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负责人放话马尼拉胜过深圳,来深圳领着员工旅游刚走出机场
我叫潘伟成,1976年生,广东江门人,在深圳一家做跨境电商的公司做供应链总监。我们公司在龙岗有个仓,宝安有个办公室,菲律宾马尼拉设了一个分部,是2021年设的,做菲律宾本地市场的运营和客服。
马尼拉那个分部的负责人,叫卡洛斯·雷耶斯,四十五岁,马尼拉人,在新加坡做过八年物流,2021年回国进了我们公司。这人业务能力强,菲律宾市场的水有多深,他一清二楚,海关、清关、末端配送、COD货到付款的坏账率,他闭着眼都能报数。
但是卡洛斯有张嘴,跟我喝了酒以后,什么都敢讲。
去年12月,公司在马尼拉开年会,我飞过去参加。年会散场,一桌人喝酒,卡洛斯喝到一半,拍着桌子跟我说,潘,我跟你讲一句实话,你不要生气。
我说,你讲。
他说,马尼拉,比深圳好。
我说,你讲讲看。
他说,第一,马尼拉有海,马尼拉湾的日落,全世界排得上号。你们深圳有什么?深圳湾?那叫河。第二,马尼拉有人情味,我们菲律宾人,穷是穷,但是快乐。你们深圳人,有钱,但是不笑。第三,马尼拉的生活成本低,一个月五百美金,我过得像个国王。你们深圳,五千美金,过得像个房奴。
他说,潘,你们深圳,是给机器住的。马尼拉,是给人住的。
我一桌的中国同事,脸都有点挂不住。我笑了,给他倒了一杯,说,卡洛斯,你这话,我记住了。明年,你带你的团队来深圳,我带你玩。你亲眼看,看完你再讲这句话,我服你。
他说,一言为定。
今年三月,他真来了。
不是他一个人,是带了十四个人。他的运营团队,加上客服主管、仓储主管、财务,十四个菲律宾人,加他,十五个。公司批准了,算团建,费用分部出。我负责接待。
他们订的是3月11号到的航班,宿务航空,从马尼拉飞深圳,三个小时不到。
那天下午两点,我去宝安机场接他们。
我提前四十分钟到了,在国际到达口举着牌子,牌子上写了“RAYES TEAM”卡洛斯的英文名拼错了,将错就错,他看了哈哈大笑,说,潘,你们深圳人,做事快,做牌子也快,就是马虎。
十四个人,男的女的都有,拖家带口是不可能的,都是年轻人,二十出头到三十几岁,行李箱很旧,有几个的箱子贴着胶带。卡洛斯穿一件花衬衫,下飞机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从飞机上顺下来的果汁。
出了到达口,往停车场走的那一段路,他们的话就少了。
我后来想,那个时刻,跟他们想象中的深圳,大概对不上。
卡洛斯一边走一边看,看机场的顶棚,看地面,看指示牌,看那些拖着行李快步走的人。他忽然跟我说,潘,你们这个机场,是这个城市唯一的机场吗?
我说,深圳就一个机场,但是这个是全国第三忙的,一年五千多万人次。旁边还有广州白云,一个多小时车程,还有香港。
他说,马尼拉机场,四个航站楼,加起来,一年四千五百万。
他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因为马尼拉是首都,八千万人口的首都,四个航站楼。深圳是一个“市”,一千七百多万人口,一个航站楼,就比马尼拉全国还多。
上了大巴,我让他们坐好,说,先去酒店,放下行李,吃个饭。
大巴开出机场,上高速,往市区走。
我开始观察他们十四个人的表情。一开始,大家还在拍照,拍高速,拍楼。十分钟后,拍照的手放下来了。车厢里安静了。
因为他们看见的东西,超出了拍照的范畴。
高速两边,是连片的产业园和物流园,一栋一栋,一直铺到天边。卡洛斯坐第一排,他看着窗外,忽然扭头问我,潘,这一路的楼,都是工厂?
我说,一部分是工厂,一部分是仓库,一部分是写字楼。这一片,叫宝安,我们公司仓库也在这边。
他说,马尼拉,也有工业区。他说,但是我们工业区,没有这么多楼,我们是一层一层的矮房子。你们的工厂,怎么都是高楼?工厂在一栋楼里?
