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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的手心却一片冰凉。
高建川坐在对面,衬衫领口熨得笔挺,仿佛今天不是来告前妻,而是来参加什么表彰会。
法官看完诉状,又核对了一遍我们的身份。
“沈秋兰,原告称你离婚时承诺,每月支付他母亲六百元护理费。如今拖欠三年,共计两万一千六百元。你怎么解释?”
我把手伸进帆布包,摸到了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
01
法院的信送到超市时,我正在饮料区补货。
一箱矿泉水刚搬上推车,唐小满就从服务台跑过来,把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秋兰,你摊上什么事了?信是法院寄来的。”
我扯开封口,先看见了高建川的名字。
再往下看,案由写着扶养费纠纷,他要求我补交三年的护理费,并从今往后每月继续支付六百元,直到他母亲去世。
我盯着那几行字,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和高建川离婚快满三年,他母亲的护理费,怎么会算到我头上?
唐小满夺过去扫了两眼,气得声音都变了。
“他是不是找错人了?你又不是他媳妇了,他凭什么让你养他妈?”
我把传票收回信封,示意她小点声。
这天上午,我接连摆错了两次货。柠檬茶放进了乌龙茶那一排,临期牛奶也忘了挪到前面。
主管提醒我时,我连声道歉,重新整理,脑子里却一直转着那两万一千六百元。
我的工资一个月三千出头,扣掉房租水电和吃饭,最多能剩八九百。
高建川开口要的这笔钱,几乎是我两年的积蓄。
下班以后,我先去了附近的复印店,把传票和起诉状各印了两份。
回到出租屋,我从衣柜最下层拖出一只旧皮箱。箱子里有离婚证、协议原件,还有几张没来得及扔的合影。
离婚证上的照片里,我脸颊凹陷,眼下发青,整个人像刚生过一场大病。
登记日期是三年前的三月十二日。
离婚协议一共三页,是高建川亲手写的。虽然字迹歪斜,内容倒很清楚。
房子归他,家里的四万二千元存款一人一半。我拿走两万一千元,其他家具、电器和物品都没有争议。
最后一页还有一句:
“离婚后双方各自生活,不再干涉彼此事务,也不承担对方家庭成员的经济及照护责任。”
下面是他的签名和鲜红的指印。
我把那一页拍给唐小满。她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
“这还打什么官司?他自己写的,手印也是自己摁的。明天把协议送过去,让他对着自己的字解释。”
“开庭还有十天,不是明天。”
“那你赶紧找律师。”
我想了想,还是说先不用。
这件事的道理并不复杂。我既没借他的钱,也没拿他家的东西,更没有在离婚时答应照顾他母亲。
他敢把我告上法庭,无非是认定我还是从前那个不敢争辩、受点委屈就往肚子里咽的人。
离婚以后,高建川找过我四次。
第一次问他母亲呛饭怎么办,我告诉他把食物打成糊,喂的时候把床头垫高。
第二次说护工突然不干了,让我回去顶一周。
第三次是春节,他喝醉以后骂我没良心。
最后一次就在上个月。他发短信说,我既然伺候过他母亲,就该负责到底,否则他会让我后悔。
前几条我都没删。
我翻出手机,把短信一张张截了图,又在纸上算了一遍。
六百乘三十六,确实是两万一千六百。
高建川连月份都算得这么清楚,看来不是一时赌气。他早就盘算好了,要从我身上讨回一个“免费护工”。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电动车报警器断断续续地响。
起初我还有些慌。等我把那份协议重新看完,心反而定了。
三年前我能离开高家,这一次,我也不会被他拖回去。
02
我二十七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高建川。
他比我大四岁,在县里的农机厂做维修。我在制衣车间上班,工资不高,但每个月都能存下一点。
见了三次面,两边老人都说合适。
我妈觉得高家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家里的房子和东西都是我们的,我不会受太多委屈。
结婚后我才知道,高建川虽然是独子,却有两个姐姐。
大姐远嫁省城,逢年过节才回来。二姐高秀梅嫁在十几公里外的安河镇,骑电动车四十分钟就能到娘家。
婆婆邱桂芝身体好的时候,我们相处得不算融洽,也没闹出太大的矛盾。
她嫌我做饭没她细致,嫌我买衣服浪费钱,还常说我结婚几年没生孩子,让高家在人前抬不起头。
我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我没有问题,建议夫妻双方一起查。
高建川却不肯去。他说男人检查这个丢脸,还让我别把事情往他身上推。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真正把我的生活改变,是五年前的那个秋天。
邱桂芝去后院收晒干的豆角,突然倒在地上。送进医院后,医生诊断是脑出血。
她的命保住了,右边身体却失去了知觉,说话也只剩下含糊的几个音。
出院前,高建川把我叫到楼梯间。
“我妈离不开人,吃饭、翻身、上厕所都得有人管。请护工一个月要三千多,家里哪承受得起?”
