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长征半路失踪,数十年间众说纷纭,追查50年才翻出真相:哪来什么意外失足,分明是叫土匪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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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共产党员网:《冒死保护党中央,长征中神秘消失……他的“失踪之谜”真相大白》,金沙县人民政府网:《金沙故事|钱壮飞烈士牺牲真相(下)》,人民网党史频道:《钱壮飞牺牲之谜》,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后世考证认定,出事的时间指向这一天,地点在贵州金沙县后山乡堰田岩一带。

乌江在崖下拐了个急弯,水声闷闷地往上撞。

崖上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路,通向梯子岩渡口。

一个四十岁上下、瘦高个儿、长脸的男人牵着骡子走到这里。

路上已经没有别的红军了。

他一身青灰衣裳,斜挎着一个皮包、一个黄布包,腰里别着手枪,开口就是一口外省腔。

乌江这地方,两岸是刀切一样的崖,江面窄,水急,雾时常在江面上盘旋。

当地人过江靠渡口,渡口靠船,船靠人。

红军要过江,就得砍竹子扎浮桥,几十个人泡在齐腰深的水里拽着。

再往前一点,他进过岩口村一户人家,比划着要买点吃的。

屋里人听不太懂他的话。

等他出来,天色慢慢暗下来,山野之间路径难辨。

再往后,这个人就没有了踪迹。

山里人当时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前一天,有一支大队伍从梯子岩、大塘、江口三个渡口过江,砍竹子扎浮桥,人喊马嘶闹了整夜。

第二天傍晚,江边出现了这么一个单独行动的掉队人员,之后便再也不见人影。

队伍里很快就发现少了人。

折返搜寻的人找了一天一夜,喊哑了嗓子,树林里、村子里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找着。

这个人叫钱壮飞。

红军破译敌人的电报,离不开他。

他这一消失,成了一桩悬案。

他到底去了哪儿,怎么失去踪迹的,这个疑问长久悬着。

一九五一年发到他家里的那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牺牲地点”写的是“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附近”——沙土后来划归金沙,不属息烽;“安葬地点”那一栏,写的是“不明”。

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失踪的缘由,前前后后冒出过十几种说法: 有人说遭遇轰炸遇难,有人说失足落水,有人说掉队之后流落他乡,也有人说遭到当地反动势力伤害,出事地点的说法也来回变动,从金沙到息烽,从江这边到江那边。

说法越多,事情越扑朔迷离。

他到底是遭遇敌机轰炸、失足落水,还是遭遇当地武装袭击,在往后半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定论。



【一】代号“龙潭”

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一八九五年生在一户商人家里。

一九一五年,他考进北京医科专门学校。

毕业留京行医,还在学校里教过美术和解剖学。

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无线电这门新鲜玩意儿玩得转,还下海演过电影——中国早期那部黑白武侠片《燕山侠隐》,男主角就是他。

一九二六年,他入了党。

第二年形势突变,他去往上海,在白色恐怖环境里寻找组织、对接关系,一待就是两年。

一九二八年的上海,街上到处是便衣和暗探。

他报考无线电训练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互相不问底细,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实身份。

那个班挂的是“无线电”的牌子,内里是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

他考了第一名。

这一考,顺利打入敌人内部。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很看重他。

一九二九年底,经组织安排,他打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党务调查科是当时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

电报、文件、各类机密材料,都经他经手,等于置身敌人要害位置。

徐恩曾名下的秘密指挥机关、多处掩护机构,不少事务都由他办理。

徐恩曾这个人讲究排场,愿意任用有本事的人。

钱壮飞会写会画,懂无线电,办事沉稳妥帖,很快成了徐恩曾身边最得力的人。

敌人机关里最要紧的材料,就这样落到了一名共产党人手里。

他和李克农、胡底三个人形成配合:一人在南京,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天津。

天津那边还挂着一块“长城通讯社”的招牌,社长是胡底。

后来人们把这三位称作“龙潭三杰”。

情报传递的流程是这样: 他在南京拿到情报,李克农在上海接应,再经由其他人员转送到中央机关。

三个人潜伏在敌人堆里,白天应付敌人的差事,夜里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意外突发。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

这个人长期负责上海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核心信息。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南京。

徐恩曾外出,机关里只剩钱壮飞值班。

武汉那边接连发来六封急电,一封比一封紧急。

他坐下来译电。

译出来的内容,让他心头一沉:顾顺章已经自首,打算用三天时间,把上海的中共机关一网打尽。

六封电报,层层加码。

头一封通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已经自首; 后续电报提及要把顾顺章押往南京,并且放出消息,三天之内清剿上海各处机关。

