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正月初二,江西萍乡安源镇九荷高级农业社门口的大坪上,全社人聚着团拜。
仪式刚散,几个外地口音的公安从人群两侧挤过来,按住一个穿旧棉袄的汉子。
带队的人掏出逮捕证,当众念了两个名字:宋玉成,漆玉麟。
坪上的人大多只认得前一个,这个五十来岁的社员,犁田挑粪卖力,谁家盖屋他会去帮工,堂屋墙上贴过三张劳动模范奖状。
后一个名字,则和9年前重庆歌乐山下的那场屠杀连在一起。
1949年11月14日,正是他带队把江竹筠等三十人押往电台岚垭枪杀的。
漆玉麟本名宋玉成,湖南株洲人。1931年,经在军统工作的堂侄引荐,他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办的特务训练班,讲课的人里有顾顺章。
出班之后他改名漆玉麟,先到豫鄂皖剿共司令部,1933年调保定行辕调查科,在河北专做破坏地下组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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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他随参谋团入川,此后十几年一直在重庆的军统系统里,职务从特务员做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中校行动组长。
1948年6月,川东地下党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他带人赶到万县、涪陵一带,逮捕江竹筠、李青林等十三人。
江竹筠那年27岁,在万县做地下工作,被捕后关进渣滓洞,长达17个月。
她在狱中受过刑,也写过一封托孤的信。李青林不肯开口,他让人上老虎凳,把她的腿压折。
1949年11月14日,他把江竹筠等三十人从牢里提出来,押到电台岚垭,枪声响过,人埋进事先挖好的坑。
那段时期,重庆的特务已在分批杀人,十三天后的11月27日夜里,渣滓洞和白公馆又倒下了一批,那是他们撤离前最后的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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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天后重庆解放,他在溃退的部队里被俘,自称是抓壮丁来的伤兵,报了个假名,领到一张被俘人员遣返证。
而就是这张纸,让他后来的落户手续一路通顺。
一开始,漆玉麟回到江西萍乡,在安源镇九荷村落了户,用的还是本名宋玉成。
潜逃的人多半改名换姓,他偏偏用真名。真名在江西无人识得,不必编造来历,遣返证上的名字和户籍底册上的名字对得上,这条链子是闭合的。
萍乡与株洲接壤,两地方言相差不远,他连口音都不用改,一张嘴就是本地人。土改时他分到一间房和几亩水田,娶了妻,日子过得像本地任何一个庄稼人。
彼时农村的户口刚立起来,外来户只要有遣返证、有人作保,就能落下脚,纸面上的东西对得上,纸背后的人就没人细究了。
他话少,肯下力,互助组、初级社一路过来,成立高级社时,社员推他去当会计,工分、账目、口粮,一笔一笔抄得整齐,后来更是被评为劳动模范。
乡村的审查靠自述、证明和乡邻的口碑,这三样他都占住了。一个不惹事、肯干活、账目清楚的外来户,没有人会往重庆的旧档案里去翻。
直到1957年,村里有户人家在区上读中学的儿子买了一辆自行车,推到晒谷场上试,摔了几回。
他在地头看着,走过去接过车,一抬腿跨上去,顺着田埂骑出几十步,掉头回来,稳稳停住。围观的人叫好,治保主任站在人群外,心里沉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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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保主任当过兵,做过侦察。他没去想车技好坏,只琢磨这手本事从哪来。宋玉成报的身份是贫苦农民,从小给人扛活,四十岁以前没进过城,哪里学的自行车?
在当时,会骑自行车的人多半在城里待过,进过机关,跑过码头。重庆是战时陪都,军统的行动人员盯梢、跟人、送信,自行车是常用的工具,宋玉成在重庆住了十四年,这一手多半是在那边的街上练出来的。
于是,治保主任把情况报到了安源县公安局。
公安没有马上动他。先调萍乡的户籍材料,再调重庆那边在押特务的名册和旧照片,又请几位当年关在渣滓洞、白公馆、后来活着出来的人辨认。
几路材料对到一起,名字落定了。
1958年正月初二那天,他照例去参加团拜,站在人群里拱手。手铐戴上时,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喊。
押到县公安局之后,他起初不认,只说自己是被抓过壮丁的农民。等旧照片和辨认笔录摆上桌,他不再开口。
1958年5月13日,宋玉成被依法处决。从1949年底潜逃到1958年初被捕,他在九荷村藏了9年多。
9年间他靠出力干活换来劳模身份,靠劳模身份换来无人起疑,差一点就把那段历史翻了过去。
让他露馅的是一辆自行车,但真正把他从奖状后面拽出来的,是骑车时那套与身份完全脱节的熟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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