我听懂了,却没有立刻接话。
他继续说:“你在制衣厂每月也就两千多,不如辞了。妈有退休金,我也有工资,少不了你吃穿。”
“秀梅离得近,她能不能轮着来?”
“她有公公婆婆,还有两个孩子,哪能天天往娘家跑?你是儿媳妇,照顾婆婆也说得过去。”
当晚,我给母亲打电话。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劝我先照顾着。她说老人遭了这么大的难,我要是这个时候不管,亲戚邻居会说闲话。
第二天,我去制衣厂办了离职。
我以为只是暂时在家撑几个月,等邱桂芝恢复一些,或者家里找到合适的护工,我还能出去上班。
没想到这一停,就是两年。
每天早晨五点,我先给婆婆换护理垫,再烧水擦洗。
她身体偏重,右边又使不上力。每次翻身,我都得把胳膊伸进她背后,借着腰腹的力气把人托起来。
稍微没扶稳,她就会往床边滑。
早饭通常是米糊、鸡蛋羹或者煮烂的面条。她吞咽不好,一口饭要含很久,有时还会从嘴角流到脖子里。
我得一边喂,一边拿毛巾擦。
等我忙完这些,高建川才起床。他洗脸、吃饭,把碗往水槽里一放,穿上外套就去上班。
临走前,他总要提醒一句:“十点记得给妈翻身。”
仿佛他不说,我就会故意把老人扔在床上。
白天做饭、洗衣、收拾排泄物,夜里还要定两次闹钟。
邱桂芝情绪不好时,会一边含糊地骂,一边用能动的左手拍床。
我给她换床单,她说我扯疼了她。
我把饭做稀,她嫌没味道;做稠一点,她又说咽不下去。
高秀梅每周日回来一次。
她带一箱牛奶或者几根香蕉,在床边坐十几分钟,出来便开始检查。
“嫂子,妈的头发怎么这么油?”
“这件褂子领口都脏了,你没看见吗?”
“药盒里怎么还剩两片,是不是漏喂了?”
她说完这些,通常还要补一句:“你在家也挺辛苦,我们都记着呢。”
可她从来没有替我擦洗过一次,也没独自陪过一个晚上。
有一次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求高建川周末帮我扶一下他母亲。
他盯着电视,不耐烦地摆手。
“我一个大男人给老太太换尿垫,传出去像什么话?你叫秀梅来。”
我给高秀梅打电话,她说小儿子要补课,实在走不开。
最后还是我咬着牙把婆婆扶起来。那天晚上,我疼得连翻身都困难,高建川却睡得鼾声震天。
两年下来,我人瘦了十几斤,心脏也开始不舒服。
起初只是偶尔胸闷,后来连端一盆水都会心慌。
一天清早,我弯腰给婆婆换床单,眼前突然发黑。等我醒来,人已经在县医院。
唐小满守在床边。她告诉我,是邻居听见婆婆敲床,进门后发现我倒在地上,才叫了救护车。
医生说我有病毒性心肌炎,还有严重贫血,至少住院观察一周,出院后也要静养。
高建川当天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第一通问我在哪个病区,第二通问检查结果,第三通就开始催:“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回家?妈今天还没洗呢。”
七天里,他一次都没有出现。
每天的电话内容都差不多,不是说护工太贵,就是抱怨高秀梅只来了一天便走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请假照顾母亲。
他说厂里正在赶订单,少上一天班就要扣钱。
我又问:“那我的身体呢?”
