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10日,广东新会陈村码头,35岁的易白沙留下纸扇与帽子,独自走向海边。端午节本是纪念屈原的日子,这一天,又有一位湖南人以蹈海方式结束生命。消息传回长沙时,毛泽东正在为中国革命的道路苦苦思索。
许多人记住易白沙,是因为他的结局过于悲壮。可如果只把他看成一名殉国者,反而容易忽略他真正留下的东西: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对旧思想的冲击,以及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困局中的剧烈挣扎。
易白沙原名坤,湖南长沙人。因仰慕明代学者陈献章,又居住在白沙井附近,后来改名白沙。他出身武官家庭,却自幼沉迷经史百家,年少时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十六岁主持师范学校,十七岁远赴安徽,担任中学校长,行动和见识都远超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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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易白沙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国文和历史。那时的毛泽东还是青年学生,常到易家请教。课堂之外,两人谈论学问、社会和国家前途。易白沙给毛泽东留下的,并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不肯随波逐流的精神气质。
易白沙偏爱先秦诸子,尤其推重墨子。他赞赏墨子的兼爱、非攻,也看重墨家能够吃苦、重实践、敢担当的特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当时都对墨学十分关注,这种思想上的相互激荡,使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读书人的价值,究竟只是谋取功名,还是要为社会承担责任?
他的锋芒,很快伸向了孔子及其背后的政治传统。1916年前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直指历代统治者借孔子之名压制思想、维护君权的做法。他认为,孔子学说中尊重君权、缺少明确限制等因素,容易被专制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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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在当时极为大胆。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曾大力推动尊孔读经,思想界一度出现复古逆流。易白沙偏偏在这个时候发难,成为新文化运动中较早公开批评孔子和儒学的人物之一。文章未必句句都能经得起今天的学术讨论,但它在当年打破禁忌的作用,不能低估。
有意思的是,易白沙并不满足于写文章。他曾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活动,也曾组织进步学生,协助铲除安徽地方恶霸王瞎子。那次行动虽然成功,却让他看清一个事实:除掉一个横行乡里的军头,并不能改变军阀割据的根源。
袁世凯称帝后,易白沙投身反袁活动。二次革命失败,他遭到通缉,只得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转而借助报刊批评现实,先后为《甲寅》和《新青年》撰稿。文章成为他的武器,可他越来越清楚,文字能够唤醒人,却未必能立刻改变掌握枪杆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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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易白沙回到湖南,隐居岳麓山一带,写成《帝王春秋》。书中借历史事实揭露君主专制的弊端,孙中山曾为此题签。那段时期,他既没有放弃救国,也逐渐陷入孤独。现实一次次证明,单凭个人意志,很难撼动庞大的军阀体系。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重建护法政府,曾写信邀请易白沙参与宣传工作。易白沙没有接受。他对军人之间的反复争斗已经失望,也不愿继续停留在纸面上的启蒙。哥哥劝他慎重,他只说:“忍不下去了,要干一件大事。”
他随后北上北京,把小铳藏在衣服里,常在新华门附近徘徊,试图寻找刺杀军阀的机会。然而守卫森严,计划始终无法实施。南下广东后,他又提出组织队伍北上杀贼。胡汉民、张继等人劝他不要冒险,陈独秀和孙中山也不赞成这一做法。
行动没有开始,理想却已经被现实逼到了尽头。易白沙在遗书中提到,自己病后体弱,学问和事业难有进展,既不能以文章改变局势,又无法以行动杀贼,便选择“消极之牺牲”。这不是简单的冲动,而是长期失望、疾病和孤立共同造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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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他乘船来到新会陈村码头,在纸扇上写下字句,随后投海。路过船只没有及时施救,消息传出后,舆论对此多有责难。他还留下遗言,不要牌位,不要祭祀,也不要把遗骨运回长沙。这些安排仍带着他一贯的反传统立场。
易白沙去世后,毛泽东写下挽联:“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杨昌济和易白沙,都是毛泽东早年的老师。一个传授学问,一个冲击思想,他们的离去,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沉重刺激。
易白沙没有完成刺杀军阀的计划,也没有看到自己期待的政治变化。他留下的,却是《孔子平议》的质疑、《帝王春秋》的批判,以及一个知识分子不甘沉沦的身影。1921年那个端午节,他沉入新会海中,也把一个时代的困惑留在了后人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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