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天,我退伍回到安徽淮北,进了矿上最偏的一家修配厂。那时我刚满二十三岁,妻子周梅在供销社上班,女儿还不到一岁。家里人常说,我当兵八年,转业后总算有了份正式工作。我也这么想。
那天下午,厂里开会,桌上放着一张人员安置表。我看见同批进厂的人名字旁都写着新单位,只有我那一栏空着。厂长把笔帽扣上,说:“改制后留下来的就你一个,老陈,设备和库房得有人看。”
我盯着那张表,没问为什么。几年前同事陆续调走时,我还以为自己只是暂时没排上。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所谓“暂时”,已经拖成了十几年。
我叫陈守义,今年六十多岁。后来我在修配厂干到退休,周梅也早早办了内退。如今讲这段事,不是想说谁欠我一个交代,只是那张空着的安置表,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1983年退伍。部队里我是汽车修理兵,回来后,区里按专业把我分到矿区修配厂。厂子不大,离家十几里,主要修矿车、皮带机和井下用的零件。厂房漏雨,冬天手套沾了油,冻得发硬。有人背后管它叫“最差单位”,我也听见过。
刚进去时,我不觉得苦。军队里修车,半夜起床是常事,到了厂里至少能按时回家。周梅在供销社,工资不高,但两个人都有工作,日子能算得过来。我们租住在一间老房子里,窗台上放着搪瓷缸,女儿睡在床边的小木床上。我每月把工资交给周梅,她记账,买米、交房租,剩下的钱攒着换辆自行车。
厂里的活不算轻。我熟悉机器,坏了的传动轴、裂开的焊口,工友叫我去看,我大多能接下来。有人调去矿机厂,有人去了设备科,还有人考了技校,回来进了管理岗位。每次听说谁要走,我都说:“挺好,出去能学点新的。”
我没走,不全是因为没人要。
1987年,厂里有过一次内部调整,车间主任问我愿不愿去外地的矿山安装队。那地方常年在外,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我女儿那年刚上幼儿园,周梅一个人照看不过来,我就推了。后来又有一次,区里的技工培训班点名让我去,名额只有一个星期内确认。周梅那阵子母亲摔伤,得有人跑医院,我把名额让给了另一个工友。
这些事没人逼我。每次都是我自己说“先算了”,也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九十年代初,矿区开始调整企业。隔壁几个厂合并、分流,修配厂的人心也散了。熟悉的同事一个接一个办手续走人。有的转到矿上的机修车间,有的去了供销系统,还有人拿了补偿金回家做生意。我帮他们把工具清点好,有时还送到厂门口。
我以为轮到自己只是早晚的事。那几年我也问过两次。一次,厂办公室说名单还没下来;另一次,领导说我岗位特殊,等下一批一起安排。
后来才发现,厂里缺的不是一个能调走的人,而是一个能把最后那摊事守住的人。
改制前一年,厂里已经没几个人了。库房钥匙在我手里,机器哪台能用、哪台缺零件,只有我清楚。厂长常叫我“先顶一下”:老车床坏了,我修;库房账目对不上,我查;外面来人要设备清单,我陪着一项项核。临时工走后,地面上的废铁也是我和门卫一起归拢的。
那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回家晚。周梅问我:“你们厂到底怎么安排?别人都走了,怎么还让你顶着?”
我说:“估计快了。厂里总不能把我一个人撂这儿。”
她没接话,只把饭菜放回锅里热。那时我觉得她是在担心我辛苦。现在想想,她可能也看出来了,只是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把最坏的可能说出口。
1983年退伍,到那张安置表摆到我面前,已经十多年。散会后我去找厂长,问他:“别人都安排了,为什么就我留下?”
他把一摞设备资料推给我,说:“厂子还没完全交接,得有人把账、设备和库房看好。你熟悉情况,等交完再说。”
“交完以后呢?”