他没有慌乱。

第一时间安排人连夜坐火车赶赴上海,找到李克农,把紧急情报送出去。

上海方面赶在搜捕行动开始之前转移,各处机关紧急撤离,相关人员及时疏散。

那一夜转移的不只是少数人。

上海的中共机关、江苏省委机关,还有在沪的对外联络关系,全部更换了藏身地点。

倘若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老同志多次回忆,大意是: 如果不是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很多人都难以脱险。

这次事件之后,他已经无法继续潜伏在国民党机关。

一九三一年秋天,他撤离进入中央苏区。

动身的时候不能打招呼,不能留下讯息,家人也没法顾及。

他就这样从南京消失,一路辗转抵达中央苏区。



【二】抬着机器走夜路

到了苏区,他先参与保卫相关工作,之后在军委二局任职,负责破译工作。

苏区那几年,他承担的事务繁杂:保卫、情报、人员训练、宣传工作都有涉及。

不少保卫工作人员识字不多,他动手编写教材,从人员识别、保密规范这些基础内容讲起。

他身上这些杂学本事,在苏区都派上了用场: 教识字,讲解无线电接收相关知识,传授保卫工作方法,讲解问询核查、严守秘密的要点。

舞台布景、标语图案这类工作,他也亲自上手,不少人叫他“红色设计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启长征。

出发的时候,队伍携带物资数量庞大:印钞机、兵工机器、笨重的医疗设备,都安排人员抬着随行。

二局的整套设备是重中之重,几个人轮流抬运,一天奔走几十里,肩膀磨破也不愿丢弃。

长征路上,二局的工作节奏十分特殊。

机器沉重,天线很长,走到合适位置就要架设设备收报。

队伍分成前后两个梯队轮换,一拨赶路行军,一拨值守收译电报,人员常常得不到充足休息,走着走着犯困睡着是常有的事。

后来有人打过一个比方:红军有了二局,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

四渡赤水那几十天,敌人的电报源源不断传送过来,二局破译出来的情报,常常直接影响队伍行进方向、行动时机。

走错一步就可能陷入包围圈,判断准确就能寻到生路。

湘江一战,队伍减员严重。

二局人手同样紧张,现有人员只能超负荷运转,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

钱壮飞和曾希圣一同负责二局工作。

他年纪比多数参谋人员大,组织给他配备了一匹骡子。

这匹骡子他很少骑乘,大多时候用来驮运机器、行李,或是让给身体不适的人员。

渡过湘江之后,译电员李德元得了痢疾,难以步行,他就把骡子让给了对方。

四十岁的年纪,在行军队伍里已经算是年长。

渡江前后,他身体状态不好,这点在不少后人整理的回忆材料里都有记载。

遵义会议以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任命下达之后,他没有到新岗位履职——二局这边工作离不开他,依旧坚守在情报破译岗位上。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四渡赤水行动结束,红军掉头南下,计划再次渡过乌江。

三月三十一日,红一军团从大塘、红三军团从江口、中央纵队从梯子岩,三个渡口同步开展行动,顶着敌机轰炸强渡乌江,击溃守敌和增援敌军各一个营。

那天上午十点,二局人员已经顺利渡过乌江。

他没有跟着队伍过江。



【三】江边少了一个人

发现人员缺失,是队伍行进到息烽流长一带的时候。

当时在总部担任参谋的潘望峰留有相关回忆: 那天,总部参谋黄鹄显骑着骡子从行进队伍里匆忙折返,见到他就询问,有没有看见钱壮飞。

潘望峰回复没有见到。

黄鹄显听完,又调转方向向后搜寻。

经过这一问,大家才确认,钱壮飞不在队伍当中。

二局的老同志在后续座谈会上表述得很明确: 强渡浮桥那天,他没有随同二局队伍一起行动,独自一人,带着一匹骡子、三个包裹。

二局电台台长贺俊侦也记得,当天他是单独行动。

曾希圣立刻安排人手四处寻找。

共事许久,他清楚这个人不该无故掉队失联。

后方部队也配合开展搜寻。

红五军团接到通知,欧阳毅带领两个排折返回头搜寻,在山林、村寨里边搜寻边呼喊,持续找了一天一夜。

欧阳毅在回忆材料里写过: 钱壮飞能力出众、胆识过人,只是惧怕敌机轰炸;长征路上配给他的骡子脚力一般,拖慢行军速度;敌机空袭的时候,人往隐蔽处躲避,很容易和队伍走散。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件事长久让他心绪难安: 朝夕相处的战友,就在行军途中失去踪迹。

