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沛泽(云南财经大学法政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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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面对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两极化”归责方案通过对帮助行为自身法益侵害性的类型划分,形成了帮助行为独立入罪与从属入罪的不同标准。类型化思维下的归责方案不仅有违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立场,还会面临判断标准模糊、结论摇摆不定的指摘。通过生成路径、共犯标准与行为构造三个维度的检验可以发现,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具有整体性特征,须采取一种统一且普适的归责路径。对此,应立足于正犯化帮助行为的共犯性特征,选择纯粹惹起说作为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处罚依据,并构建出“原则上将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作为帮助行为的处罚始点、例外地承认帮助者从属于被帮助者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行为”的二元归责方案。
关键词:帮助行为正犯化;共犯从属性;共犯的处罚依据;犯罪预备
目次 一、“两极化”归责思路的弊端及反思 二、帮助行为正犯化归责体系的建构基点 三、帮助行为归责中实行从属向预备从属的松绑 四、“原则—例外”二元归责模式的提出
一
“两极化”归责思路的弊端及反思
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是我国刑法分则中较为特殊的罪刑规范。所谓帮助行为正犯化,是指刑法将原本属于其他犯罪的帮助行为予以构成要件化,并设置了独立的处罚原则。无论是学界抑或是实务界,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归责模式都未形成明确的共识。形成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界普遍是以帮助行为的不法特征作为归责路径的构建基石。若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显著,则此种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就具备了典型的“单独正犯”特征,自然不需要适用共同犯罪的刑事法理(例如针对恐怖活动的帮助);若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较为稀薄或轻微,则此类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不法评价则无异于传统的共犯行为,仍需受到共犯从属性的约束(例如针对网络犯罪的帮助)。在这种思考模式下,我国部分学者采取了实质共犯论的归责进路,即将全部既存于刑法分则的帮助行为视为实质正犯,并使其完全地摆脱对关联犯罪成立及罪量的依赖。然而,赋予帮助行为独立可罚性的做法不仅与我国的刑法规定、司法解释相扞格,同时在学界仍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正当性存疑之际,此种做法也容易致使帮助行为处罚范围的非理性扩张。相比于实质共犯论的归责模式,学界的主流解决方案则对类型化的思维方式青睐有加,即将帮助行为自身的不法内容划分成具有刑事可罚性的抽象危险与仅属于一般共犯的间接危险,并根据这种层级特征进行了两极化或三分法的归责路径。举例而言,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或帮助恐怖活动罪等不法内容严重的犯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不法内容较轻的犯罪构成了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两极。前者的成立根本不需要考虑被帮助者的行为样态,而后者的成立必须以被帮助者着手犯罪为必要条件,某些具体危险犯诸如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成立则需要根据法益侵害的程度进行具体的判断。
“两极化”的归责模式虽然为司法适用提供了较为细致的裁判思路与实践规则,然而这种看似精细的解决方案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一方面,“两极化”的解决方案是在承认了所有的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实行行为在本质上是属于共犯行为之后,继而采用了“重要作用说”“犯罪支配说”等实质的正犯标准。但在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主犯—从犯”与“正犯—共犯”的双层区分制度下,正犯实质化思潮大行其道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立法情况的吊诡现象。基于刑法规定,分则帮助行为自身的危害性判断与其是共犯抑或正犯的类型划分并无必然关联,学界用不法内容的程度来区分帮助行为归责路径的不同做法在论证根基上并不牢靠。另一方面,虽然“两极化”的归责模式一直强调自己是法益保护原则的忠实践行者,但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却与法益保护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如甲多次主动向恐怖分子汇款,可恐怖分子始终不为所动,甚至觉得这种一厢情愿的帮助完全多此一举。对此难以认为甲具备了处罚上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在注重帮助行为不法内容的类型化思维下,学界目前的众多解决方案仍无法做到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即控制处罚边界的真正平衡,由来已久的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归责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再一次摆在了学界眼前。
