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几次有关东方枢纽、临港新片区发展的研讨,我一直认为,东海边的东方枢纽和临港新片区,不能放在上海主城区的空间延伸逻辑中去理解。它们应该形成一个面向太平洋、连接中国沿海大通道、具有独立空间功能的“沿海新上海”。东方枢纽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若把临港新片区与“十五五”规划的沪甬跨海通道放在一起观察,一个更大的战略图景就会显现出来:上海—宁波—舟山一线的杭州湾地区,能否依托中国沿海大通道,形成一个既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又具有世界级先进制造策源能力的复合型战略支点?我以为,这个问题可以从通道、制造、制度三个层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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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一、通道重构:上海沿海主轴正在从“端点”走向“中枢”
过去,上海在中国沿海大通道中的位置,更像一个北端枢纽。向北,上海可以连接苏北乃至山东半岛;向南,则长期受制于杭州湾的“C”字形绕行。上海与宁波、舟山之间虽有强烈的经济联系,但空间距离和交通组织方式,始终限制着这种联系的效率。
沪甬跨海通道建设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其意义正在于改变这一基本格局。与过去一段时期,分别从金山、洋山方向谋划沪甬通道和沪舟甬通道相比,我觉得经由奉贤连接宁波慈溪的跨海通道,可能更符合从中国沿海大通道国家战略出发谋划上海沿海空间发展的逻辑。这条近70公里、公铁合建的杭州湾大通道,建成后宁波到上海将进入40分钟级通勤和商务圈。更重要的还不只是时间缩短,而是登陆点所带来的空间重构。通道从奉贤进入上海后,可直接对接上海东站和浦东机场组成的东方枢纽。这样,宁波、舟山方向的人流、物流和产业要素,不必再绕行上海中心城区,就能够在奉贤—临港—浦东这一沿海地带实现海、陆、空的高效转换。
这对临港和东方枢纽来说,是一次枢纽位势的根本性提升。上海大都市的对外交通格局,正在从过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圈层式扩张,转向沿江、沿海双主轴并行的发展模式。沿海主轴的关键抓手,正是沪甬跨海通道、沪乍杭高铁、两港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它们把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上海东站、浦东机场连接起来,形成“空—海—铁”一体化的枢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临港不再是被杭州湾“截断”的交通末梢,而是沪甬联动通道上的关键节点;东方枢纽也不再只是服务浦东东部的交通终端,而是上海沿海主轴向南延伸的第一战略接口。上海沿海空间由此将完成一个重要转换:从过去的“端点枢纽”,走向未来的“通道中枢”。
二、制造耦合:枢纽流量与临港制造形成新的竞争闭环
上海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中心,保持20%的制造业比重,临港是最重要的战略承载区。临港提出建设“全球制造业制高点”,其目标并不只是扩大制造规模,而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中形成不可替代的位置。
到“十五五”期末,临港将形成集成电路、智能汽车、高端装备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民用航空产业规模也将超过500亿元。这些前沿产业有一个共同特点: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时效要求,并且高度嵌入全球供应链。无论是集成电路的晶圆制造、高端封测和关键材料,还是大飞机总装配套、智能汽车的核心零部件,都不仅需要港口装卸能力,更需要航空货运、铁路快运、海港中转之间的高频转换和无缝衔接。
东方枢纽恰恰提供了这种组织能力。上海东站总建筑面积约133万平方米,拥有15台30线的站场规模,并首次在国内铁路车站中引入“空铁联运模块”。从铁路出站口到航空模块安检口仅约250米,通过机场联络线还可实现与浦东机场、虹桥枢纽的快速互联。未来,东西联络线还将进一步加强上海东站与松江南站之间的联系。
由此,浦东空港—上海东站可以形成国际航空物流门户,临港—洋山可以形成国际航运物流门户。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功能并列,而是服务于临港高端制造集群的协同体系。沪甬通道接入后,洋山港与宁波舟山港的集疏运体系将进一步贯通,临港制造业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时效、成本和供应链需求,在空运、海运、铁路等物流方式之间灵活切换。
这意味着,东方枢纽不仅是服务制造业的交通设施,更是重新定义制造业竞争边界的战略基础设施。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和材料,可以通过浦东空港快速进入临港晶圆厂;大飞机的大型结构件,可以通过洋山港和铁路专线进入总装体系;智能汽车的高价值模块,则可以借助空铁联运快速进入全球分拨网络。今天制造业竞争,越来越不只是工厂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组织速度、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链韧性之间的竞争。东方枢纽加上沪甬通道,正在为临港提供这种更高层次的供应链组织能力。
三、制度叠加:从“物流便利”走向“规则配置”
当然,只有通道和枢纽,临港最多只是一个交通便利、物流高效的制造基地。要真正成为全球制造业制高点,还必须具备配置全球资本、数据、人才和规则资源的能力。这正是临港与东方枢纽的制度优势所在。
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是全球首创、国内唯一的特殊功能区域。它在综合保税区和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制度基础上,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从货物拓展到自然人,重点发展国际商务交流、科技合作、国际会展和国际培训,目标是建设一个“零时差”的国际商务门户。
临港新片区则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跨境数据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实质性突破。2025年,临港离岸贸易规模达到327亿美元;跨境数据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持续迭代扩容;跨境算力、高端制造、远洋航运等功能也在不断叠加。
这两类制度创新一旦通过沪甬通道连接起来,就会形成新的制度耦合。临港的高端制造集群,需要全球资本、技术、数据、人才和商务资源的高效流动;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所提供的,正是自然人跨境流动便利和国际商务服务能力。反过来,临港的离岸贸易、高端制造和跨境数据应用,也为国际商务合作区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真实的产业需求和压力测试场景。
同时,宁波、舟山方向的产业要素,也可以通过沪甬通道直接接入这一制度空间,而不必经过上海中心城区的行政与空间过滤。因此,未来形成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港口+工厂”组合,而是一个由通道、枢纽、产业和规则四层嵌套构成的复合体:沪甬通道提供沿海联动和向南纵深;东方枢纽提供全球流量组织和国际门户功能;临港新片区提供先进制造场景和离岸经济纵深;国际商务合作区与临港制度创新共同提供规则衔接和资源配置能力。
在这个复合体中,“全球制造业制高点”的含义将被重新定义。它不只是产能规模的制高点,也不只是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更是掌握全球制造资源流动、供应链组织和规则衔接能力的制高点。一言以蔽之,东方枢纽提供门户和流量,临港提供产业和制度纵深,沪甬通道提供腹地和港口联动。三者共同构成的,可能正是中国沿海大通道上制度密度最高、产业厚度最强、战略意义最突出的一个关键区段。
(作者诸大建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诸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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