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出人意料的是,罗南辉不仅承认身份,还把自己说成一个替人送信、只为混口饭吃的底层人员。后来,他被关进监狱,又转入重庆反省院。刑期将满时,他竟写信表示这里有饭吃、有地方住,不愿离开。
反省院负责人看完信,气得亲自去见他。
“你真不想走?”
“外面没有饭吃,还是这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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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听起来窝囊,实际上每一句都经过盘算。负责人认定他不过是个混饭吃的小人物,便吩咐道:“把他轰走,别在这里浪费粮食。”
罗南辉就这样离开了牢房。
这个看似荒唐的结果,和他的外貌、经历以及长期从事兵运工作的方式密切相关。1908年,他出生于四川一个贫苦家庭,幼年便靠做工维持生活。水烟铺倒闭后,他为了一口饭加入川军,先后辗转多支部队。贫寒出身让他很清楚,普通士兵最在意的不是空话,而是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少受欺压。
1927年,罗南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革命政变后,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追捕,他却接受组织安排,继续在部队中做秘密工作。他与士兵同吃同住,抽烟喝酒也常和大家分着用,官兵之间没有多少隔阂。士兵们叫他“罗大爷”,还送给他“兵中之王”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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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单纯的江湖义气。
罗南辉善于从士兵的家庭状况、生活困境入手,逐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可靠人员,并组织士兵联合会和士兵委员会。对军阀部队而言,这种变化十分危险;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把武装力量从旧军队内部逐步改变的实际办法。
1929年,邝继勋率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一带起义,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旗帜。罗南辉担任营长,参与攻占南部、蓬溪,并协助整顿地方秩序。起义很快遭到四川军阀联合围攻,部队因力量悬殊而失败,但罗南辉没有离开兵运战线。
1930年,第二混成旅再次起义。罗南辉带领手枪连夺取旅部,切断对外联络,随后攻占广汉。由于敌军迅速合围,起义部队损失惨重,他只带少数人员突围。两次起义一成一败,留下的并不是一份漂亮战果,而是一批经过实战检验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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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组织派罗南辉前往川东主持军委工作。接头地点已经被敌人掌握,他刚到旅馆附近便遭逮捕。押送途中,他很快判断出敌人尚未摸清自己的真实职务,于是决定把“承认党员身份”当成掩护。
他承认自己是党员,却把职责说得极低;对无关细节说得十分具体,遇到组织机密便一概推说不知。敌人施以刑讯,他仍咬定自己只是替人送信,入党是因为生活困难、想挣几角钱。这样的口供既满足了审讯者立功的想象,也没有暴露组织关系。
有意思的是,罗南辉并非靠一次机灵便脱身。他在狱中始终维持同一种形象:胆小、怕饿、贪图牢饭,甚至对释放表现出抗拒。敌人需要的是有价值的口供,面对一个被认定为“无足轻重”的人,自然不愿长期耗费看守和粮食。
获释后,他立即返回组织,参与调查川东党内连续出现的破坏事件,并负责锄奸工作。1932年,他赴南充主持军事工作,组织游击队,发动升钟寺、保城一带的农民斗争,随后又深入川军第二十九军开展兵运,争取了一个连的官兵。
1933年,这个连在川军进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起义,加入红四方面军。罗南辉由此进入正规红军指挥序列。同年10月,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他任副军长,和王维舟共同指挥部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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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十三军成立不久,刘湘调集大军进攻川陕根据地。罗南辉率部在万源以东、城口一带阻击敌军,连续击退进攻,守住了东线阵地。部队装备并不优越,能否顶住压力,考验的不只是勇气,更是指挥员对地形、兵力和时机的判断。
长征途中,罗南辉带部队翻越高山,穿过人烟稀少的地区。缺粮时,他亲自寻找藏粮地点;过草地前,又带人采集野菜,先行辨认是否有毒。战士们记得很清楚,他常说:“粮食就是生命,也是战斗力。”
1936年,红三十三军与其他部队整编为红五军,罗南辉任副军长。番号变化引起部分官兵情绪,他没有简单训斥,而是逐一解释整编对统一指挥和保存力量的意义,使部队服从新的部署。
同年10月,为掩护主力行动,罗南辉率部阻击追敌。在战斗中,敌机实施轰炸,他不幸牺牲,年仅28岁。一名从贫困乡村走出的士兵,最终成为红军的重要指挥员,生命停在了长征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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