二
帮助行为正犯化归责体系的建构基点
学界对帮助行为正犯化归责模式的主流方案体现出了典型的类型化特征,由此必然会针对不同罪名形成不同的归责路径。虽然类型的边界是不确定且流动的,但各个类型的实质内核或特征一定是可以被清晰地加以辨认,否则便无法形成事物之间的划分标准。由此必须先行追问的是,帮助行为正犯化究竟是形同实异的个罪规范结合还是具备相同本质内涵的统一体。只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准确回答之后方可选择后续的归责原理与方案。
(一)不同的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具备统一的实质内涵
既有研究表明,学界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理论共识仅停留在了用语表述与立法事实的层面,并没有将其作为统领散落于刑法分则不同条文的上位概念。然而,若站在生成路径、共犯标准与行为构造这三个维度进行反复检验的话,就可以发现不同的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其实具备了统一的实体内容。
首先,帮助行为正犯化将原本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共犯行为予以构成要件化并配置了独立的处罚原则。此种立法技术表明了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共享着同样的生成路径与机制。与此相对的是,刑法分则中还存在另一类帮助型犯罪。例如针对事后帮助行为的入罪化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帮助行为的入罪化,典型的罪名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与容留他人吸毒罪等。通过对比两类不同的帮助型犯罪可知,后者在借助立法工具予以规定之前并不能被评价为共犯意义上的帮助行为,其更不属于犯罪行为;而前者原本就是共犯所实行的帮助行为,即使没有分则条文的明确规定,也应该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罚。因此,从立法事实背后的技术路线出发,根本无法得出对严重犯罪的帮助与对轻微犯罪的帮助从本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结论。
其次,若遵循前文所主张的形式客观说,共犯行为的类型确立并不涉及针对法益侵害的大小以及对犯罪成立的实质贡献程度。这是因为危险性与贡献程度的认定充其量只是说明处罚共犯行为的一个立法理由而已,并不能将其作为共犯正犯化规定类型化的标准与依据。例如我们根本无法轻易地回答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技术支持行为与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资助行为二者的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孰轻孰重。同时,外部的事实特征也无法作为对帮助行为进行区别评价的实质理由。尽管网络犯罪中的常见模式是,以某种服务提供者为中心向外辐射,网络共犯行为同时或连续与大量的用户(实际正犯)发生关联,形成了一种“一对多”的独特犯罪参与结构,但“一对多”或“多对多”的常见特点并非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专属标签或硬性要求。换言之,即使是传统犯罪(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的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也可以存在“一对多”或“多对多”的情形。
最后,所有被正犯化的帮助行为都满足“明知+帮助”的基本构造。就主观而言,尽管不能要求相关帮助者的明知范围与一般共犯的明知范围基本一致,但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的行为人还是既需要明确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也必须预先认识到正犯的存在,同时还要意识到自己所实施的帮助行为使得正犯行为的实行更加容易。从客观讲,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的实行行为与狭义的共犯行为基本吻合,甚至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下,前者的行为范围还要小于后者。这种重叠或包含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巧合,而正是帮助型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共犯性特征的实质归结。否则的话,分则帮助犯便无论如何都不能以关联犯罪的共犯进行认定与处罚,且在例外的情况下(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法定刑畸轻或畸重时)极易陷入罪刑失衡的困境。
(二)归责路径建构的基础法理:纯粹惹起说的提倡
