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公布的10月物价数据里,鲜菜价格同比下跌16.9%,是食品分项中跌得最深的一栏。落到产区,就是大白菜、甘蓝和萝卜在地头按分论价,一斤卖不上两角,化肥、种苗和雇工的钱一扣,一季辛苦下来反倒倒贴。
多数人的直觉是“种多了”。可同一段时间的行情并不支持这个结论:寻常大路菜行情塌方,签了订单的基地菜、叫得响牌子的特色菜照样有人抢。
如果是总量过剩,不会只砸某一类菜。我们更愿意把这一轮低价看成几股力量撞在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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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大棚铺满南北,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纬度都能种,碰上暖冬,各地采收窗口挤进同一段日子,十来天里货源一齐涌进批发市场。需求这头也在变。
食堂、工地、饭店这些成批进货的买家放慢了节奏,居民家里也不再成堆囤菜。货走得一慢,批发档口收货就格外谨慎,压价顺着链条一路传到地头。
更深一层的症结在议价。小农户多半看上一季哪样菜挣钱就跟着种,菜熟了只能守着等人上门挑货,手里没有冷库可以缓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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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价低到几毛,城里菜摊却不见得便宜,分拣、运输、入市费、铺租和损耗层层叠上去,种菜的和买菜的都觉得吃了亏。四十年前,北方人靠成堆的白菜熬过冬天,“菜篮子工程”1988年起步后,大棚和全国大流通改写了餐桌。
今天的难题已经从有没有菜,变成了菜钱怎么分。价格到底在哪个环节定下、利润落进谁的口袋,顺着一根黄瓜从辽宁地头走到北京批发市场的路线,能看得相当清楚。
2026年11月16日,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当天14时全国重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00元,比11月13日的4.07元回落1.7%。
其中大白菜、油菜、葱头、莲藕降幅居前,黄瓜、西葫芦、菜花环比上涨,品种之间涨跌分化依旧明显。在中国这样以小规模、自给型农业为主的新兴国家,沿供应链形成价格的机制,决定着农产品食品供应链能否有效、可持续地运转。
食品生产和流通被视为任何政府都要面对的重要战略问题。食品生产稳定、顺畅送达终端消费者,有助于社会凝聚,也关乎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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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至2008年粮食危机以来,世界市场上的食品价格波动不断加剧,农产品的价格形成过程,对于政策导向、经济可持续性和产业改进都十分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放开了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一些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专业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进而带动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发展。蔬菜生产周期短、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大量农户投入种植,蔬菜行业的产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1978年到2016年,全国蔬菜播种面积大幅增加,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和消费国。“十三五”期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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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业以市场为导向持续优化,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有望继续增加,农产品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缓解。蔬菜价格形成机制是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方面,研究它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意义重大。
生鲜蔬菜,是指不经加工、只经过包装、运输并配送到零售网点、基本保持原始形态的蔬菜。在生鲜蔬菜供应链中,除了农户的生产行为,所有节点和环节都由销售行为支配。
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散的,供需弹性也比较小。此前数年,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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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生产的生鲜蔬菜通常具有反季节供应、易腐、价格波动大、生产周期短等特点。
研究人员选取同一条黄瓜供应链上的两个节点,即辽宁省凌源市的每日收购价和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各78组数据,运用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种菜的农户家庭是供应链的起点。
一级商贩直接从生产者手里收购,再卖给二级收购商,也就是批发商的代理人。二级收购商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人员和劳动力,掌握稳定的批发渠道,是生产者与全国批发市场网络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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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农户、一级商贩和二级收购商生活在同一地区,彼此联系紧密,可以看作生鲜蔬菜的上游供应链。上游供应链典型的收购模式是这样的:批发商把需求量告知二级收购商,二级收购商再通知一级商贩收菜。
每个一级商贩的任务各不相同,取决于需求。比如批发商需求量大、时间紧,除了自己指定的收购商,还会另找其他收购商。
一级商贩收购完成后,把蔬菜送到二级收购商的仓库。二级收购商负责分拣、包装,再把蔬菜卖给批发商,由批发商运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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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商同时确定售价,以及付给二级收购商的价格,同一地区的价格通常是一样的。供应链上每一次收购的价格,都取决于批发商设定的价格,批发商则根据市场供求,并考虑前期价格影响等因素来定价。