电话那边停了两秒。
“你不是在医院住着吗?有医生管你。”
出院那天,我自己签字、缴费,拎着装药的塑料袋走出住院部。
午后的阳光很亮,我站在门口,却觉得过去两年像一间不透气的暗屋。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如果不自己推门出去,没有人会来救我。
03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提出离婚。
高建川正在院子里给摩托车换机油。听见这两个字,他抬头看了我半天,像是没听明白。
“你刚出院,脑子还糊涂着吧?”
“我很清醒。我想离婚。”
他把扳手扔进工具箱,脸色立刻沉下来。
“我妈现在这样,你非挑这个时候闹?邻居知道了会怎么说我?”
他在意的是邻居怎么看他,而不是我为什么铁了心要走。
我问他:“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离婚?”
“还能为什么?不就是嫌伺候老人累吗?”
他顿了顿,终于说出真正关心的事。
“你走了,我妈怎么办?”
我忍不住笑了。
我们结婚九年,我给他洗衣做饭,陪他熬过父亲去世,又辞职照顾他瘫痪的母亲。
可当我说要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夫妻感情,而是家里的活以后由谁干。
“她是你母亲,你和你两个姐姐商量。”
“我白天要上班,秀梅她们都有自己的家。你天天在家,照顾一下怎么了?”
“我也是别人家的女儿。我爸妈养我二十多年,不是让我到你家免费做护工的。”
高建川见说不动我,开始谈财产。
房子是他父亲留下的,我不能分。摩托车是他上班用的,我也不能要。至于家里的钱,他说大部分是母亲的退休金。
我没跟他争房子,只要求把共同存款分清楚。
银行账户里一共有四万二千元。最后一人两万一,他找纸写了离婚协议。
高秀梅听到消息,当天下午就赶了回来。
她堵在厨房门口,质问我是不是早就找好了下家,否则怎么会在老人瘫痪时急着跑。
我没有解释,只问她:“这两年你单独照顾过你妈几天?”
她说自己每个星期都回来,吃的喝的从没少买。
“你每次坐一会儿就走。你给她换过几回尿垫?夜里给她翻过几次身?”
高秀梅瞪着我。
“我嫁出去了,家里也有一摊事。”
“你嫁出去,就能不管亲妈。我嫁进来,便该把自己累死。你们高家的道理真方便。”
她被堵得说不出话,只能转头催高建川别分给我那么多钱。
高建川烦得摔了茶杯,让她少掺和。
离婚协议写到最后,他自己添上了那句互不干涉、互不承担对方家庭责任。
他大概怕我离婚以后回来分房子,才特意把界限划得这么清楚。
签字前,我把整份协议逐字看了一遍。
“这一条,是不是代表以后你家的事不找我,我家的事也不找你?”