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独特构造使其不能简单地按照单独正犯进行处理。一方面,刑法将部分犯罪的帮助行为予以挑选并类型化为具体的分则条文,无论是基于何种理由都说明了这类帮助行为的犯罪性得到了立法者的肯认,对此不能再认为此类帮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必须严格依赖于被帮助者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仅凭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法益侵害性无法满足处罚的必要性,对此必须重视其共犯的本质特征,并选择恰当的共犯处罚依据作为构建归责路径的基础法理。
1.纯粹惹起说自身合理性的证成
“违法绝对连带”观点的式微引致了修正惹起说的理论阑珊与混合惹起说的高歌猛进。在后者逐步成为我国学界通说之际,因果共犯论中的另一观点——纯粹惹起说——却处于被选择性忽视的尴尬境地。因果共犯论的内核在于坚持对法益侵害的确认,混合惹起说的优势在于承认违法的相对性。但就这两点而言,纯粹惹起说的优越性更为显著。
一方面,存在法益侵害事实并不必然宣告不法。例如正当防卫阻却违法的有力根据是基于法益衡量。这就从侧面说明了,正当防卫虽然属合法行为,却不意味着其没有造成任何法益侵害的结果,否则法益衡量就无从谈起。学界将法益侵害与不法结果予以等置的原因很有可能源自于在构成要件违法评价机能下所形成的“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的这一固化思维。更加吊诡的是,混合惹起说一边赋予了共犯自身固有的法益侵害性,另一边却又坚持正犯的合法行为可以直接越过共犯法益侵害的判断而宣告其合法。这种结论其实已经和因果共犯论所引以为傲的法益保护的实质理念相去甚远了。对此,应当首先承认法益侵害性是一种事实判断,在此基础之上继而认为共犯对正犯的依存是一种事实层面上的依赖关系,而不能不加论证地认为这种事实的依存性就是法的依存性。
另一方面,相比于修正惹起说,混合惹起说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承认了违法的相对性。但后者眼中的违法相对性判断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的判断,因为正犯错误侵犯的法益对于共犯而言也受刑法保护仅是一种非常例外的情况。这从根本上就无法为共犯固有的不法内容提供正面的说明依据。同时,无论是强调违法的绝对连带,还是违法相对性的消极判断,它们的合理性都只能建立在正犯的不法程度高于共犯的不法程度这一基础之上,由此正犯的不法才能及于共犯。可是在形式客观说下,正犯与共犯仅仅是构成要件层面的区别,与不法内容并无直接关联。共犯正犯化的法治实践也表明了,共犯的不法程度是完全可能高于正犯的(例如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甚至某些正犯所实施的仅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连基本的刑事违法性都不能满足。这不禁让人疑问:违法程度较低或没有刑事违法性的正犯怎么可以连带于不法内容严重的共犯?由此可见,违法相对性的判断就不应该是一种消极的判断,而应该是积极与独立的判断。
由此可见,由于纯粹惹起说认为之所以处罚共犯,是因为共犯自身侵犯了法益,共犯者对自己的不法和自己的责任承担责任,其在法益保护的立场与违法相对性的判断上具有更为显著的优势。也正因如此,在我国部分学者的推动下纯粹惹起说逐渐成了一种较为有力的学说。
2.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坚持纯粹惹起说的必要性
在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必须坚持纯粹惹起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些帮助行为必须借助于被帮助者才可产生刑法上可罚的侵害或危险,但立法者之所以将其构成要件化,首要的着眼点便是这些帮助行为本身就具备了正常社会生活中所不允许的不法内容。换言之,相比于传统的共犯而言,被正犯化的共犯行为所固有的不法构成了刑事制裁的主要依据。这种观点也可以正确地回答为什么刑法在原本无边无际的帮助行为中仅挑选几种特别的行为类型予以正犯化。
例如,在接受帮助者的行为仅符合构成要件而不具备刑事违法性时,刑法依然肯定了共犯的可罚性。这在网络犯罪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一方面,立足于实定法规范,《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的,构成犯罪。虽然学界对此处的“违法犯罪”是否能够包括刑法分则以外的或无法充足刑事违法性的违法行为存在疑问,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文义解释的基本方法,还是应当将违法犯罪活动拆解为“违法活动”和“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尽管接受信息技术的被帮助者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但人民法院都对帮助者进行了入罪处理。若采取混合惹起说或修正惹起说的观点,违法连带的传统思考路径必然会制造网络共犯行为的归责障碍,且与因果共犯论违法的独立判断不相协调。
