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八岁,放寒假,我妈把我送到姨妈家,说我爸出差,她厂里三班倒顾不过来。
姨妈家在县城边上一排平房里,第三间,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树杈上永远晾着两条褪了色的毛巾。姨父跑长途货运,一个月回来三四天,剩下时间就姨妈带着我表姐过。表姐那年十二,上初一,晚上要上晚自习,九点多才回来。
那天是腊月十七,我记得清楚,因为姨妈下午炸了丸子,萝卜馅的,我吃了七个。晚上八点来钟,姨妈把表姐打发去上自习,回来就催我洗脚睡觉。我睡在东屋,靠墙一张单人床,床腿底下垫着四个木头片,那是我姨父自己锯的,说地面不平。
我躺下的时候姨妈把灯绳给我拉灭了,说“早点睡,明儿早起吃炸丸子泡粥”。我嗯了一声,其实不困。八岁的男孩哪有八点就睡的。
姨妈回了西屋,我听见她开门关门,拖鞋在地上来回走,后来就没动静了。我数了一会儿房顶上的椽子,从东往西数,一共二十三根。数到第三遍的时候,我翻身看见窗帘缝外面有车灯扫过去,又扫回来,走了。
我爬起来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枣树底下空空的,只有两根树枝在风里晃。我又回去躺着,快迷糊的时候,听见院门外面有人轻轻敲。
三下,停了停,又两下。
不是敲院门,是敲东屋这边窗台下面的墙。那声音离我特别近,吓得我缩进被子里没敢动。
接着就听见西屋那边姨妈起来了。拖鞋声从西屋门口走到院子当中,停了能有三四秒,然后是拉门闩的声音——那种老式铁门闩,拔开的时候“嘎啦”一声。
然后有人进来了,脚步很轻,但能听出来是男人的步子,皮鞋底,踩在砖地上“咔哒咔哒”,走到东屋门口的时候还顿了一下。
我闭着眼装睡,心跳得跟揣了个兔子似的。
那人没进东屋,往西屋去了。接着我就听见西屋的门关上了。不像平常那种推上,是有人扶着门框慢慢合上的,几乎没出声。
我睁开眼睛,屋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自己的喘气声。那时候我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姨父回来了?跑长途的提前回来了?可不对,我姨父走路没那么轻,他回来都是“哐当”一声把院门推开,大嗓门喊“他娘的我回来了”。
我在床上躺了有十来分钟,后来困劲儿上来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是丸子泡粥把我叫醒的。姨妈在灶间忙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围裙系得板板正正。我坐在小板凳上吃粥,她就靠在灶台边上看着我,问“昨晚睡得好不好”。
我说“有人敲窗户”。
姨妈手里正刷着锅,刷子停了半拍。她说:“是野猫,枣树底下有个野猫,这几天老来扒拉泔水桶。你别跟你姨父说啊,他听了又得骂我把泔水桶放外头。”
我当时信了。八岁嘛,大人说什么信什么。
可吃完了粥我去东屋穿棉袄,路过院门那块,看见门槛旁边地上有个东西。是个打火机,铁的,银色的,上面刻了个“马”字。我姨父不抽烟,他车上倒是备着打火机给货主点烟,但我见过他那两个,一个是塑料的红的,一个是铜的。这个银色的我没见过。
我没敢捡,就看了一眼,去穿棉袄了。
后来那个银色的打火机我在姨父家见过好几次,就在西屋窗台上搁着。我偷偷拿起来看过,背面磨得锃亮,底下“马”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是“平安货运”。我那时候以为“平安货运”就是我姨父的车队名字,心里还嘀咕过,姨父什么时候换了个这么好看的打火机。
这个事本来该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八岁那年嘴碎。正月十五我妈来接我,晚上包饺子的时候我就说了,说“姨父家晚上有野猫敲窗户”。我妈问什么野猫。我说“枣树底下那个,姨妈说不让告诉姨父”。
我妈那年三十四,在棉纺厂干了十二年,什么话没听过什么脸没见过。她手里捏着饺子皮,问我:“哪个晚上?”