他停了一下:“到时再研究。”
我没跟他吵。可我从办公室出来时,手里还拿着那串库房钥匙。钥匙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地响,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串铁环拴住了。
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周梅。她正在给女儿缝校服,听完把针放在桌上,问我:“你还准备等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也不知道。现在走,工作怎么办?我这把年纪,去哪里找单位?”
她没劝我辞职,只说:“你把厂里要你做的事写下来,也把他们答应安排你的话写下来。别只听一句‘以后再说’。”
第二天,我拿了本旧账簿,把自己负责的设备、库存和交接事项列成清单。不是为了和谁斗气,是我怕最后说不清。账簿里有不少旧设备已经报废,零件也缺。我让库房管理员和我一起盘点,每一项都写数量、状态,双方签字。厂里让我继续看着,我就照做,但不再把“临时帮忙”当成正式安排。
一个月后,改制办公室的人来厂里核资产。我把账簿递给他们,也问自己的安置手续。对方翻了几页,说我的名字在职工名册上,但安置方案还没有单独列明。他们让我先把设备交接完,再去劳动人事部门登记。
这话听着还是含糊,我就去问了劳动人事部门。跑了几趟,才弄清楚:我不是没资格安置,而是厂里的材料里把我列为留守人员,手续要等资产交接完成后才能办。之前没人把这层意思说透,我也一直以为只要把活干好,单位自然会管我的去向。
事情不算有多复杂,却让我心里凉了一截。我不是被正式通知留下,也不是被正式安排调走,只是一直有人对我说“再等一等”。
我重新回到厂里,去找厂长。这一次,我把登记材料和自己做的设备清单都放在桌上。
我说:“设备交接,我会做完。但我得知道,交完以后我的手续谁负责,什么时候办。”
厂长说,厂里也有难处,改制时间紧,资产没核完,没人手。他不是故意拖我,只是顾着先把厂子收尾。我相信这话有一部分是真的。厂里那阵子确实乱,账目、设备和欠款都堆在一起。但这不代表我就该一直没有期限地等。
我告诉他:“你们有难处,我可以帮着交接。可我不能只听‘以后再说’。我把该交的东西做完,手续得有人接过去。”
那天谈完,他没给我一个确定日期,只答应把情况写进会议记录。我回家后,把这件事也告诉了周梅。她说:“至少这回不是你一个人闷着等了。”
我用了三个月把设备和库房交清。每台机器我都标了状态,能用的、待修的、报废的分开登记。钥匙交出去时,我和接手的资产管理员当面核了库房。那张清单我们各留了一份,日期和签字都在上面。
手续办得不算快,但我没有再回去替厂里无偿顶着。厂里偶尔有人打电话问一台老机器怎么启动,我能回答的就说清楚,涉及重新看管和维修,我让他们按规定联系接手单位。之前有些工友觉得我变得“讲规矩”,我也没解释太多。该帮的我帮过,接下来该由谁负责,就不能再靠我一个人扛。
后来,我转入矿区的后勤维修岗位,工作比原来轻些,工资也没高多少,但去向终于落在纸面上。那几年我常想,如果当初那几次机会我都抓住了,会不会走得不一样。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家里需要人时,我做了我认为该做的选择;可选择之后留下的损失,也是真的。
同事都调走后,我成了厂里唯一留下的人。说到底,不只是因为我能修机器,也因为我一次次把自己的事放到了“等一等”后面。后来我才学会,能帮忙是一回事,自己的安排也得有人负责;如果没人替你把话说清楚,你就要自己问到底。
这件事让我记住三点。第一,愿意承担责任,不等于必须无限期等下去。第二,单位的口头承诺要落实到手续和期限上,靠猜没有用。第三,家庭和工作之间确实需要取舍,但做了取舍,也要看清自己付出的是什么。
有时我还会翻到那本旧账簿。最后一页是库房交接单,几把钥匙下面写着日期和双方的名字。看到那行字,我就知道,那一次,我没有再把“以后再说”当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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