除此之外,在帮助行为具备抽象危险时,纯粹惹起说依然可以得到适用。这是因为在此种场合下,帮助犯的不法判断无法依赖于被帮助者的不法内容。也许有人认为,这本就属于“帮助行为的绝对正犯化”。但如前所述,由于这类犯罪行为本身的抽象危险并不能作为全部的处罚依据以及这类犯罪行为的基本构造体现了共犯特征,因此同样需要将其放在共同犯罪的评价体系中。被帮助者自身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不法性,但在被帮助者尚未着手实施犯罪之时,被帮助者与帮助者之间不法程度的差距却过于悬殊,使被帮助者与帮助者之间违法连带的推导变得极为困难。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罪名才彻底不在共犯论的语境中讨论。其实,所谓帮助行为的绝对正犯化只是固守混合惹起说、实行从属性等传统理论下的无奈之举。例如刑法显然不能等到恐怖分子着手实施了犯罪活动之后才可以处罚资助人,但也不能认为恐怖分子即使无动于衷,甚至不想犯罪、不愿犯罪,资助者也具备了可罚性。因此在纯粹惹起说的视角下,依然要承认帮助行为需要介入被帮助者才能对法益产生紧迫的、现实的危险。只不过帮助行为所依赖的不一定是被帮助者的实行行为。只有将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不法内容脱钩处理,才能理顺帮助行为较高法定刑与严重不法程度的逻辑关系,也能合理地控制与限缩处罚边界的不断扩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普遍以纯粹惹起说会破坏构成要件定型性为由对其发起诘难。对此,对纯粹惹起说的改良与修正就势在必行,例如有学者认为共犯的处罚依据在于,共犯在教唆故意、帮助故意的支配下,通过正犯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实现了自己对法益的侵害。换言之,共犯虽然要在不法内容上进行独立判断,但在形式上还是应当从属于正犯符合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这种改良的纯粹惹起说是在传统的共犯命题下,通过对正犯构成要件行为的从属来维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共犯正犯化规定下,纯粹惹起说并不需要通过形式上的改良就可以瓦解学界对其的批判。这是因为,共犯正犯化规定中的帮助行为本身就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构成要件,即使构成要件的内容并非完全满足了明确性等实质性要求,但由于其具备了形式上的正当性而并不会从根本上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进言之,立足于共犯正犯化规定独立的构成要件去判断其自身的法益侵害性不仅在逻辑上贯通无阻,也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维护与贯彻。
三
帮助行为归责中实行从属向预备从属的松绑
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对所有形式预备犯原则上予以处罚的普遍处罚原则,这与域外对预备犯不予处罚与个别处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由于预备犯形式判断的标准不明与实质判断的危害薄弱,导致了《刑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事实上处于长时间、大范围、普遍性地被虚置状态。正因如此,学界基本无人赞同将正犯的预备行为作为共犯行为的处罚始点。但若深入思考就能发现,形成上述局面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应单纯归结于预备行为外观上的难以定型,这是因为刑法分则中的大量行为例如杀人、伤害等行为也缺乏较为明确的定型性,所以学界更多的顾虑其实是聚焦于预备行为本身的危害性薄弱这一点。但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具有不同于一般共犯的特殊性,由于帮助行为本身业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不法内涵,若仍坚持通过实行从属性的约束来限制帮助行为的成立无疑会造成帮助行为构成要件实行行为性的弱化与实定法上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虚置。因此,即使实行从属性说没有争议地占据了通说地位,但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刑法适用中也需要对其进一步地松绑,即被正犯化的帮助行为的可罚性需要以被帮助者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预备阶段)为必要。
首先,预备行为并非不具有实行行为性。无论立足于何种形式的实行行为概念,均是以行为所具备的刑事可评价危险和实害结果的具体化标准为基础的。刑法既然规定了处罚犯罪预备,就必然附带了刑法上的否定价值评价,只不过不同的预备行为在不法程度上存在差异,不然实质预备犯的规定就全无必要。在所有犯罪都存在犯罪预备的前提下,预备行为便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此处需要解决的任务只是判断预备行为的可罚性(危害性)。日本的刑法学界已普遍肯定了刑法分则中的预备罪是包含实行行为与正犯观念的,这种观点就是建立在对实行行为的宽松理解之上。
退一步讲,即使否认了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性,也并不代表其不能成为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归责起点。这主要在于实行从属性说只关注事实问题,即教唆者、帮助者构成犯罪未遂、既遂,必须存在一个直接去侵害法益的主行为。若站在事实维度上,这种“主行为”没有理由一定要限于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被帮助者、被教唆者的预备行为也完全可以作为“主行为”而存在。这是因为,预备行为具有事实层面的客观属性,其是一种在现实中可以被经验与被感知、在客观上可以被查证的事实状态。
