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4000字的长文,让一桩八年前的旧事重新回到聚光灯下。据相关报道,卡梅伦·班克罗夫特(Cameron Bancroft)以第一人称写下的这篇自述,被拿来与乌斯曼·哈瓦贾(Usman Khawaja)此前出版的书《Sabr》相提并论——自“砂纸门”发生八年来,包括那本书在内,没有什么比班克罗夫特的这篇自述更具揭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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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八年前的开普敦:一块砂纸被带上了球场。此后围绕这件事的讨论从未真正停歇。班克罗夫特的长文刊出时,转播方正在翻看这篇4000字的文章;SEN的杰拉德·沃特利(Gerard Whateley)呼吁展开一次全面的司法式调查,“有点像验尸官主持的死因调查”,要求证人必须到场并接受交叉询问。而澳大利亚板球协会几小时前刚宣布的“论坛”,已经无人再提。
在这篇长文之前,帕特·康明斯(Pat Cummins)的新闻发布会曾被不少人视为这件事的“最终说法”。那场发布会上,这位澳大利亚队队长表现得从容而不知疲倦,收获了如潮好评:有人称赞他具有“丘吉尔式的力量”,有人评价“康明斯的那场发布会是我在公共生活中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之一”,还有人把他比作“一位举止得体的私立学校队长”。报道提到,那场发布会上的记者可能比达班测试赛的观众还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瓦贾几天前在ABC《7.30》节目上接受莎拉·弗格森(Sarah Ferguson)采访的表现。报道称,哈瓦贾随后取消了所有不承诺“送半球”的媒体露面,公众舆论进一步倒向“康明斯阵营”。
这场持续发酵的风波,折射出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确定版本的事件经过、需要确凿证据和“冒烟的枪”,而在这些都缺席时,讨论往往转向对人物品格的审视——口才好不好、与记者关系如何、肤色、是否被认为是个好人,甚至为哪个州打球,都成了评判依据。
报道还提到板球记者彼得·拉洛尔(Peter Lalor)在其播客《Cricket Et Al》中的说法:康明斯其实是个“不好奇”的人,属于那种把注意力收窄到只关心必须操心之事的运动员。报道称,有些运动员什么细枝末节都要弄明白,而像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或许还有康明斯这样的人,会捂住耳朵喊“我不想知道”,这在他们挡开记者或诚信官员时,留出了法律和伦理上的回旋余地。
报道将“砂纸门”与近期其他体育风波作了对照。悉尼天鹅队(Sydney Swans)在铂尔曼酒店的风波,几小时内就引来总理、总督和个人伤害律师的评论;但与2018年的改球丑闻不同,这次有成熟的公关与媒体管理架构踩下了刹车——维州警方决定不起诉四名受调查球员的消息,恰好在康明斯发布会进行到第二小时、且赶上微软Outlook全球宕机时放出。八月的吉朗脑震荡豁免风波同样如此,一度看似可能扳倒足球界一些最显眼的人物,随后却归于沉寂。报道称,这是俱乐部和联赛双方的教科书式危机管理,澳式橄榄球联盟一些资深员工曾在州和联邦政府最高层工作过,在总理办公室和州选举活动中干过,他们让那个故事消失了。
报道的结论并不客气:这不是在称赞澳式橄榄球联盟。一个大型组织能把那样的故事“按睡”,比另一个组织让一件相对小事烂上八年,更值得担忧。但这也点明了“砂纸门”的核心挫败感——这个故事本不该被允许闹到这么大,围绕它的反应、回应和追责,没有一样是成比例的。报道还写道,如果总理们要操心体育争议,应该从赌博问题开始往回捋;如果评论员要把这件事称为澳大利亚板球的“肯尼迪时刻”、呼吁类似死因调查的听证去追寻无可辩驳的“真相”,他们就忽视了更衣室的现实、人性的脆弱,甚至记忆的局限。
报道最后写道:无论你认为这是一场人人深度参与、精心编排的阴谋,还是少数人参与的荒唐计划,真相大概都在中间的灰色地带。否则,我们就会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这类故事年复一年地追着自己的尾巴打转,成为愤怒、评判和过度反应的循环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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