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旬,关麟征在重庆军政部前厅听到一句话,参谋低声告诉他,东北保安司令可能要换人。据当时在场的人后来转述,关麟征在原地站了足有半分钟,脸色铁青,回到官邸后拍着茶几骂了一句:“两个小子挖了我的坑。”
他认定的“两个小子”,一个是陈诚,一个是杜聿明。但这件事的真相,关麟征到死都没有完全弄清楚。陈诚当时正在南京养病,忙着土木系的扩编,无暇顾及东北的事情,而当时的杜聿明更像一枚被动的棋子,没有主动挖坑的余地,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老蒋用人的权谋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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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和杜聿明之间真正面对面的交集,其实非常短暂。两人都是陕西人,都是黄埔一期,早年在徐庭瑶的十七军麾下,关麟征当二十五师师长,杜聿明先当旅长,后当副师长。除此之外,北伐时期不过是演武场上的点头之交,1932年杜聿明去德国学装甲,路线也几乎不交叉。但就是二十五师那短短一段上下级的交集,让两人结下了一生未解的仇怨。
二十五师组建时,下辖两个旅,旅长一个是杜聿明,一个是张耀明。张耀明是陕西临潼人,跟关麟征的关系近乎“小弟”,关麟征后来历任二十五师师长、五十二军军长、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都是接他空出来的位子。副师长一职空出来后,关麟征推的是张耀明,徐庭瑶给的却是杜聿明。从那一刻起,杜聿明在关麟征眼里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共事的副手,而是一个“赖在二十五师不走”的碍事之人。
关麟征对付杜聿明的办法,直接而粗暴。杜聿明善于练兵,当了副师长后大抓训练,规定士兵每天训练至少四小时,隔天跑二十里越野。关麟征不跟他正面发生争执,而是直接以师长名义另下一道命令:二十里太多,十里就行;四小时太长,没必要。几次三番下来,旅长、团长们都看明白了,副师长说了不算,有事直接找师长,杜聿明在二十五师很快就被架空成了“光杆副师长”,处境非常尴尬。
杜聿明对二十五师这段经历始终耿耿于怀,后来徐庭瑶要把他调回二十五师,他死活不愿意,就是因为“跟关麟征的关系有些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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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39年第五军组建的时候,两人的位置却已经拉开了距离。
第五军是当时国民党军唯一的机械化军,八十多辆苏联T-26、一百辆德国装甲车、四百多辆福特卡车,谁当军长,谁就站在了蒋介石目光最容易落到的地方。徐庭瑶推荐杜聿明代理军长,但风声传出来,说军委会打算让关麟征来兼任。
杜聿明听到消息后大感头疼,跑去找徐庭瑶,表示关麟征要是真来,他只能离开第五军。这件事最后没有发生,关麟征没有来,杜聿明如愿当上了第五军军长,这是杜聿明后来发展超越关麟征的关键一步。
对于杜聿明关麟后来的赶超,凭关麟征陕西冷娃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服气。
晚年,关麟征对胡琏谈起东北战局时,先说当年如果他去东北,他是有办法的:选一个善战的兵团司令,给三个精锐军,任务就一条——“活捉(林)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专打有生力量;再把伪满的二十万军队一律给地方保安番号,拿来利用。
说完办法,他话锋一转,说上面派杜聿明去东北是失策,然后评价杜聿明,“他随我工作多年,我对他了解甚深:作为军长,第五军他带得很不错,可要他指挥十几甚至几十万大军,就像把千斤担子强压在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肩上”。这句话流传很广,几乎成了关麟征对杜聿明的“定评”。
此外,他还抨击过杜聿明这样一句话:东北的溃败虽然发生在杜聿明离职之后,但局面是由杜聿明开始搞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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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晚年不断抨击杜聿明,最主要的仇怨就是1945年那场“抢官”旧事,但是,站在客观历史的角度看,性格使然,关麟征不仅误会了杜聿明,更缺乏对自身的清醒认识。
老蒋最初确实把东北保安司令许给了关麟征,关麟征也兴冲冲飞到南京陈述过部署规划,老蒋频频点头。然而几乎同时,杜聿明在昆明用武力逼龙云下台,龙云到了重庆逢人就骂杜聿明,指桑骂槐冲着老蒋而来。这个时候,老蒋需要给龙云一个交代,于是下令将杜聿明“撤职查办”,调关麟征去云南当警备司令,摆出一副惩戒杜聿明的姿态。也就是说,关麟征从东北改调云南,是老蒋应对时局变化的需要,并非杜聿明或者陈诚给他有意挖坑。
至于随后杜聿明调任东北,一来东北的缺确实需要合适的人选来补充,二来因为时局的变化,反倒让老蒋对支撑东北大局的人选有了更冷静的判断,关麟征的脾气,在黄埔一期中是出了名的,绝对的刺头,跟军中同僚少有能和睦相处的,在当时,熊式辉对关麟征“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抵制的非常强烈,把他放到东北,上面有熊式辉,旁边有杜聿明的旧部,恐怕未等去解决劲敌,自己人就先搅成了一锅粥。反观杜聿明,为人持重,听话顺从,带过机械化王牌部队,而且在昆明刚为老蒋背过黑锅,这样的人,这种时候,改调东北,非常符合老蒋用人的谋权和心理。
所以,关麟征的落空和杜聿明的高升,都是一样的,既是时局使然,也是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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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唏嘘的是,两人最后的结局,并没有因此而天差地别,而是各有各的痛楚与哀叹。
关麟征1949年当上陆军总司令,没干多久就辞职去了香港,此后三十年定下“四不”:不参加政治活动,不接受采访,不主动联络旧部,不接受资助。他住在九龙塘七十来平米的公寓里,早上打太极拳,白天读书写字,手头紧的时候卖字贴补家用,一张字五港元。
1980年他在香港去世,医生抢救时看到他胸前伤痕累累,那是古北口被手榴弹炸出的旧伤。杜聿明淮海战役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1959年特赦,此后在北京深居简出,写回忆录时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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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到香港之后,有一次跟胡琏聊起东北,“满是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遗憾”,他评价杜聿明,或许有几分真知灼见,但他自己也没看清自己,更没看清历史大势。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杜聿明不行,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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