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妻子同意丁克,我就去做了结扎,直到我六十四岁体检,医生皱着眉问:您三十六年前做这手术,是自愿做的吗
体检中心三楼,B超室的门推开一条缝,护士喊我的名字:“陈建业,到你了。”
我进去,躺下,医生把探头按在我小腹上。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又换了个角度,眉头皱起来。
“您做过输精管结扎?”
“做过,三十六年前。”
“哪个医院做的?”
“区第二医院。”
医生没再说话,手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调出一份电子档案。他看了很久,转头问我:“您当时是自愿做的吗?”
我愣住。这个问题奇怪。我坐起来:“什么意思?”
“我们医院系统升级,把老档案都录进去了。您的手术记录里有一份备注,说当时手术是在家属强烈要求下进行的,而且手术同意书上您的签名是家属代签的。”医生把屏幕转过来,“您看,这里写的是‘患者配偶刘玉芬代签,患者本人未签字’。按规定,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核实。”
我盯着屏幕。那个签名确实像刘玉芬的笔迹,歪歪扭扭的“刘玉芬”三个字。我的名字那一栏是空的。
“我……我记不清了。但我是自愿的,当时是我自己去的医院。”
医生把探头收好,递给我几张纸巾:“您最好回去问问家里人。我们最近在复查一批历史档案,类似的情况还有几例。如果是非自愿手术,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不用。”我打断他,“我回去问问。”
出了医院,太阳很毒。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给刘玉芬打电话。
“玉芬,我今天体检,医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问我三十六年前做结扎是不是自愿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自愿的。但是档案上写着,手术同意书是你代签的,我没签字。”
刘玉芬的声音高了一点:“那时候你忙,我帮你签的,你自己不是也知道吗?多大点事,你回来再说。”
她挂了电话。
我攥着手机,站在人行道上。三十六年前的事,我确实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天刘玉芬陪我去医院,说顺便做个检查。进手术室之前,她递给我一杯水,我喝了之后有点困。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做完了。
当时我以为自己签过字了。
回到家,刘玉芬在厨房做饭。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把手机里的档案照片调出来。
“玉芬,你过来一下。”
她擦着手出来,看了一眼照片:“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多少年了。”
“医生说,如果当时我不是自愿的,可以追究。”
刘玉芬脸色变了:“陈建业,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同意丁克,自己去做的手术,现在想赖我头上?”
“我没赖你。我就是想问问,当时我到底签没签字。”
“你签了!”她声音大起来,“你那时候说信任我,让我帮你签,你自己懒得动笔。”
“我为什么懒得动笔?我就签个名字的力气都没有?”
“你当时不是喝了水说困吗?我说你睡吧,我帮你弄。”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没有看我,看着电视柜上的相框。相框里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的合影,她穿着红毛衣,笑得露牙。
“玉芬,你跟我说实话。当年你是不是跟医生说了什么?”
“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说!”
“那为什么档案里写‘家属强烈要求’?”
她把手里的抹布摔在茶几上:“陈建业,你六十多岁的人了,翻这些旧账有意思吗?你是不是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谁跟你说的?”
“医生跟我说的。”
“医生懂什么?医生就是怕担责任,故意吓唬你。你要是心里不痛快,我去医院找他们理论!”
她转身进了厨房,把锅铲弄得咣当响。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手机屏幕还亮着,那个空白的签名栏像一张嘴。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区第二医院。老院区已经改成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档案室还在。我找到医务科,一个姓孙的年轻科员接待了我。
“陈师傅,您的情况我查了。当年的手术记录确实有问题。不仅您的签名是代签,而且手术前有一份‘特殊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的是‘患者配偶陈述患者本人对绝育手术有顾虑,经配偶劝说后同意’。”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
“这份文件是刘玉芬签的。上面有她的签字和手印。”
我手心冒汗:“我能看看原件吗?”
孙科员复印了一份给我。白纸黑字,刘玉芬的签名,日期是手术前一天。内容里写着:“患者陈建业对结扎手术有抵触情绪,经本人(刘玉芬)多次劝说,同意手术。因患者情绪不稳定,本人代为签署手术同意书。”
我把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那上面的字确实是刘玉芬的。她写字有个习惯,横不平,竖不直,最后那个“芬”字总是把草字头写得像两把叉子。
“陈师傅,还有一件事。”孙科员压低声音,“我们查到,当时给您做手术的医生姓吴,叫吴德明,已经退休了。他前几年因为另外几起违规手术被处理过,吊销了执业资格。您要不要找他问问?”
“有联系方式吗?”
“有。他住在城东阳光小区。”
我把那张复印件折好,放进衬衫口袋。
回家路上,我给妹妹陈建芳打了个电话。
“建芳,你记不记得当年我结婚后做结扎的事?”
