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EduKnow的新栏目#留学风向。
当地时间11月16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2026年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2025/26学年,在美国际学生总数为1,146,163人,同比下跌2.7%,也是五年来首次下降。而国际新生人数跌幅更大,减少了17.7%。![]()
中国内地学生的数据同样全面下滑,总人数25.4万,同比下降4.3%。其中本科下降5.1%,研究生下降5.1%,非学位项目下降16.6%,OPT下降0.7%。![]()
学费高昂,地缘关系紧张,留美就业的性价比下降,加之签证、OPT和绿卡政策不断收紧,这些都导致赴美留学降温。
随之也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留美就业吸引力减弱,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华裔(ABC)开始把就业目光转向中国。
前阵子,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条一位ABC去深圳工作的帖子。![]()
两百多条评论里,羡慕嫉妒之情几乎要溢出屏幕。![]()
![]()
![]()
(均为机器翻译)
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ABC回国就业并非偶然。当海外就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国内市场持续增长时,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发展路径。而对于拥有华人背景的ABC来说,回国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一种天然的连接感,让这个选择变得顺理成章。
不过,回国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返乡,文化差异、身份认同、职场适应,都是ABC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我们采访了两位回国工作的ABC,看看他们为何选择回国,又经历了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
留美还是回国?AI时代,哪些行业更有“钱”景?
11月28日,EduKnow深圳大型留学展
聚焦全球高薪就业新赛道、专业选择与求职规划
和家长面对面聊聊未来的职业机会
![]()
![]()
华尔街工作十年后,他回国进了券商
上世纪90年代初,22岁的陈从潮州来到纽约。像许多第一代移民一样,他做过华人移民常见的体力活,在餐馆洗碗、给超市送货、帮人装修房屋。后来靠亲友借来的钱,他在布鲁克林开了一家亚洲杂货店,才算安定下来。
儿子J出生时,全家已经熬过了最困难的阶段。
陈自己不是靠读书翻的身,但中国人“惟有读书高”的信念,也刻在一家人的骨子里。在他们看来,除了教育,没有别的路能让下一代真正改变命运。
所以,J从小学起,家里就给他安排了钢琴、数学和中文课。19岁时,J考入一所小藤的金融专业。
藤校、华尔街、顶尖咨询公司、总包数十万美元……在陈看来,作为第一代移民,他已经交出了满分答卷。
毕业后,J顺理成章进了华尔街一家顶尖投行,几年后又跳槽到头部咨询公司,负责亚洲市场业务,职业发展几乎一帆风顺。
三十岁出头,他已经在纽约郊区买了独栋别墅,娶了一位同样是ABC、在高校任教的妻子,两个孩子就读于当地知名的私立学校,标准的精英之家。
(J家在纽约郊区的住所)
如果按照父辈的期待,这就是移民故事最完美的结局。第一代吃苦耐劳、拼尽全力托举,第二代通过教育完成阶层跃迁。
因为负责亚洲业务,J过去几年频繁往返于纽约、中国香港和内地城市。他明显感觉到,自己接触到的成长型企业,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内地。
几年前,他参与了深圳一家自动驾驶企业的融资项目,短短三天见了二十多家供应链企业。
很多创始人不到四十岁,却同时管着研发团队、生产基地和海外市场拓展,这让他深受震撼。
回想起在华尔街工作的那些年,他承认收入可观,但并不是外界想象中的人生赢家剧本。
同行之间频繁跳槽、相互挖角几乎成了行业常态。
作为移民二代,他不像一些同事那样拥有深厚的校友圈、家族资源或人脉网络,职业发展更多依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业绩,一步步往上走。
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有一天技术优势不再明显,自己还能靠什么继续竞争?