那几天,敌机持续在九庄一带轰炸扫射,一百多名指战员不幸遇难。

乌江两岸散落不少掉队人员,后续调查资料记载,仅流长一带流散的红军就有二十九名,其中十八名遭到当地土顽武装杀害。

军委当时做出两种推测: 一是遭遇敌机轰炸不幸遇难,二是躲藏在深山的反动民团下了毒手。

他的老朋友胡底听到消息,一直难以接受,反复念叨:不会吧,不会的。

大部队不能原地停留。

敌军还在后方紧追,贵阳方向局势紧迫,搜寻工作只能暂时搁置。

队伍继续朝着贵阳方向行进,之后又向西进入云南。

一路渡江翻山,辗转不停,再也没有机会折返搜寻。

抗战阶段,南方的相关联络人员曾经托人到金沙一带打探他的下落,寻访了不少当地群众,没能得到有效线索。

一九五一年,家属收到那张《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地点标注“息烽县沙土附近”,安葬地点写“不明”。

信息模糊,家属拿着证明书,也无从核实更多情况。

在此之后几十年,他的名字偶尔出现在公开文字当中,牺牲相关细节始终含糊不清。

一九四九年之后,地方开始收集红军留下的各类遗存:宣传标语、无名坟茔、当地老人的口述往事。

金沙、息烽两县,也是在这个阶段陆续知晓,江边这两处红军无名坟,有可能和这位失联人员有关。

一九八四年五月九日,相关单位邀请几位老红军召开座谈会,专门研讨他的牺牲时间、出事地点。

老同志们回忆各不相同,就连他有没有渡过乌江,说法都没法统一。

那次座谈,目的是整理烈士传记、完善史料,敲定时间地点。

会议开完,记录整理完毕,依旧没能形成统一结论。

一位曾经保护过重要机关的人,失踪缘由,数十年没有定论。



【四】一县一说法,一岸一座坟

乌江两岸分属不同县域,两地走访调查之后,各自形成一套说法。

南岸是息烽。

那边的调查记录写道,红军大部队离开流长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来了一个自称“夏树云”的人,说是“营部秘书”。

此人面色很差,走路吃力,一看就有病痛在身,四十岁上下,瘦高个,留短发,一口外省腔,背着包裹,手里拿一把布雨伞。

当天晚上,他被当地的反共“清乡委员”、区长宋子桢一伙盯上。

这伙人假意答应给他带路追赶队伍,把人引诱到宋家寨右边一里多的山脊上,趁其不备,一把推下一处名叫“没良坑”的深坑。

坑深五六十米,人坠落途中,大块石头紧跟着砸落下去。

他随身物品被罗少安抢走,书籍和印章当场焚毁。

仅剩一床黄绒军毯留存下来,后来收藏进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号八四五。

北岸是金沙。

那边的走访记录描述:红军主力全部过江之后,还有一个人沿着主力渡江路线,单独靠近江边。

他走到离梯子岩渡口二里地的彭桂容家,想要购买食物。

身着青色军装,携带黄布包、小皮包,手枪外露,身高一米七上下,长脸,口音是外地腔调。

没能买到吃食,天色渐渐昏暗,他转身朝着江边方向走去。

走出不到一里路,路过黎丛山家门口,因为不熟悉山路,便请这个人帮忙带路。

黎丛山是当地地主的帮工,平日里游手好闲。

他看见对方孤身一人,身上带有手枪、包裹,还牵着骡子,心里生出歹念。

带路途中,一直在暗中盘算。

走到堰田岩,他站在崖顶,假装指点对岸行进路线。

趁着对方注意力望向江面的一瞬间,猛地出手一推。

人没有直接坠落到崖底,挂在了半崖的一棵树上。

黎丛山又搬起石头把人砸落树木,绕路下到崖底,继续用乱石击打,抢走手枪、挎包、骡子以及全部随身物品。

一县一说法,一岸一座坟。

两地的调查材料都整理得比较细致,都有证人证言,细节丰富。

息烽这边存在疑点:这个人自称“营部秘书”,随身却带着一床黄绒军毯; 金沙这边同样存在疑点:一个心思缜密、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怎么会轻易被一个普通村民诱骗到悬崖边上。

两份调查材料,都绕不开这两处疑问。

编号八四五的军毯是真实文物。

可军毯本身不会说话,它只能证明,有一名携带黄绒军毯的红军人员遇难于此,无法证实这名遇难者就是钱壮飞。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息烽和金沙先后向上报送《关于钱壮飞烈士牺牲问题的调查报告》。

两份报告摆在一起,两种结论相持不下。

两份报告对照来看,差别十分明确: 时间一说四月一日,一说四月二日; 地点一说堰田岩,一说没良坑; 涉案人员一边是宋、罗等人,一边是黎姓人员; 物证一边是枪、骡子,一边是军毯、印章。

争论到这里,调查工作卡住了。

而一九九七年,金沙县两个乡村教师翻到一本旧杂志的第七十二页时,谁也没想到,上面几行不起眼的回忆文字,

会让一个八十三岁老太太的几句家常口述,

把乌江两岸争了十几年的这杆秤咣当一声压向另一边——那几句家常话里的三个细节,恰恰是两地档案里一个字都没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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