其次,在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定中,坚持帮助行为的成立至少需要被帮助者实施了预备行为或达至预备阶段的观点既符合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旨趣,又维持了刑法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刑法之所以将帮助行为予以构成要件化,部分就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而意图实现处罚的扩张,对此就不能等到被帮助者着手实行犯罪才急促介入。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是刑法客观主义的根基,若在被帮助者或是无动于衷,或是仅作出了犯意表示,或是不想犯罪甚至抵触犯罪的场合,仍要处罚帮助行为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刑罚扩张。对此,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就可以作为二者之间的平衡点。预备行为具有在惯性上发展至实害结果的法益侵害性。这种相对缓和的法益侵害特质从本质上既和作为未遂标志的实行行为具有内在一致性,又有区别于实行行为的早期性与预防必要性的典型特征。
同时,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预备行为从属性并不会滑向共犯独立性说的阵营。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被帮助者或被教唆者尚未着手犯罪并没有使得法益受到具体的、紧迫的危险,但尚未着手犯罪的范围在行为阶段的时间线上过于宽广,行为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都属于尚未着手犯罪。然而,二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不言自明,将二者笼统地用尚未着手犯罪进行概括并不合理。其实,若仅从实行从属性说对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界分机能出发,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贯彻共犯从属性而做出“共犯行为对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之从属”这样严格的理解。这是因为共犯独立性的实质内核在于共犯之成立,并不以正犯者着手于犯罪之实行(或正犯之实行行为)为必要。共犯独立性说的着眼点是共犯本身的完整的违法性、犯罪性甚至可罚性,在正犯完全没有实施任何法益侵害行为时对共犯进行处罚才是其典型标志。而在将尚未着手一分为行为人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预备的场合下,应将后者归入共犯从属性说的阵营。
最后,在网络共犯的认定中,针对帮助了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直接行为人的情形,我国不少学者都主张应采取最小从属性说来实现对帮助者的刑事归责。一方面,预备行为处于构成要件行为的前阶段,行为人只有先实施了预备行为才能继而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完全可以是不具备实质违法性的行为甚至是合法行为,但预备行为却一定是具备了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是否值得处罚则另当别论)。若坚持最小从属性说却否认共犯对正犯预备行为的从属并不自然。例如乙欲实施电信诈骗,甲有偿地向乙提供了钓鱼网站的链接,在乙仅诈骗被害人100元的情况下,根据最小从属性说的观点,甲可以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若乙为了骗取数额特别巨大财产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对此甲为其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事后查证乙诈骗的预备行为是值得科处刑罚的。此时若认为甲不成立犯罪则与前述案例的处理结果难以协调。为什么针对没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的帮助可以成立犯罪,但针对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行为的帮助就无法入罪处理了呢?对此,恐怕只有承认共犯能够从属于正犯的预备行为方可化解此种悖境。
四
“原则—例外”二元归责模式的提出
(一)原则上应将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作为帮助行为的处罚始点
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的归责方案原则上应坚持如下思路:首先在处罚依据的问题上选择纯粹惹起说作为归责的基础法理,认为帮助行为的不法程度是自身的独立判断,这就使得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中的帮助行为不再受帮助对象不法内容的强制性约束,凸显了刑法分则个罪结构的独立价值并契合了个罪中“情节严重”等罪量要件的实际规定。在此基础之上,应将共犯从属性中的实行行为予以适度松绑,认为被帮助者实施了预备行为之际,就可以对帮助行为进行刑事上的处罚。因此,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客观主义视野下针对法益的保护以及对公民自由与人权的保障才能达成协调与统一。
1.刑法文义的形式要求
将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作为帮助行为的处罚始点在我国刑法的实际规定中有所体现。例如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规定了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资助他人实施《刑法》第一百〇二至第一百〇五条犯罪的,构成本罪。被资助者“实施”的相应犯罪应具有相对明确的时间范围。学界一般认为,只有被资助者即将实施、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相关行为才能满足此罪的构成要件要求。对被资助者“即将实施犯罪”的理解不宜延展至预备行为之前。这是因为,如果将犯意的产生等单纯的意思表示或不具有刑法意义的非具体、非现实的犯罪构想也认定为“即将犯罪”,不仅有违刑法中的文义解释规则,也无疑背离了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同时从刑事诉讼证明的角度出发,也必须将被资助者实施犯罪的行为限定在客观可查明的事实状态之下。