我说,对。一栋楼里可能有二十家工厂,楼上楼下,做电子的、做模具的、做包装的。我们的产业密度高,地少,只能往高处叠。
他没接话,回头看窗外。
车走了四十分钟,进了福田。深南大道上,他们又开始拍照。拍平安金融中心,拍市民中心,拍那些楼。一个客服姑娘用英语问我,潘先生,那栋最高的楼,多少钱一平方?
我说,那边住宅,一平米要十万人民币左右,写字楼便宜些。
她跟旁边的人用塔加路语嘀咕了一句,我没听懂。但是我看她的表情,我猜到了大意——大概是说,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贵的楼。
酒店在福田,四星。办入住的时候,卡洛斯在 lobby 到处看,看见门口的机器人在送外卖,他蹲下来研究了半天,问前台,这个东西,是真的机器人吗?前台小姑娘说,是,我们酒店有六台。卡洛斯掏出手机拍了视频,发了个动态。他后来跟我说,那条动态,在马尼拉炸了,两百多个评论,都在问,这是中国?
放下行李,我带他们去吃饭。
我订的是一家粤菜馆,烧鹅、白切鸡、蒸鱼、煲仔饭,加了几个菜。十四个菲律宾人,吃饭的时候话又多起来了,说这个好吃,那个好吃,问这个鱼叫什么。
吃到一半,卡洛斯端着可乐过来,坐我旁边,说,潘,我承认一件事。
我说,你说。
他说,深圳的楼,比马尼拉多。这个我输了。
我说,楼的多少,不说明什么。我说,你昨天讲的那个话,有三个论点。楼只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情味。第三个,生活的舒服。这两个,还得看。我明天带你去看别的东西,你先别急着认输。
他说,好。他说,潘,我喜欢你这样说话。你不骂我,你带我看完。
第二天,我给他们排的日程,是我想了很久的。
我没带他们去世界之窗,没去欢乐谷。我带他们去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华强北。
我先带他们逛了两个小时电子市场。他们的仓储主管,叫米格尔,二十九岁,在菲律宾做仓储五年。他在一个卖连接线的柜台前面站住了,问老板,这条线,多少钱。老板说,批发三块二,一根。米格尔说,三块二?他说,我们在马尼拉,同样这条线,进货价,折人民币十二块。还要等三周。
老板说,三块二,今天要,两千根,下午你就能提货。
米格尔回头看我,说,潘,我以前总以为,我们的供应商在赚我们的钱。今天我知道了,是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赚信息差。
他那天在华强北下了三个订单的样品。卡洛斯在旁边看着,跟我说,潘,我收回我一半的话。
我说,别急,还有一半。
第二个地方,是下午,我带他们去了深圳湾公园。
不是看海。是看人。
那天是周六,公园里全是人。跑步的,骑车的,带孩子的,跳舞的,搭帐篷的。我说,卡洛斯,你昨天说,深圳人不笑。你看这个公园。
他站在海边,看了很久。
海边那一段,有一群年轻人在跳菲律宾人很熟悉的那种流行舞曲,跳得很整齐,围观的人在拍手。米格尔他们几个菲律宾同事忍不住了,冲进去跟着跳了两支。那边一群深圳本地年轻人,起哄,鼓掌,居然还挺开心。
卡洛斯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跟我说,潘,我修正一个说法。
我说,你说。
他说,深圳人会笑。他说,他们只是笑的时间,比我们少。他们不是不会生活,他们是把生活压缩了,压在周六下午这两个小时。我们菲律宾人,是天天在生活里泡着,所以显得我们快乐。
他说,快乐这个事,泡着的不一定真快乐,压缩的不一定不快乐。他说,这话有点绕,你听懂了吗。
我说,听懂了。我说,那你今天晚上再想想,谁的生活方式更好。
他说,我现在不说谁更好了。他说,我现在在想,我们马尼拉,能不能学一点你们的压缩。你们压缩,是为了积攒,攒出了这些楼,这些地铁,这些机场。我们天天泡着,泡了四十年,泡出的是马尼拉湾的日落。
他说,日落很好看。他说,但是日落不能变成地铁。
第三个地方,是那天晚上,我带他们坐地铁。
我特意让他们坐了一趟晚高峰。晚上六点半,从福田到宝安,十一号线。车厢里,人贴着人,安静。
菲律宾的姑娘问我,潘先生,你们的人,挤成这样,为什么不打架?