“当然。离了婚就是两家人,谁也别拖累谁。”
我让他在三页纸上都签了名,又按了指印。
三天后,我们办完手续。
我只带走两个行李袋,一袋装衣服,一袋装日用品。唐小满叫来一辆面包车,帮我把东西搬到县城南边的出租屋。
车子驶出巷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高建川站在门边抽烟。邱桂芝在屋里用手敲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
他没有追出来,也没有挽留。
我把离婚证攥在手里,心里一半发酸,一半轻松。
那一天,我失去了一段维持九年的婚姻,却终于把自己找了回来。
04
离婚后,我租下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
房租每月五百二十元,厨房只能放一口电锅,厕所还是几户共用。
条件不算好,可门一关,屋里就是我自己的地方。
唐小满在连锁超市做收银员,正巧超市缺理货工。她把我介绍进去,我的工资从两千八慢慢涨到三千二,还交社保。
我不用半夜起床,也不用每天提心吊胆地听床边铃。
下班后哪怕只煮一碗面,我都觉得日子踏实。
离婚半年后,高建川第一次来电话,说新请的护工忽然不干了,让我回去帮十天,按市场价付钱。
我拒绝了。
第二年春天,他又说邱桂芝身上长了压疮,问我以前用的什么药。
我把医院护理门诊的电话发给他,没有再多说。
今年春节,他喝醉后打来电话,一会儿骂我无情,一会儿又说只要我肯回去,过去的事都可以不计较。
那副口气,仿佛离开高家是我的过错,他愿意让我回去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我直接挂断,把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后来我从旧邻居那里听说,高建川这几年过得并不顺利。
他先后请过五个护工,最短的只做了四天。长期卧床的老人脾气大、夜里事情多,普通工资根本留不住人。
高秀梅还是每周回去一次,带点水果,说几句关心的话就走。
高建川让她每月分担一千元护理费,她说丈夫不同意。让她回来住一阵,她又说孩子正值升学关键期。
大姐在省城,偶尔转几百元,却从不露面。
高建川自己照顾母亲时,经常迟到早退。农机厂把他从维修组调到了仓库,奖金少了一大截。
他还相了几次亲。
女方听说家里有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要问婚后由谁照顾。
前几次见一两面便没了下文。最近一个叫何静的女人跟他谈了两个月,已经到了商量结婚的地步。
何静提出,她可以和老人住在一个院子,但不会端屎端尿,更不会辞职在家伺候。
高建川付不起长期护工的钱,又舍不得让两个姐姐分走母亲的退休金。
于是,他想到了我。
起诉状里写得冠冕堂皇,说我在婚姻存续期间受过邱桂芝的照顾,对她怀有深厚感情,离婚时也曾主动承诺支付护理费。
我看到“深厚感情”四个字,差点笑出来。
邱桂芝身体好的时候,家里的钱从不让我碰。她瘫痪以后,退休金也一直由高建川保管。
我照顾她两年,不但没领过一分钱,买手套、护理垫和消毒液时还经常自己垫钱。
现在高建川想再婚,便要从我这里每月拿六百元。
钱也许不是最主要的。
只要法院认定我对邱桂芝有义务,以后他就能借着这份判决,一次次逼我回去。
开庭前两天,唐小满来到我的出租屋,帮我整理材料。
离婚协议、离婚证、医院住院记录,还有高建川发来的短信,我们按照日期一一排好。
她指着最后一条短信说:“这句话最有用。他说‘你不回来,我就想办法让法院判你回来’,说明他起诉不是为了那六百块钱。”
我重新看了一遍,心里隐约有了底。
法律上的话我不懂,但高建川想把婚姻里没有压完的担子,再放回我肩上。
这一点,我绝不会认。
05
开庭前一晚,高秀梅用陌生号码打来电话。
那时我正在擦一双很久没穿的黑皮鞋。电话接通后,她先问我明天会不会出庭。
“传票都送来了,我为什么不去?”
“去了也没用。你当年答应过给妈护理费,我哥记得清清楚楚。”
“谁听见了?”
“我哥听见了。”
“除了他,还有证人、录音或者字据吗?”
高秀梅被问住,随即拔高嗓门,说做人不能只讲证据,还要讲良心。
我问她:“你是邱桂芝的亲女儿,这三年你交了多少护理费?”
她说自己买过牛奶、鸡蛋,还给母亲添过两套衣服。
“这些加起来有两千元吗?你哥要我一次拿两万多,你怎么不替他出?”