又如在帮助恐怖活动罪中,帮助行为的对象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与恐怖活动培训。张明楷教授在其第五版的教科书中曾将预谋实施、准备实施和实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都认定为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而在第六版的教科书中却删除了预谋实施的类型。本文认为将准备实施作为行为始点具有合理性。但即使将预谋实施的个人也纳入至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范畴之中,也应该将预谋实施理解为准备实施的类型之一,诸如商议、制定犯罪计划的这种犯罪预备行为,而不能将类似于为了实施恐怖活动而打工挣钱的行为也囊括其中。
需要追问的是,根据法条表述,行为人似乎只要帮助了恐怖活动组织就可构成犯罪而不需要恐怖活动组织在客观上实施任何行为。然而,除此之外尚存在其他的解释方法与结论。一方面,根据我国学者高铭暄教授的观点,恐怖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以长期组织一种或多种恐怖犯罪活动为目的的犯罪组织,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可以看出,恐怖组织一旦成型就实质性地具备了刑法上可罚的危险,因此恐怖组织的存续就能够解释为一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另一方面,根据刑法解释方法中的体系解释与当然解释,危害更为严重法益(国家安全)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尚且需要被帮助者至少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那么在侵犯相对较轻法益(公共安全)的帮助恐怖活动罪中也需要从解释论上得出被帮助者预备行为的存在为实施恐怖活动个人提供武器、刀具这种危险性极大、严重违反规范的帮助行为,是不是就不需要被帮助者至少实施了预备行为呢?其实,在上述场合中,也不宜对帮助者直接按照帮助行为正犯化规定进行处罚。理由有二:第一,尽管提供武器、刀具的行为值得规制,但在行政法规与刑法其他规范对上述帮助行为规定了具体制裁措施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对上述行为科处如此严厉的刑罚。第二,同样是制造、运输、储存武器、刀具等行为,若行为人自己准备实施恐怖活动,则构成《刑法》第一百二十条之二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这种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显然比为没有进入到预备阶段的个人提供武器或刀具更为严重,但在两者法定刑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认为后者构成犯罪从而赋予其和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严厉相等的刑罚后果,结论并不协调。
2.法益保护的实质要求
将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作为帮助行为的处罚始点是真正立足于法益保护基本立场的做法。例如在网络犯罪中,我国部分学者要么认为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必须受制于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原理,要么认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规定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总的来说,上述观点都认为帮助犯的成立至少要求被帮助者着手实行了被帮助的犯罪,否则便缺乏处罚的正当化根据。然而,这种观点却经不起推敲。
一方面,相比于传统犯罪,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一旦开启了侵害法益的因果流程,危害后果就会脱离于行为人的意志而被无限放大。比如网络犯罪中的黑灰技术传播行为就是为下游网络犯罪者提供去专业化、全方位、不断升级的网络犯罪技术服务。一旦进入公共网络空间,这些技术就可能在网络中永久储存。因此,行为人所提供、研发、制造的网络技术本身就可能被评价为危险信息流,而不能再认为这些技术行为是完全不具备法益侵害性的。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定在了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虽然不能认为规制网络犯罪帮助行为仅仅是为了保护公共秩序,但也必须厘清保护法益之间的层级性或主次性。不少观点都认为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放在第六章会在刑法解释论上受到绝对的限制,并认为网络违法行为的种类和数量未来会不断膨胀,因此将网络犯罪罪名独立成章才是真正妥当的立法方向。然而,如果真正贯彻了法益保护原则,就会认为该罪在刑法分则中的体系设置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不是无奈的妥协,更不应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这是因为就法益内容的界定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首先要保护的是信息网络制度与管理秩序,其次才要保护对其他合法利益(例如国家安全、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财产权、名誉权等)的不当侵害。前者是主要保护法益或核心保护法益,后者是次要法益甚至可能被评价为附随法益。由此可见,所有持限制从属性或量刑规则观点的学者其实是将国家安全、社会共同利益、财产权等非主要法益作为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全部法益与唯一法益。