我说,打架的也有,不多。我说,你看车厢里那些人,他们在干什么。
她们看。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闭眼休息,有人背着电脑包,手里拿着一张揉皱的准考证样的纸。一个小伙子靠在门边打瞌睡,手里还攥着手机。
我说,这些人,明天早上七点半,要出现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挤,是因为他们知道,挤完这一程,有事做,有钱挣,家里有灯。我们深圳人,一半的脾气,是被地铁站的教育磨出来的:你急,你也没用;你排队,比你插队更快到达。
卡洛斯在我旁边,一路没说话。
出站以后,他跟我说,潘,我在马尼拉,每天开车上班,两小时。回来,两小时。一天四小时在车里,我在车里听电台,听人骂马尼拉堵车,骂了二十年,还堵。他说,你们的地铁,从机场到我家这种距离,四十分钟。
他说,我不是夸你们的地铁。他说,我是想起来了,我们马尼拉的地铁,是你们帮着修的,还是很多年前。我们自己的那条三号线,修了二十年,现在还在修。
他说,潘,你知道吗,我们菲律宾人不笨。我们缺的不是聪明人,我们缺的是,让聪明人能安心做事的环境。他说,你们的聪明人,为什么能安心?我今天一路都在想这个。
我说,这个答案,我答不好。我说,我明天带你看最后一个地方,你看完,可能自己有答案。
最后那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我带他们去的。
我没带他们去大厂,没去科技园。我带他们去了我仓库,然后从仓库出来,走进了仓库旁边的一个城中村。
那个村叫杨美,在坂田,我们自己仓库的员工,很多住那儿。
村口的巷子,两米宽,两边是握手楼,楼与楼之间,伸手能碰到对面。巷子里,早上八点,是另一个世界:肠粉店,猪肉档,凉茶铺,理发店,五块钱一件的快餐档,修手机的小哥坐在门口给人换屏幕。
我带他们走进去,没说欢迎词,就让他们自己看。
米格尔在肠粉店门口站住了。一份肠粉,加蛋,六块钱。他掏出手机,问老板,can I take photo?老板说,随便拍,拍完坐下来吃一份。
他们十四个人,把那条巷子里的早餐吃了个遍。有人吃了猪脚饭,有人喝了凉茶,有人买了一个两块钱的菠萝包。
卡洛斯在巷子中间站了很久。
他后来跟我说,潘,我以前以为,一个城市富,就是有高楼。今天我走进这条巷子,我发现你们的富,不是高楼,是这个,他说,是这种楼这么破的地方,东西这么便宜,这么干净,这么安全。一个刚从农村来的年轻人,能在这个巷子里,一个月花六百块活下来,然后去楼上上班,挣三千,四千,八千,十年以后,他可以搬出去。
他说,马尼拉,也有这样的地方,Tondo,Baseco,比这里破十倍。他说,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在里面住下来,住十年,还是在那里。因为外面没有那三千块的工作,没有那个可以让他往上的梯子。
他说,潘,你们的富,不是楼。是梯子。这个城市,是一个大梯子,每一个人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梯子是通的。
他说,我昨天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聪明人能安心做事,我今天有答案了。因为一个普通人,在这条巷子里,都知道自己明天会比今天好一点。他都知道,聪明人凭什么不安心。
三天行程,很快过完了。
走之前的最后一晚,我在酒店请他们吃饭,还是粤菜,加了一个马尼拉风味的菜,是我特意让厨师做的,阿多波,菲律宾的酱油醋炖肉。他们吃得很开心,说,这是家的味道。
饭吃到一半,卡洛斯站起来,敲了敲杯子。
他说,我讲几句话。
他说,我去年12月,在马尼拉,喝多了,说了一句话,马尼拉胜过深圳。这句话,我昨天走出机场,就想收回一半。今天走进那条巷子,我想收回全部。
他说,但是我想了一夜,我不收回。
