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安徽桐城东乡的横埠河畔,黄镇结束军队工作后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当地百姓听说将军到了,纷纷赶来,却被警卫人员挡在了外面。黄镇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这里是家乡,不必这样。”岗哨撤去,乡亲们很快围了上来。
这趟回乡,对黄镇而言并不只是探亲。二十年里,父母已经去世,弟弟黄斌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许多熟悉的面孔早已不在。1929年离乡时,他还是一名追求进步的青年;再回来时,已经从战火中走出,肩上还担着新的工作。
黄镇1909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东乡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曾在上海学习绘画。因支持进步学生,1929年离开家乡,次年进入冯玉祥部队,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随后加入红军。革命队伍中,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后来进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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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道路,他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去桐城上学,要经过横埠河;到浮山教书,也常走这条水路。河流、田埂和山脚,连接着他的个人记忆,也见证了当地百姓在战争年代承受的苦难。
黄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询问父母葬在哪里。得知墓地在黄家凹东面的虎形山,他没有停留,立即步行前往。山路崎岖,墓前荒草已有些高了。父母临终未能见到儿子,这个遗憾隔着二十年,仍然压在黄镇心头。
回村后,他没有急着接受宴请,而是坐下来听乡亲们说话。大家谈得最多的,竟不是家里缺什么,而是山上的野猪。三公山林木茂密,野猪成群下山,毁坏稻谷、山芋、玉米和花生,还咬伤耕牛,拖走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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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村民说:“再这样下去,庄稼没法种了。”另一人接着请求:“将军,想办法管管吧。”这些话说得朴实,却不是小事。对山里人来说,一季收成被毁,便意味着全家要挨饿,甚至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黄镇听完很为难。乡亲们要求把野猪全部打死,可处理山林野兽不能只凭一时意气,既要保护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考虑山场环境。经过商量,他决定带警卫人员上山查看,寻找能够减少野猪下山的办法。
山中很快发现了野猪活动的痕迹。战士们根据脚印、拱土和被毁庄稼的位置判断路线,做好隐蔽和警戒。随后,一头凶猛野猪出现在山沟附近,行动异常警觉。经过处置,这头野猪被击毙,村民受灾的情况才逐渐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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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传开后,很多人只记住了“将军打野猪”,却容易忽略其中的缘由。黄镇并不是为了显示身份,而是把群众反映的难题当成必须解决的工作。对一个刚经历长期战争、百业待兴的乡村来说,能保住粮食,就是极实际的帮助。
他还留意到,乡亲们很少主动谈教育。黄镇多问了几句,才知道村里孩子读书困难,识字的人也不多。在他的过问下,黄山村办起了公办小学,并挑选有文化基础的青年继续培养。这个安排,比一次打猎更能改变乡村的后劲。
黄镇对家乡人的牵挂,也落在一位左姓老人身上。老人是他的干娘,小时候曾照料他多年。黄镇进门便喊“妈妈”,老人愣了片刻,才认出眼前的儿子。她赶紧煮了几个鸡蛋,端到黄镇面前,反复催他趁热吃。
临别时,老人一直送到桥边。黄镇回去后,请朱霖给干娘做了一条棉裤,并持续寄钱供她生活。1950年以后,黄镇先后担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身在异国,仍没有中断这份照料。遗憾的是,老人于1957年去世,他只能从远方寄回丧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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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黄镇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再次携朱霖回到家乡。村干部准备了较丰盛的饭菜,他却提出不吃鱼肉、不喝酒,也不吃大米饭。当天餐桌上只有山芋、山粉皮等当地食物。第二天,他发现干部吃汤圆,村民却喝稀山芋粥,立即取消了原定接待。
座谈会一直开到下午。黄镇要求把饭菜先送给五十岁以上老人、五保户和困难户,干部等有剩余再吃。走出会场时,他看见一个孩子端着小半碗山芋,便弯腰问:“给我一根好吗?”孩子递过碗,他拿起一根连皮嚼下。
后来,一位远房亲戚提着老母鸡来见他。那时生活困难,母鸡是家中难得的财物。黄镇没有收下,只拿出五十元钱,让她买些油盐,把鸡带回去。妇女站在原地,直到人群散去,才提着竹篮慢慢走出矿山办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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