备忘录,最后加了一句他自己写的结论:
“我们不是要变成深圳,我们是要像深圳一样,先把自己家的规矩立起来。”
最后我想对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你说:
别急着下结论,先去看;看完了别嘴硬,认了就学;学的时候别贪快,把规矩立在前面。
一个人如此,一个城市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眼见为实,心中有秤,脚下有路。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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