有一件事也让J耿耿于怀。
他曾跟进一个东南亚并购项目,负责核对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交割前一周,他发现对方一家子公司的收入口径和审计底稿对不上,在内部邮件里写了一句“建议再核实”,并抄送了项目负责人。
项目还是按原计划推进了。半年后监管机构介入调查,翻出当时的全套文件,每一页核对表上都有他的名字。
他被叫去谈话三次,律师告诉他,文件链一旦被认定为知情不报,最坏的结果是个人承担刑事责任。
图源unsplash
最后是他那封邮件和当时的会议记录救了他。调查结论是流程有问题,不是他个人隐瞒。
这件事之后,J对“没有背景在华尔街立足”的担忧又加深了一层。
另一方面,两个孩子正在长大,开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疑问。
他们在学校被同学视作中国人,回到中国探亲时又因为美国身份和成长背景被视作“小老外”。
更现实的还有父母养老问题。
J的父母生活在纽约郊区,妻子的父母则在波士顿。随着四位老人年事渐高,夫妻俩来回奔波,照顾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J动了回国的心思。和妻子商量后,两人都觉得可行。
妻子是英美文学背景,在美国高校教书,可文科老师在那边的处境远不如外界想象的光鲜,收入和稳定性都有限。
回国之后,她的英美文学功底反而可能更有用武之地。
于是,J开始通过国内的人脉寻找机会。
经朋友牵线,广州一家头部券商找到了他,希望由他负责国际业务板块的建设。但J要下这个决心,并没有那么容易。
图源unsplash
回国发展意味着机会,可汇率差摆在眼前,降薪是必然的,家庭收入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J还犹豫,国内金融行业的行事方式与华尔街差异巨大。
过去十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华尔街的工作体系,回国意味着职业身份的重建。不过,经过多方考量,J全家最终还是搬回了广州。
刚回来的那一年多,对全家人都不容易。妻子工作没有着落,先在一所高校做编制外的老师。孩子要适应新的学校环境,校园的约束和交友方式都让他们受到不小的冲击。
J自己的麻烦也不小。
券商请他回来,名义上让他负责国际业务建设,可他很快发现,领导真正看中的是他的履历和名片。
关键决策上,他能发挥的空间有限。
比如他反对一个估值明显偏高的项目,认为境外投资人不会接受,意见却被搁置,项目照样推进。他这才明白,自己的角色更像是给境外投资人看的门面。
还有一些国内的规矩,他也在慢慢适应。比如一个跨境项目做到一半,赶上备案规则变化,交易结构要推倒重来。客户把这笔账算在他头上,认为他没有提前预判。
怎么协调、怎么划清责任,华尔街那套方法到了广州,很多都失效了。
J一家的适应还远未结束。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也有他力不从心的地方。
但对拥有双语和跨文化背景的ABC来说,回国发展不只是落叶归根的前奏,也正成为一个现实的职业选项。只是途中的磨合与困难,是返乡和融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伯克利工程硕士,一头扎进机器人行业
K出生在加州圣何塞,这里开车到硅谷核心区不到半小时。
他父亲当年赴美读电子工程博士,毕业后进了半导体企业,拿到身份留了下来。母亲来自西安,在软件行业干了多年。
和许多第一代技术移民一样,他们的人生目标很明确:靠学历和技术站稳脚跟,成为标准的中产,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
K从小长在工程师文化浓厚的环境里。英特尔、思科、谷歌、高通这些名字,以及它们的技术文化,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学习STEM专业、进顶尖大学、毕业后加入大公司,拿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是K父母对他的期待。
K基本按这条轨迹长大。高中时参加机器人竞赛,本科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械工程专业,后来又读了硕士。在很多人看来,他进谷歌、苹果这些科技大厂是板上钉钉的事。
图源unsplash
但进大厂这件事,K在本科阶段就动摇了。
本科期间,K和同学做了一款面向仓储场景的自动分拣设备,想把它商业化。设备是在一间租来的车库里搭起来的,第一次演示就卡住了,分拣臂把包裹推到了地上。
那段经历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美国的基础科研底子很厚,但对年轻工程师来说,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隔着很长一段路。
一个原型做出来,要找供应商、制造商、渠道商和投资机构,对资源有限的创业团队来说,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拖上几个月。
研究生期间,学校组织去中国参加一个科技创新项目。K年幼时曾跟随父母回国几次,但多半是探亲和旅游,他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并不多。这次是他第一次到深圳,参与和本专业相关的项目。
从新闻报道和父母的聊天里,他知道中国制造规模庞大,却不清楚这种规模到底意味着什么。
(K所在公司办公室外景)
到深圳的第一周,K就被震撼了。
团队设计的一款机器人抓取组件需要调整参数。在美国,他习惯了图纸交上去、等上几周才收到反馈。深圳的合作企业当天晚上十一点就给了修改方案,两天后样品已经摆在了桌上。