一级和二级商贩分得的利润是刚性的,都能拿到相对固定的份额,区别只在交易规模大小。比如在一笔交易中,一级商贩每公斤可以从二级收购商那里拿到0.05元,二级收购商每公斤可以从批发商那里赚0.02元。
农户、一级商贩和二级收购商之间,是一场无限重复的博弈。一旦出现“欺诈”,一级或二级商贩的信誉就会受损,农户不会再把菜卖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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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规范约束下,一级和二级商贩靠信誉赚取自己那一份,不敢随意抬价或压价。农户处在上游价格链的最低端。
与一级、二级商贩相比,农户在选择数量和价格时,对供应链上的选择与合作意识较弱。再加上生鲜蔬菜难以保存,农户短期内无法影响供需的价格和数量,只能被动承受成本和收益的变化。
从批发环节开始,供应链进入下游。批发商是整条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是价格形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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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面对的是灵活多变的市场,享有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好处,接近垄断竞争和寡头市场。批发商除了用价格竞争,还会通过串通获取更高利润。
市场不断变化,他们的利润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以及调动市场资源的能力。在价格链中,批发商获得的利润份额是变化的,利润空间很有弹性。
批发商付给二级收购商的价格,与从客户那里收到的价格之差,就是他们的毛利。批发商几乎没有固定成本,除了固定数额的可变成本,每公斤的利润弹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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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游商贩的盈利模式不同,供需信息不对称、发达的物流网络、多年经验和紧密的人脉,促使批发商去影响价格、进行投机。批发商并非单纯的价格接受者,他们同样是价格形成的参与者,可以运用多种竞争策略影响供求和价格。
按照两种不同的风险和盈利模式,价格分布可以分为刚性部分和弹性部分。上游商贩得到的价格属于刚性部分,农户和批发商得到的价格则是弹性的。
长期看,市场能够维持相对固定的利润率,但短期内价格是灵活的。供应链上游的农户和商贩,以及末端的消费者,可以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供应链中间环节参与者的主动性更明显,更接近垄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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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市场冲击时,各节点价格随供求变化而波动,刚性部分保持不变,弹性部分则表现为价格水平的变化。样本数据为2017年10月13日至12月30日同一批次、同一等级黄瓜的上游收购价和批发价。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9082,相关性很强,也就是说,上游收购价与批发价相互关联、同向变动。收购价的标准差系数为0.319,高于批发价的0.309,说明批发价更稳定,收购价跟随批发价的方向变动。
协整检验显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供应链上存在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新发地黄瓜批发价是凌源收购价的格兰杰原因,这进一步证明价格在批发节点形成,再传导到上下游节点,形成价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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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价格是在全国批发流通链条中形成的。蔬菜批发市场处在供需交汇点,大型批发商更有能力利用信息不对称,根据市场供求作出调整,从而获利。
价格从批发商向上游传导到商贩和农户,向下游传给零售商和消费者,在那里形成终端市场价格。一般来说,农户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往往依据经验、习惯和习俗作出选择。
由于缺乏组织化合作,农户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涨跌。农户可以横向、纵向组织起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避免合作破裂和陷入“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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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商贩是连接农户和批发商的中间环节,他们抽取固定报酬,对价格链上的价格波动没有额外贡献。商贩之间合作很少,提高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或者多结交人脉。
上游商贩有着本地信息的天然优势。在与农户的博弈中,双方基本能遵守彼此的市场规范,保证上游供应链顺畅运转。
批发商尽管风险很大,却能获得可观利润。这符合市场运行机制,如果各环节平均回报率都一样,反倒脱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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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供应链的市场力量集中在批发商手里,他们的价格同时向上游的生产者和下游的消费者传导。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批发商和农户都没有获得充分市场信息这一事实。
通过对农户进行培训,让他们用上信息和通信技术,并把他们与下游市场连接起来,价格形成机制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让农户成为有力的议价者。
为提高蔬菜市场竞争力,增强农户议价能力,增进终端消费者福利,公共和私营部门可以合作制定政策框架,鼓励农户组建合作社或结成战略联盟,在价值链各环节的参与者之间发展跨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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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之间竞合,供应链各方共享信息和市场趋势,可以提高价格传导的程度和速度,为生产者、批发商和终端消费者打造可持续的价值链。蔬菜供应链上的价格传导是不对称的。
针对市场结构改革的公共政策,加上生产者意识的提高和合作社的组建,可以营造促进公平定价和对称价格传导的环境,打造可持续的农产品食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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