除了网络犯罪,为实现法益保护的周延,在其他的共犯正犯化规定中也应坚持这一基本思路。例如在协助组织卖淫罪中,若被协助者并没有实施组织卖淫的主观意思(即客观上并不存在组织卖淫者),协助者当然不可能构成犯罪,但也不必等到被协助者实际上正在实施组织卖淫的行为才能去处罚协助者。具体而言,一方面,在纯粹惹起说的立场下,协助者是通过组织者的组织行为实现了自己侵害法益的结果,即使组织卖淫者拒绝接受协助者所招募的妇女,也不宜轻易地认为协助者无论如何都不构成犯罪。这是因为,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保护法益相同,都旨在保护性行为秩序。换言之,性行为与金钱的不可交换性不仅是对组织者不可侵犯的,同时也是对协助者不可侵犯的。相比于公私财产或生命健康等权利,针对性行为秩序的侵犯完全可以通过协助者自身的手段、招募对象的数量等综合判断,而没有必要认为只有通过组织卖淫的行为才能间接地引起法益侵害后果。例如甲偶然得知了乙正在从事卖淫“生意”,便通过向不特定人群发送短信与微信的方式招募了8名妇女并将这8名妇女带到了乙的卖淫活动场所。然而乙以甲招募的8名妇女姿色欠缺为由没有接收。由于侵害性行为秩序的认定不以相关人员实际上从事卖淫活动为标志,因此,很难否认甲的行为没有对性行为秩序这一法益造成侵害。另一方面,虽然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与组织卖淫行为之间具有实质性的事实依附关系,但也不能将组织行为严格地限制在组织卖淫的过程之中,而是应当认为在组织卖淫的准备阶段就可以处罚协助行为。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组织卖淫行为主要指向的是组织卖淫的实行行为。除此之外,在行为人实施了诸如装修卖淫场所、制定卖淫计划、确定人员分工这些准备过程中,也可以根据协助卖淫者自身的不法程度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二)例外地承认帮助者从属于被帮助者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行为
一般而言,若认为被帮助者实施了预备行为就可以对帮助者进行归责的话,那么在被帮助者实施了实行行为之后再去处罚帮助者就更没有障碍。然而这种基本归责方案却存在例外。将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作为帮助者的处罚始点是为了合理限缩处罚的扩张界限与实现法益的提前保护,而不能认为被帮助者的预备行为就是处罚帮助行为的必要条件。第一,在个别情况下,正犯所实施的一般违法行为虽然可能在客观上符合刑法规范中的构成要件(例如行为人上传一部淫秽电影),但由于缺少刑事可罚性而在整体上不能被评价为犯罪行为,故缺少所对应的犯罪预备阶段。第二,预备行为的确认可能会受制于刑事诉讼证明的制约。在实践中,司法机关的介入场合普遍是被帮助者已然构成了犯罪或受害者的保护利益已然受损。这两点在网络犯罪中有着明显地体现。在网络犯罪中,由于被帮助者实施的行为不具备刑事违法性或无法完全查明是否具备了刑事违法性,因此需要例外地承认帮助者从属于被帮助者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行为。
在共犯的要素从属形式中,限制从属性说已经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目前的通说。该说认为要成立共犯,正犯应实施符合构成要件且违法的行为。在绝大多数场合中,该说的结论并无问题。可由于其过分地强调了正犯违法的连带性以及与行为共同说这一共同犯罪本质不相融洽,我国部分学者已经逐步在共犯从属形式中完成了理论上的变轨,舍弃了限制从属性说而转向最小从属性说的阵营。尤其是在网络犯罪对传统共犯理论提出巨大挑战之时,最小从属性说的理论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在网络共犯正犯化规定中,例外地承认帮助者从属于被帮助者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行为其实就是通过援引最小从属性说的基本法理来破解网络共犯的归责障碍。
一方面,最小从属性说在传统刑法命题下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最小从属性说主张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正犯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即可,既无需有责性也无需违法性。由于全面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共犯行为的不法不再依附于正犯行为的不法而是需要独立的判断与相对的考察,这使得最小从属性说与纯粹惹起说之间具备了逻辑上的连贯与融洽。质言之,最小从属性说就是坚持纯粹惹起说的必然理论归结。在正犯违法的场合下,限制从属性说与最小从属性说的结论并无二致,即都承认了“没有共犯的正犯”。而在“正犯合法时,共犯是否一定违法”的结论上,二者却有着重大的分歧。
但是,共同犯罪中的违法性判断必须依赖于“在特定环境、情境下”对具体行为人的行为选择作出价值上的正面或负面评价。第一,行为人在主体性方面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这就导致了共同犯罪中的各参与人不可能永远“一体同心”地实施某种行为。例如在共同正犯正当防卫过当的判断中,正犯可能因为满足紧迫性的要求阻却违法而成立正当防卫,但其他共犯却完全可能因不满足紧迫性的要求而不成立正当防卫。第二,违法性是价值判断。在作为现代价值理论核心的个体主义看来,若针对某一行为人作出价值上的肯定或否定评价,必须基于行为人自身的理性与自主性,面向其本人实施的行为及结果作出具体的实质判断。这种判断不可能完全地被他人的行为性质所左右。