“记得啊,你跟我说过,说嫂子不想生孩子,你就去做了。怎么了?”
“当时嫂子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陈建芳想了想:“她跟我说过一句,说‘你哥这人耳根子软,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当时以为她开玩笑。”
“她还说过别的吗?”
“哥,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回头再说。”
挂了电话,我在小区门口的椅子上坐了很久。刘玉芬从阳台探出头来看我,我没理她。
**03**
第二天,我坐公交车去了城东阳光小区。吴德明住在七号楼三单元一楼。开门的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背有点驼,但眼神很亮。
“吴医生?”
“你是?”
“我叫陈建业,三十六年前在区二院做过结扎手术,是你做的。”
他看了我两秒,把门让开:“进来坐。”
屋里很干净,茶几上摆着一摞医学杂志。他给我倒了杯水,坐下来。
“你来找我,是因为医院在查旧档案?”
“是。”
吴德明叹了口气:“我猜到迟早有人来。当年的事,我确实有错。你那个手术,你老婆提前一天来找我,说你同意做,但她怕你临时反悔,让我别多问。我当时年轻,想多接一台手术多一份奖金,就答应了。手术前你喝了水犯困,是她给我的安眠药,说让你放松。你签字那环节,她代签的,我没拦着。”
我握着水杯,手指发凉。
“还有一件事。”吴德明抬起头,“你老婆当时跟我说,你们不要孩子是因为她不能生。她说她婚前做过卵巢手术,生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哭了,求我别说出去。我当时信了,现在想想,她可能就是怕你知道了跟她离婚。”
“她不能生?”
“她是这么说的。后来我听说她一直没孩子,我还以为是真的。”
我站起来,又坐下。脑子里转不过来。如果刘玉芬不能生,那她提出丁克就说得通了。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让我去做结扎?
“她有没有跟你说,让我结扎是为了什么?”
吴德明想了想:“她说,让你也做,这样你们就扯平了。她原话是‘我不能生,他也不能生,谁也别嫌弃谁’。”
我出了吴德明家,在小区花坛边坐了一个钟头。太阳晒得头皮发烫。
原来如此。刘玉芬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生,但她不说。她提出丁克,让我去做结扎,这样我就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她身上。三十六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我为了爱情做了牺牲。每次亲戚催生,我都说是我不想要,刘玉芬在旁边点头。我替她挡了三十六年。
回到家,刘玉芬正在拖地。我把那张复印的“特殊知情同意书”拍在餐桌上。
“刘玉芬,你跟我说实话。你婚前是不是做过手术,不能生孩子?”
她手里的拖把停住了。
“你去找吴德明了?”
“你先回答我。”
她把拖把靠墙放好,坐到我旁边:“陈建业,你听我说。那时候我确实不能生,但我怕你嫌弃我,才想让你也做手术。这样你就不会怪我了。”
“所以你就让我去结扎?”
“你自己也同意丁克的!”
“我同意丁克,是因为你说你不想生!你没告诉我你不能生!”
她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带子:“我要是说了,你还会娶我吗?”
“你瞒了我三十六年。”
“我瞒你什么了?你过得不好吗?我们没孩子,但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
我看着她。她脸上没有愧疚,只有一种“事情过去了就算了”的坦然。
“刘玉芬,你让我失去了做父亲的机会。”
“你本来就不想要孩子!”
“那是因为我以为你不要!你要是早说你不能生,我们可以领养,可以做试管,我至少可以选择!”
她站起来:“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都六十四了!”
**04**
那天晚上我没在家住。我给老周打了电话,去他家借宿。
老周是我厂里的老同事,退休后开了个小卖部。他听我说完,从冰柜里拿了两瓶啤酒。
“建业,这事我其实知道一点。”
“你知道?”
“当年你做完手术,你老婆来厂里找过我,让我别跟你提孩子的事。我当时觉得她可怜,就没说。”
“你也瞒我?”
“我以为你知道她不能生。她说你们商量好的。”
我喝了一口啤酒,喉咙发苦。
老周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离婚吧,都六十四了,离了能怎样?”
“离不离是你的事。但你得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要她给我一个交代。”
“交代能当饭吃?你问问自己,你气的是她骗你,还是气你没孩子?”
我沉默了。我没想过要孩子。年轻时候忙工作,后来习惯了。但现在知道真相,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第二天,刘玉芬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没接。她又发短信:“老陈,你回来,咱们好好说。我错了行不行?”
我回了三个字:“你先说。”
她没再发。
下午,陈建芳来了老周家。
“哥,嫂子给我打电话了,哭得不行,说你要跟她离婚。”
“她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她当年没告诉你不能生,是怕你不要她。她说她后来想跟你说,但一直没找到机会。”
“三十六年没机会?”