这种速度不只是效率问题,它意味着研发、供应链和制造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里。
过去他在课堂上学过产业集群理论,到了深圳,他第一次看到产业集群是怎么真实运转的。
后来几年,K一直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科技行业也在变。
2022年以后,科技大厂接连裁员,他身边就有学长学姐被裁后半年没找到工作,许多原本被视为金字塔尖的平台企业开始收缩招聘。对年轻工程师来说,进大公司仍然是不错的选择,但已经不再意味着无限增长。
毕业时,K拿到了两家美国公司的offer。他选了其中一家,做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但干了不到一年就离职了。原因是这家初创公司太像草台班子。公司十几个人,方向三个月换了两次,创始人拍脑袋决策,K想做的项目迟迟无法落地。
不过,在职期间,K参加过一次行业会议,现场来了很多中国从业者。
K意识到一个现实,未来几年,全球机器人产业重要的应用场景和供应链资源,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中国。
图源unsplash
这意味着,不管国籍如何,工程师如果想进入行业核心,都很难绕开中国市场。那时,K下定决心,要去中国发展看看。
父母不理解儿子的选择。他们当年花了巨大代价才拿到美国身份、建立起职业基础,很难理解儿子为什么要主动离开。
家里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
父母担心的还不只是职业风险。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年代,对回国一直有一种惯性认知,在他们眼里,出国是进步,回国则带着某种失败的意味。
K代表的是另一代人的想法。
这一代ABC没有经历过父辈的物质匮乏,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记忆中的过去,而是一个高速变化、充满机会的新兴市场。
几经辗转,K加入了深圳一家机器人初创公司。刚来没多久,他就被深圳速度震撼了。
在美国,一个团队项目往往要推进很久。到了深圳,产品迭代按周算,赶上关键节点甚至按天算。
除此之外,K身边不少同事毕业于清华、浙大、哈工大,本科时就进实验室、做项目,对行业动向异常敏锐。
在供应链、制造工艺、产业政策这些领域,许多本土工程师懂得比他深。在这些方面,K的名校文凭派不上用场。
所以,刚加入公司的第一年,K一直在补课。白天跟项目,晚上看行业报告,周末往工厂跑,看产线怎么运转,听工人聊装配细节,也跟供应商磨交期。慢慢地,他开始看懂这个庞大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当然,K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国内工程师相比,他更了解海外客户的需求;和海外同行相比,他又更清楚中国制造的效率和优势。
这种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视角,让他在负责国际业务后越来越得心应手。
K不确定自己未来是否会一直留在中国。目前,机器人的核心场景和供应链在中国,他的双重背景在这里最稀缺,经验积累的速度也最快。
至于以后留不留,要看行业重心会不会移走,也要看外部环境会不会变。现在他能确定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是他职业回报最高的地方。
图源unsplash![]()
J和K的背景看似不同,但他们都不约而同把中国放进自己的职业版图里。
其实不只是他俩,这两年机器人、AI、新能源等行业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海外长大的华裔年轻人的身影。
这种变化首先来自机会的转移。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产业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相关产业最活跃的市场之一。
中国信通院测算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截至2026年6月,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600家。
ABC来说,这意味着越来越多值得尝试的新职业和新赛道。
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和金融行业正进入调整期。
Layoffs.fyi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科技行业共有278家公司实施裁员,涉及约12.3万个岗位。传统好工作的确定性下降,年轻人自然会把目光投向其他市场。
这也让人想重新算一算留学这笔账。它买到的不只是一张海外文凭,更是一份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流动的能力。
图源unsplash
当然,内地大城市生活的舒适和便利,也是加分项。
凌晨两点还能点到外卖,地铁和移动支付覆盖日常,女生深夜下班打车回家也不会特别紧张。相比之下,不少欧美城市的安全和便利,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有时候,决定去哪里发展的理由没有那么宏大,哪里更方便、安全、舒适,就足够了。
父辈那一代拼命走出去,而二代ABC们开始回流。历史,真是一个轮回。
编辑:萝拉排版:汤包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