我说就是腊月十七,我刚去第三天。
我妈没再问。
正月十六我开学,我妈送我上学的路上跟我说了一句:“以后去姨妈家,晚上别管闲事,听见什么就当没听见。”
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当没听见”。我妈也没解释。
这事我揣了快二十年,谁都没说过。
零几年我出来打工,有一年春节回县城,在汽车站碰见我表姐。她那时候在超市做收银,人胖了一圈,嗓门也大了,见我就拉我说话。聊着聊着说起她爸,说她爸现在不开大车了,腰不行,在家歇着,跟她妈天天拌嘴。
说了一会儿她压低声音:“你知道不,我妈跟隔壁老马家,那些年一直不清不楚。”
我心里“咯噔”一下。
表姐说:“那时候我上初中,晚上下自习回来,好几回看见老马从我家出来。老马跑县里到市里那趟班车,早班五点,他四点多从我家走,正好赶上车。我妈以为我小不懂,其实我啥不知道?我那时候十二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个银色打火机。
表姐又说:“我爸也知道,你别看他跑车跑得欢,有一回他妈跟他说了。我爸回来跟我妈打了一架,把西屋窗户都砸了。后来不知道咋说的,又好了。我爸说,他常年不在家,家里有个男人搭把手也行,只要别把人给我领跑了就行。”
她说到这儿自己笑了一声:“你听听,这叫什么话。”
我那天在汽车站的长椅上坐了半天。
我妈当年那句“别管闲事”忽然就有了重量。她不是不知道,她是知道得太清楚了。她让我闭嘴,是替我姨保留脸面,也是替我姨父保留最后那层窗户纸。那时候我还小,要是我跑回去跟姨父说“我看见一个男的”,这个家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可有时候我又想,我姨父真不知道吗?
有一年秋天我开车送我妈去姨妈家送新小米,姨父正好在家,蹲在门口修他那辆二八大杠。他那时候已经不开大车了,腰坏了,走路得扶着墙。我帮他递扳手,他忽然跟我说了一句:“你小时候在我家睡东屋那阵子,夜里是不是醒过?”
我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
他说:“东屋窗户下面我放过一个捕鼠夹,早上起来经常翻。有一回翻了个打火机出来。我没有那个打火机。”
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拧螺丝,我看不见他的脸。
“后来那个打火机我搁窗台上了,搁了半年多。再后来就找不着了,不知道谁拿走了。”
我没接话。他也没再往下说。把车链子装好之后站起来捶了捶腰,说“走,进屋喝水”。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坐在他家西屋喝茶,姨妈在厨房切土豆丝,刀磕砧板“当当当”响。窗台上搁着一盆蒜苗,一个搪瓷缸子,一个老式座钟。
座钟底下压着半截照片,是我表姐小时候的,边上露着半个男人肩膀,穿蓝衬衫,不是姨父。
我没敢翻。
后来我回家跟我妈打电话,聊了半个多小时东家长西家短。快挂的时候我问了一句:“妈,当年你说让我别管闲事,你那时候是不是知道啥?”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我知道个屁。我就知道你姨那人做事有她自己的主意,外人插不上嘴。你一个小孩子,说出来就是让你姨难堪。她要是想改,自己会改。她要是不想改,你说破了天也没用。”
我妈停了一下又说:“再说了,你姨父那人不是吃亏的性子。他要是真不知道,你说了,他面子上下不来,当场就得动手。他要是一早就知道,你说出来,他更下不来台。你说你一个八岁的小孩,掺和这事干什么?”
我说:“那我要是不说,我姨父不就一直蒙在鼓里吗?”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那种笑我到现在都学不来,又像叹气又像笑:“你姨父跑大车的,什么路没走过什么店没住过。你真当他是个傻子?他那天晚上不回来,第二天早上回来掀锅盖吃饭,啥话都没问。这事他心里有数。他跟你姨过了一辈子,到老了他俩谁也没提离婚。你说谁蒙在鼓里?”
我妈这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一趟姨妈家,送两桶油。姨妈七十多了,腰弯得厉害,给我开门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擀面杖。屋里坐着老马——就是当年那个老马,如今也七十了,头发掉了一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进来点了点头。
姨父已经不在了,前年走的,心梗,早上起来说胸口闷,送到社区医院就不行了。办丧事那天老马也来了,随了三百块钱份子,站在人堆后面没说话。
姨妈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瞥了一眼西屋窗台。那个座钟还在,蒜苗换了一茬,照片还压在钟底下,还露着半个肩膀。
我端着水杯坐在那儿,忽然想:那年腊月十七的晚上,我要是没醒,要是没看见那个银色的打火机,要是后来没跟我妈说“野猫敲窗户”,这事对我来说就根本不存在。可我知道了,这二三十年它就一直在那儿,像枣树底下那个捕鼠夹,翻没翻到东西,它都搁在那儿,没人收走。
我姨妈这算不算对不起我姨父?我姨父那句“搭把手也行”到底算不算数?我妈让我闭嘴,是护着了谁的体面,还是耽误了谁把话说清?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我只是个夜里起来上厕所、碰巧趴窗台上看了一眼的八岁小孩,后来变成四十好几的中年人,还是什么都没弄明白。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事?老一辈那种“都知道但都不说”的账,最后是怎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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