陈建芳坐下来:“哥,我不是替她说话。但你们过了半辈子了,你要真想离,我支持你。你要是不想离,就让她给你认个错,以后好好过。”
“她认错了吗?”
“她嘴上认了,心里不一定。她那人你还不了解?她永远觉得自己没错。”
我笑了一下。妹妹说得对。
**05**
我在老周家住了三天。第四天,刘玉芬带着她弟弟刘玉强来了。
刘玉强一进门就喊:“姐夫,多大点事啊?我姐不就是没告诉你她不能生吗?她那是爱你,怕失去你。你一个大男人,计较这些?”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玉强,你要是觉得这事不大,让你老婆骗你三十年试试。”
“那能一样吗?我老婆能生!”
“你姐也能生,只是生不了。”
刘玉强脸涨红了:“陈建业,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姐跟了你三十六年,没功劳也有苦劳!”
“我没说她没苦劳。我说的是她骗我。”
刘玉芬坐在旁边抹眼泪:“老陈,你就非要闹得全家不得安宁?我都认错了,你还想怎样?”
“我想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让吴德明写那张纸。你怕我反悔,所以提前把路堵死。你连我反悔的机会都不给。”
她哭声停了:“我不是怕你反悔,我是怕你知道了难受。”
“你让我做手术的时候不怕我难受?”
“你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你难受什么?”
老周在旁边听不下去了:“嫂子,你这话不对。他不知道,不代表他没受到伤害。”
刘玉强站起来:“老周,这是我们家事,你少插嘴!”
老周把烟掐了:“建业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要吵出去吵,别在我店里。”
我站起来:“行了。玉芬,你回去吧。我想好了,离婚。”
刘玉芬猛地抬头:“你说什么?”
“离婚。房子归你,存款一人一半。我搬出去。”
“陈建业!你都六十四了,离了婚你怎么过?”
“怎么过都比现在强。”
她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你别后悔!”
“我后悔的是三十六年前没多问一句。”
**06**
离婚的事传得很快。刘玉芬开始给亲戚打电话,说我“老糊涂了”“在外面有人了”“被妹妹挑唆了”。陈建芳接到好几个质问电话。
“哥,二姑打电话骂我,说我撺掇你离婚。”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要是觉得我撺掇的,你来跟我哥当面对质。她不敢来。”
我找了个律师,姓方,四十多岁,专门做婚姻家事。她看了我提供的材料,说:“陈叔,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结扎手术是您本人去的,但同意书是代签的,而且对方隐瞒了重大事实。如果走诉讼,可以主张撤销婚姻或者要求赔偿。但您六十四了,诉讼周期长,我建议先协议离婚。”
“她不同意协议。”
“那您得做好打官司的准备。不过您手里的证据够用了。”
我让方律师拟了一份协议,发给刘玉芬。她收到后给我打电话,语气软了:“老陈,你真要这样?三十六年夫妻,你就一点情分都不念?”
“我念情分,所以房子给你,存款一人一半。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可以找律师。”
“我不要房子!我要你回来!”
“玉芬,你到现在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走。”
“不就是因为我没告诉你我不能生吗?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怕你嫌弃我!”
“你怕我嫌弃你,所以让我去做手术。你把我当什么?一个需要被处理掉的麻烦?”
她不说话了。
**07**
一个月后,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房子归刘玉芬,我拿了存款的一半,在城西租了个小两居。搬家那天,老周和陈建芳来帮忙。
陈建芳一边擦桌子一边说:“哥,你早该这样。我不是说嫂子坏,但她那人太自私了。”
“别说了。都过去了。”
老周把电视装好,试了试遥控器:“建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先歇一阵。社区老年大学开了个书法班,我想去报个名。”
“你还会写毛笔字?”
“不会,学呗。”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新家的阳台上。楼下有小孩在追跑,笑声传上来。我看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刘玉芬发来的短信:“老陈,你一个人住得惯吗?”
我没回。
她又发了一条:“我今天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说我一直不敢面对自己不能生的事,所以把责任推到你身上。我想了想,她说得对。”
我回了一句:“知道了。你好好过。”
**08**
书法班在社区活动中心二楼,每周二和周四下午上课。教课的是个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姓钱,七十多了,写字的时候手稳得很。
班里十来个人,大部分是老头老太太。我坐在最后一排,从横竖撇捺开始练。写了三天,手腕酸得抬不起来。
坐我旁边的是个姓赵的大姐,六十二岁,退休护士。她看我写得歪歪扭扭,凑过来:“陈大哥,你握笔太紧了,放松点。”
“我手不听使唤。”
“多写写就好了。我刚开始也这样。”
练了半个月,我写的“永”字终于有了点样子。钱老师走过来看了看:“有进步。老陈,你以前没写过?”