另一方面,在新型网络犯罪中,最小从属性说的选择是对立法现实与社会现状的妥当回应。例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所以独立成罪,是为适应网络犯罪族群化、帮助行为独立化、“微犯罪”流行的新形势。立法者之所以规制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必然是考虑到了刑事诉讼证明的困难,从而降低犯罪证明标准以方便司法适用。换言之,司法机关不仅很难证明各行为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又无法证明被帮助者实施了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尽管立法者在刑法中规定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的规定,旨在维持极端从属形式或限制从属形式,但面对众多被帮助者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联结时,为防止被帮助者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通过帮助者的网络信息技术支持而被无限地放大,司法机关原本的态度还是发生了重大转变。例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就规定了“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事司法实践的立场转变已经明确表明了,在网络共犯的归责问题上固守传统共犯理论显然已是牵强且不合时宜的做法。只有尽快完成理论内部从限制从属形式到最小从属形式的适时变轨,才是新型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发展下针对网络犯罪的妥当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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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目录
【经济犯罪侦查】
1.功能分层与阶段递进:“金析为证”的规范适用进路
王钟淇、张道福
2.资金分析鉴定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王木子安
【治安管理】
3.低空立法的法理证成、价值取向与实现进路
梁志康、姚澍
4.SFIC模型视角下生态警务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及其优化
孙家栋
【公安学基础理论】
5.论虐待性家庭暴力下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解释
——从受虐妇女非即时反击情形切入
汪云昕
6.提升电子证据法律效能:侦查审讯中的策略性使用和结构化模型
孙浩天、王从余
【犯罪学】
7.“信息操纵型”网络黑公关刑事归责的类型化解释与体系展开
周颖
8.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专门矫治教育的困境与纾解
钱文杰、梁爽
【法学纵横】
9.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的同质化及其克服
房保国、孙骏驰
10.检察视域下逮捕条件的规范内涵及审查路径
——基于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
康沛、王晓薇、王琳
11.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范构造与归责方案
吴沛泽
12.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实质性审查路径探究
朱明星、黄喜春、卢瑾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原《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创刊于1986年,是由江西省公安厅主管、江西警察学院主办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公安类学术期刊(国内统-刊号:CN36-1316/D;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2031),2001年获全国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奖,2002年、2006年、2010年、2014年连续四次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2004年、2008年、2012年、2016年又连续四次荣获江西省“优秀期刊奖”,2013年荣获“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其中,“经济犯罪侦查”栏目2012年、2016年荣获“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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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李雅文
审核人员 | 孙妹 毛琛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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