“我跟你不一样。我有婆家,有孩子。”
“对,我现在也和高家没有关系。你劝我讲良心以前,先把亲女儿该尽的责任尽了。”
高秀梅恼羞成怒,警告我别在法庭上乱说,否则以后在县里见面难看。
我告诉她,真正难看的不是我。
挂断电话,我把需要的东西重新检查了一遍。
离婚证放在最外层,协议原件装进透明文件袋。短信截图和住院病历各准备两份,连当年离职证明也带上了。
唐小满给我送来一件黑色短外套。
她坐在床边,反复叮嘱我别害怕。法官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要被高建川带着争吵。
我点头答应,心里却没有表面那么平静。
过去在高家,每逢争执,我总是最先闭嘴的那个。
邱桂芝说我做得不好,高秀梅在旁边添油加醋,高建川最后总会劝我别计较。
他们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久而久之,我甚至怀疑真是自己做得不够。
如今要我在陌生的审判庭里,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些往事说出来,我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紧张。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还站在邱桂芝床边,高建川和高秀梅不停把脏床单往我怀里塞。床单越堆越高,最后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猛地醒来,外面的天刚蒙蒙亮。
我坐在床边缓了一会儿,打开帆布包,摸了摸那本离婚证。
它不只是一份证件。
它是三年前的我拼尽力气,为现在的自己推开的那扇门。
06
临江县法院在城东新区。
我提前半小时到门口,唐小满已经等在那里,手里拎着豆浆和两个包子。
她非让我吃完,说空着肚子容易腿软。
通过安检后,我们找到了第五审判庭。
高建川已经坐在原告席。他穿着灰蓝色夹克,头发抹得整整齐齐,桌上摆着一叠打印纸。
旁听席上除了高秀梅,还有高家的一位舅舅和两个堂亲。
法官宣布开庭,核对双方信息后,让高建川陈述诉讼请求。
他拿起准备好的稿子,读得断断续续。
他说我和邱桂芝曾经情同母女,在离婚当天亲口答应,每月拿六百元尽一份孝心。
如今三十六个月没有支付,所以应补交两万一千六百元,并继续承担后续费用。
法官问他:“你所说的承诺,有什么证据?”
高建川说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录音。
“有没有转账记录?被告过去是否支付过这六百元?”
“没有。她一次也没给。”
法官把目光转向我。
“被告,你认可原告陈述的口头约定吗?”
我站起来,从包里取出离婚证和协议。
“我不认可。我和高建川三年前已经离婚。协议由他亲笔书写,其中明确约定,双方不承担对方家庭成员的经济和照护责任。”
书记员接过材料,交给法官核对。
法官看完协议最后一页,问高建川签名和指印是否属实。
高建川迟疑了一下。
“是我的,但那一条就是随手写的。我当时生气,不能当真。”
法官抬起眼睛。
“一份经过双方签字确认,并在办理离婚登记时使用的协议,你现在说不能当真。理由是什么?”
高建川的脸一点点涨红。
他解释说,夫妻一场不能做得太绝,就算协议上没写,我也应该念旧情。
法官告诉他,诉讼主张需要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不是单靠“应该”两个字。
高秀梅在旁听席上急得直动。
她忍不住站起来,想替哥哥说明情况。法官当即制止,让她遵守法庭纪律。
法官又问:“你母亲共有几个子女?”
“三个。”
“目前护理费用由谁负担?”
高建川低声说,母亲每月有三千八百元退休金,护工工资三千二,其他生活开销由他补贴。
“另外两个女儿是否分担?”
“大姐离得远,二姐家里困难。”
法官继续问:“既然老人有退休收入,也有三名成年子女,你为什么要求已经离婚三年的前妻承担护理费?”