“没写过。”
“那不错。你心静,适合写字。”
心静。这两个字让我愣了一下。我以前心不静吗?
下课的时候,赵大姐叫住我:“陈大哥,社区下周组织去湿地公园徒步,你去不去?”
“我看看。”
“别看了,去吧。老闷在家里不好。”
我报了名。徒步那天走了八公里,腿疼了三天,但心情松快了不少。路上赵大姐跟我聊天,说她老伴前年走了,她一个人过了两年,刚开始也不习惯,后来逼着自己出门,慢慢就好了。
“陈大哥,你离婚的事我听说了。你别嫌我多嘴,日子是自己的,怎么舒服怎么来。”
**09**
刘玉芬又来找过我一次。那天我下楼倒垃圾,她站在单元门口,手里提着一兜水果。
“老陈,我给你买了点橘子。”
“不用,我自己会买。”
她把橘子往我手里塞:“你拿着。我有话跟你说。”
我让她上楼坐。她进屋看了看,说:“这房子太小了。”
“一个人住够了。”
她坐下来,搓了搓手:“老陈,我最近想了很多。我确实做错了。我不该瞒你,更不该让你去做那个手术。我当时太自私了,光想着自己。”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复婚?”
她抬头看我:“你愿意吗?”
“不愿意。”
她眼圈红了:“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玉芬,我给你机会,谁给我三十六年的时间?我不是恨你,我是没法再跟你过下去了。我一看见你,就想起那张同意书。”
她擦了擦眼睛:“那……以后还能当亲戚走动吗?”
“再说吧。”
她走的时候,把那兜橘子留在门口。我没拿进去。
**10**
书法班结课的时候,钱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幅字,挂在活动室的墙上。我写了四个字:心平气和。
赵大姐看了说:“陈大哥,你这字有骨力。”
“别夸了,我自己知道,歪歪扭扭。”
“我说真的。你看你这个‘平’字,写得稳。”
我盯着那个“平”字看了一会儿。是比刚开始稳了。
后来我每周还是去活动中心,不光是写字,还跟着赵大姐他们打太极拳。老周有时候来找我下棋,陈建芳每个月来给我收拾一次屋子。
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刘玉芬。她跟一个老姐妹在逛菜市场,看见我愣了一下。我冲她点了点头,她也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继续往前走。太阳照在后背上,暖烘烘的。
晚上回到家,我翻出那张“特殊知情同意书”的复印件,看了一遍,然后塞进了碎纸机。
碎纸机响了两秒,纸变成了细条。
我打开电视,看了会儿新闻。新闻里说今年冬天可能会冷,提醒市民注意保暖。
我起身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杯茶。茶杯是搬家时陈建芳送的,上面印着一行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我喝了一口茶,觉得今天的茶比昨天好喝。
**11**
第二年春天,社区组织去郊区植树。我和赵大姐分在一组,她挖坑,我扶树苗。
“陈大哥,你这树苗扶得正。”
“你坑挖得好。”
旁边一个老头插嘴:“你们俩配合挺默契啊。”
赵大姐瞪了他一眼:“老李头,你少说闲话。”
我笑了笑,没接话。
种完树,大家坐在田埂上吃盒饭。赵大姐递给我一个鸡蛋:“你吃不吃?我不爱吃白煮蛋。”
“吃。”
她坐我旁边,说:“陈大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热心,不矫情。”
“那……以后咱们搭个伴?就搭个伴,不领证,各住各家,平时一起活动活动。”
我想了想:“行。”
她笑了:“那说好了。下周有老年合唱团招人,咱俩去试试?”
“我五音不全。”
“没事,我教你。”
**12**
我六十五岁生日那天,老周、陈建芳、赵大姐在我家吃了顿火锅。老周喝多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建业,你现在比前几年精神多了。”
“是吗?”
“以前你老皱着个眉头,跟谁欠你钱似的。现在好多了。”
陈建芳在旁边点头:“哥,你确实变了。”
赵大姐往我碗里夹了片肉:“多吃点,瘦了。”
我吃了那片肉,端起杯子:“来,碰一个。”
四个杯子碰在一起,声音清脆。
那天晚上收拾完,我站在阳台上,看见楼下那棵新栽的玉兰树冒了芽。春天来得晚,但到底还是来了。
手机响了一声,是刘玉芬发来的消息:“老陈,生日快乐。”
我回了两个字:“谢谢。”
然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去厨房洗杯子。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我一边洗一边想,明天该去活动中心练字了,钱老师说下次教我们写“福”字。
我得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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