他说,我说马尼拉胜过深圳,那句话,没有说完整。完整的话应该是:马尼拉的海比深圳好看,马尼拉的人比深圳会唱歌,马尼拉的日落,深圳一辈子比不了。这些,是真的,我到今天还是这么认为。
他说,但是深圳,在另一场比赛里赢了,赢得干干净净。那场比赛的名字,叫“让普通人往上走”。这场比赛,我们菲律宾,输了四十年。他说,不是我们的人不行,是我们的路,修得太慢,我们的手续,盖得太久,我们的梯子,断了太多节。
他说,我带这十四个人来,本来是团建。他说,我现在的想法变了。我回去以后,要做三件事:第一,把我在华强北看到的供应链,用到我们的业务里,砍掉中间商,我们的成本能降三成。第二,我要在马尼拉,给我的团队,修一个“梯子”——每一个岗位,写清楚晋升的标准,谁做到,谁上,不看脸色,不看关系。第三,每年,我带新员工来深圳,让他们亲眼看看,一个普通人的城市,可以是什么样。
他说完,敬了我一杯。
他说,潘,你去年说,你带我看完,我服你。他说,我现在服了。他说,但是我提一个要求。
我说,你说。
他说,明年,我请你带团队去马尼拉。他说,你去看我们的日落,看我们的海,看我们的教堂,看我们的婚礼,看我们怎么在穷日子里,把一天过成歌。他说,你回来以后,可能也会沉默一阵子。
他说,沉默不是坏事。沉默说明,你看见了一个你没有的东西。
我举杯,跟他碰了一下。我说,一言为定。
他们走的那天早上,我送他们去机场。
大巴上,还是安静的。跟三天前刚出机场那时候的安静,不一样了。三天前的安静,是没反应过来。这次的安静,是在消化。
米格尔坐在我后面,忽然问我,潘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问。
他说,你刚才这三天,看我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在想一件事。我说,我2010年第一次出国,去的也是马尼拉。那时候我们深圳的地铁才五条线。我在马尼拉看海,看教堂,看夜市,回来以后,我在深圳湾站了一个晚上。我说,我那时候想的是,为什么他们有的,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有的,他们没有。
我说,十五年了,答案越来越清楚。这不是谁比谁聪明的问题,是路的问题。路通了,什么都会来;路不通,什么都会慢。深圳的路,不是一开始就通的,是我们几十万人,几十年里,一小节一小节,把它接通的。
我说,米格尔,你们马尼拉的路,也会通的。等通了,你们会发现,日落还在,歌还在,只是这回,日落底下多了一条能跑的轻轨,歌里多了一句不用挤四个小时车的歌词。
米格尔没说话,过了很久,他说,潘先生,你说得很像我们那边的一句谚语。他说,河流之所以能到海,不是因为它直,是因为它学会了绕,但是它从来没有停下来。
大巴到机场,十五个人下车,跟我一个一个告别。卡洛斯最后,他抱着我说,潘,明年马尼拉见,我给你看我说的那个日落。看完日落,我带你看我们的巷子。他说,看我的巷子的时候,你不要沉默太久,你要跟我说,你们缺什么,我们能给你们什么。
我说,好。
他们进去了。我在出发大厅外站了一会儿。
四月的深圳,已经有点热了。机场外面,出租车、大巴、货车,一条一条排队,井然有序。远处,新的航站楼扩建工地,塔吊在转。
我看着那些塔吊,想起卡洛斯那句话:日落不能变成地铁。
我想,我们这个城市,做了四十年,做的一切事情,说到底就一件,把日落变成地铁,把歌声变成梯子,把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一节一节,接进那条通往海的路。
马尼拉的日落,是真的好看。
我在朋友圈看到卡洛斯发的动态,配文是英语和塔加路语混着写的,最后一句翻译过来是:深圳教会我们的是,歌可以慢慢唱,但路要快点修。
我给他点了一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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