高建川沉默片刻,终于说了实话。
“她照顾得熟,别人都没她细心。我也不是非要钱,只要她肯回来照顾,钱可以不要。”
审判庭里忽然安静了。
法官看着他,语气严肃了许多。
“原告,这里审理的是你提出的费用诉求,不是替你解决家务分工。被告与你离婚后,对你母亲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你不能通过诉讼强迫前妻继续提供照护。”
高秀梅又要说话,被旁边的亲戚赶紧拉住。
法官问我是否还有证据提交。
我递上高建川发来的短信截图,其中一条清楚写着:只要法院认了这笔护理费,你以后就别想彻底甩手。
高建川看到那张截图,脸色变了。
他辩解说那只是气话,还说我故意截取部分内容。
我把手机原件交给书记员,当庭展示了完整短信。
接着,我拿出当年的住院记录和离职证明。
“我照顾他母亲两年,没有收过报酬。后来我因为心肌炎住院,他一次都没去看我。我出院后提出离婚,协议是他写的。”
“这些年我没有欠高家钱,也没有答应支付护理费。他起诉我,是因为请不到长期护工,还想让我回去继续伺候。”
法官核实完材料,宣布休庭评议。
十几分钟后,所有人重新入庭。
法院认为,高建川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我作出过支付护理费的承诺。
同时,我与邱桂芝不存在法定赡养关系。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家庭责任的约定,也能印证我们离婚时的真实意思。
最终,高建川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案件受理费由他承担。
法槌落下时,他仍坐在原告席上,手里的陈述稿已经被揉成一团。
我把离婚证放回包里,没有再看他。
07
刚走出审判庭,高建川就追了上来。
他站在走廊里拦住我,压着嗓子质问:“就算官司赢了,你心里能安生吗?我妈天天躺在床上,你说不管就不管?”
唐小满挡在我前面,让他离远一点。
我示意她没事,随后看着高建川。
“你妈有三个亲生子女,还有自己的退休金。真正该不安的是你们,不是我。”
“你以前可没这么绝情。”
这句话一下戳中了我。
“我以前不绝情,所以你们觉得我好欺负。我辞了工作照顾你妈,累到住院,你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
“现在我不再替你们承担责任,你们就说我变了。高建川,不是我变了,是我终于知道自己也算个人。”
高秀梅从后面赶过来,拉着她哥让他别说了。
可她看我的眼神仍旧充满怨恨。
“法院只讲条文,不讲人情。你赢了也不光彩。”
我问她:“既然你这么讲人情,今天回去就把护工辞了,你亲自照顾。”
她的嘴唇动了几下,又搬出那句用了无数次的理由。
“我已经嫁人了。”
“巧了,我也早就不是高家的人。”
走到法院门口,高建川在身后喊,说他一定会上诉。
唐小满转过身告诉他,上诉不是重新编一遍故事,没有证据走到哪里都一样。
附近有人听见,忍不住笑了。
我拉着她去了对面的面馆,点了两碗牛肉面,还破例加了一份卤肉。
面吃到一半,我接到何静的电话。
她说自己刚从高秀梅那里听说官司败了,想确认高建川母亲的真实情况。
“他说母亲平时能自己吃饭,只需要偶尔搭把手,是真的吗?”
我没有替她做决定,只把自己经历过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她。
邱桂芝无法独立起床,需要定时翻身、喂饭和清理。夜里也离不开人,绝不是偶尔搭把手那么简单。
何静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说你离婚是因为外面有人。”
“你可以去查。我离婚以后一直住在这里,也没有再婚。离婚协议和今天的判决都能说明问题。”
她说了声谢谢,挂断电话。
下午回到超市,唐小满发现高秀梅正在家族群里骂我。
她写了很长一段话,说我吃了高家九年的饭,老人一病就卷钱逃跑,还在法庭上拿假话欺骗法官。
几个不清楚内情的亲戚跟着指责我。
我没有和他们争论,只把判决书首页和最后一页拍下来发进群里。
我补了一句话:协议、短信和事实已经由法院核实。认为判错的人,可以陪高建川依法上诉。
群里很快安静下来。
过了几分钟,高建川的大姨先开口,说这种事闹到法院已经够难看,别再颠倒黑白。
紧接着,他舅舅也劝高秀梅,有时间在群里骂人,不如多回去照顾母亲。
高秀梅再没回复。
十多分钟后,群聊里出现一行小字:高秀梅已退出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