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里那些被称为“顶级科技”的领域,究竟强在哪里?我们奋起直追几十年,差距到底缩小了多少,又还剩多少?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一时的突破,更要看一项产业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芯片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领域。
谈到美国的科技优势,人们常会列出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一长串名单。这些领域有一个共同点:领先一次不算赢,能领先三十年才叫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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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是其中最典型、也最受关注的一项。要看清差距从何而来,就得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起点说起。
据称,钱学森晚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上世纪60年代,我们全力以赴搞“两弹一星”,收获很大;70年代,我们没有重视半导体,为此损失很大。
中国固体物理学界的奠基人是归国学者黄昆。他1919年生于北京,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攻读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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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他与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玻恩合作,完成了玻恩此前着手撰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该书于1954年出版。朝鲜战争爆发后,黄昆决意回国,投身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与他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谢希德。她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专攻表面物理和半导体物理。
尽管美国杜鲁门政府设法阻拦,两人仍辗转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固体物理专业,并合著了重要教材《半导体物理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随后跟进,但北京大学至今仍普遍被视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摇篮。
高校培养了人才,真正的生产则源自苏联援助。1953年,中国制定了覆盖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参与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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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中,有一个代号为774厂,也就是北京电子管厂。这家工厂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电子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本土半导体生产的起点。
50年代,774厂成功拉制出第一根锗单晶,成为当时中国技术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几年后,工厂又用同样的方法拉制出硅单晶。
围绕这家工厂,北京酒仙桥一带逐渐聚集起一批相关企业,形成了一个小型电子产业集群。从一根单晶开始,中国半导体有了最初的工业形态,也有了日后继续发展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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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774厂开始生产锗合金结晶体管。这种晶体管是对肖克利最初发明的双极结型晶体管的改进,在美国平面晶体管问世之前,曾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它的工艺是在一片纯锗两侧熔接铟珠,全部依靠手工完成。工人们用自制的电烙铁,把一颗颗铟球熔到锗片上,条件之简陋可想而知。
这些器件很多用在了中国最早的晶体管收音机上,这批收音机于1963年底开始进入市场。半导体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多年以后,774厂的资产被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集团,组建了京东方。今天的京东方已是全球领先的OLED企业,这条产业脉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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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浪潮兴起后,南方出现了与北京遥相呼应的第二个半导体集群。1965年,上海一家元件厂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合作,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集成电路,属于TTL型电路。
从分立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中国用了并不算长的时间跟上了技术方向,北京和上海的双中心格局也由此成形。
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早期最关键的用途是军事与航天。在美国,“民兵II”导弹项目在1965年高峰期每周采购1.5万块集成电路;据估计,阿波罗计划在1964年前就采购了20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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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不计成本的国家需求,托起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第一批巨头,也为它此后数十年的领先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同,航天领域的半导体生产同样得到了归国学者的支持。例如黄敞,他是哈佛大学博士,曾在美国希尔凡尼亚半导体公司工作。
几代人的积累换来了今天的成绩: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功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天问一号火星绕、落、巡一次成功,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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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家工程的成功并不等于产业的全面领先。美国如今在航天领域做的,是把太空产业变成规模化生意。
发射成本一旦降下来,卫星互联网、深空探测、军事应用都会被成倍放大。我们在这方面目前还处于探索试验阶段,这就是差距。
半导体走过的路也是如此,能造出来只是第一步,形成产业才是关键。后来的华虹NEC项目,正体现了从“造出来”到“办成产业”的艰难。项目推进时,出口管制并未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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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部还专门调研,选定了快速增长的IC卡市场,1997年由国务院为华虹NEC预留。工厂两年内建成。
按照协议,NEC提供初期销售渠道,以NEC品牌销售64兆位DRAM,市场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2000年是华虹NEC首个完整运营年,公司盈利3.5亿元,良率从50%提升到接近90%。账面上看相当亮眼,问题却藏在背后:真正运营工厂的是NEC的日本员工,华虹自己的管理人员对工厂内部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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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厂房和订单都有了,最核心的运营能力却始终掌握在别人手里。
对比之下,1974年台湾工研院的技术转让是全流程的,一直要到台湾在本土建成由本地人员运营的复制工厂,才算真正完成。缺少了这一步,华虹就无法自行升级工厂。
这与今天工业软件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它不是写代码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几十年的工程数据、物理模型和算法积累,护城河深得吓人。
2002年,存储器价格暴跌,华虹NEC出现巨额亏损。华虹随即终止NEC的参与,接管工厂的全部运营,又与从罗克韦尔半导体分拆出来的代工初创企业捷智半导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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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共同开发出中国首款非接触式智能IC卡,用于上海公共交通“一卡通”。这一次,技术和市场终于开始真正落到自己手里。
公司随后转向代工模式,这很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此后几年的营收回升。捷智后来被以色列高塔半导体收购,并于2011年出售了所持的华虹股份。
经过一系列合并,华虹如今是中国第二大晶圆代工厂,产能多集中在成熟制程。从受制于人到独立运营,这家企业付出了不小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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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半导体市场,产业环境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同样在2000年,张汝京将世大半导体出售给台积电,随后赴大陆募资超过10亿美元,以基本相同的模式创办了中芯国际。中芯此后成长为中国领先的晶圆代工厂,与华虹并列为真正的国家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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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材料、AMD、飞利浦、摩托罗拉、ASML等外企纷纷宣布在华大额投资,整个产业真正运转起来。
半导体的经历,放到其他“顶级科技”上同样适用。航空领域,我们有了C919,也在推进长江1000A、长江2000等国产发动机,但成熟发动机背后是七十多年的技术沉淀和上亿小时的飞行实验数据。
生物医药方面,美国几乎垄断前沿赛道,辉瑞、默沙东等巨头每年研发投入都超过百亿美元,比国内多数药企的全年营收还高。
这些差距之所以难追,在于它们从来不是单点技术。工业软件不只是软件,它绑着工程数据、工业标准和巨头客户;生物医药不只是药,它绑着资本、专利和临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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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同样如此,它绑着设备、材料、人才和全球市场。华虹早年的教训说明,只买来工厂而没有掌握体系,领先就无从谈起。
有一种印象认为,中国过去不太重视半导体,是西方的出口禁令让它突然有了动力。这或许有几分道理,但从实际历程看,中国自60年代起就在半导体上持续投入,砸下数十亿资金,并多次调整方法与战略,可以说始终高度重视。
从北大课堂到774厂,从上海集群到华虹、中芯,这条线从未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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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今天的加速进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全球半导体体系的既有联系,以及从海外吸收的新知识和新设备。随着这些联系开始变化甚至可能断裂,中国半导体产业将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
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很多赛道冲得很猛,甚至让对手开始焦虑,但前路仍有待观察。
美国顶级科技的优势,本质上是几十年体系化积累的结果,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无一例外。中国半导体从手工熔焊铟珠起步,三次发力才走通道路,证明差距可以追赶,但需要时间、耐心和完整的产业能力。
差距有多大,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把每一次突破,变成可以持续数十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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