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把那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抖。涉嫌罪名一栏印着三个字:诈骗罪。涉案金额,九十六万。
“律师,我老公就是欠了林老板的钱。”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壁办公室听见,“钱我们认,砸锅卖铁也认,慢慢还就是了。人怎么就成诈骗犯了?”
我做刑辩十来年,在潮汕这边办了不少刑事案件,家属几乎都会问同一句话:明明是生意周转欠的钱,怎么会涉嫌诈骗?是不是办案人员抓错人了?
我没急着答,先反问她:对方有没有打过电话,让阿坤过去说明情况?
阿珍愣住了。打过,两次。阿坤没去。他说我又不是诈骗,怕什么,这是吓唬人的。第三次来的不是电话,是警车,直接开到厂门口,把人从办公室带走了。
“九十六万,这个数额一旦定性,是要往十年以上去讲的。”我把话说在前面,“家里现在做两件事:别再四处托人捞人,那是另一个坑;把他生意上的东西一样别动,单据、账本、手机,全都留着。”
阿珍说她起初不敢声张,想自己去找林老板撤案。林老板回她:案子报了,我做不了主。
碰面沟通是两天以后。玻璃那头的阿坤四十出头,晒得黑,指节上全是旧茧。坐下第一句话是:“律师,欠钱也犯法吗?”
我让他从头讲。他在镇上开织带厂十来年,生意最好的时候两间厂八十多个工人。林老板是他的原料供应商,合作六年,信他。
前年他又跟人合伙做跨境的生意,结果被一个大客户拖了八十七万货款,人失联,窟窿一下子砸下来。厂里要发工资、付房租,他找林老板,一边挂账赊原料,一边陆续借了五十万周转金,通讯软件里说好月息一分五,客户款一回来就结清。挂账加借款,一共欠了九十六万。
去年十月,林老板催得急,催债电话一天几十个,还有人放话要上门。阿坤把用了十年的号码停了,换的新号只留给家里人,人去江西找那个失联的客户要账。
在林老板眼里,这就是失联躲债。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欠条整理成一沓,报案。
“站在办案单位的角度,这个案子立得一点毛病没有。”我后来跟阿珍解释,“有受害人,有转账记录,有失联的表象,金额也够得上。案子刚立的时候,办案人员听到的都是报案人一面之词,他不可能先信你的解释。这不是抓错人,是流程本来就这样走。”
真正把局面变坏的,是阿坤自己。通知到案没去,上门被拘,进了讯问室人才慌。第一次问话,问他钱去哪了,他脑子一片空白,说钱都用了,花掉了。
问他为什么换号码,他说我不想接他电话。这两句话落在笔录上是什么分量,不用我多说。他自己签完字就问我:律师,我是不是要定罪了。
我在会面室里跟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也说给无数家属听过。诈骗罪最核心的标尺,叫非法占有目的。说白了,就是你借钱拿货的那一天,是不是就打算不还了。
不能说你钱还不上,就往诈骗上套。钱如果最终都用在生产经营上,没有挥霍,没有赌,没有偷偷转给家里人,资金流向说得清、对得上,就不能直接认定是诈骗。
林老板当年肯借,是看你厂子做得好,想赚点利息,也想把合作维持下去。后来经营不善还不上,这是商业风险,不是刑事犯罪。
阿坤盯着我看了几秒:“可这些,口说无凭啊。”
“对。”我说,“所以要把东西拿出来。”
接下来十来天,我和助理基本泡在纸堆里。阿珍把家里两个铁皮柜全翻开了,送货单、报关单、工资表一摞摞抱过来。银行流水打出来,一笔一笔对。
那五十万到账三天,转出去四十七万:二十二万发的是两间厂两个月的工资,跟工资签领表能一一对上,最上面那页是做了九年的老员工,按了手印领三千八;十六万付了郭记的塑料粒料款,是另一间厂的生产原料;六万交了厂租水电;剩三万一直趴在账上没动。
没有一分钱进过他自己的消费,没有进过阿珍的卡,更没有牌桌和新买的车。
通讯软件记录导出来,他跟林老板借周转的对话还在:林哥,帮我周转两个月,月息照算,客户款一回来马上结你。林老板回:老客户了,利息要给,货不能断。
恰恰是这两段话,说明这笔钱从头到尾是生意往来。那份盖了章的对账单也在,证明客户拖欠八十七万在先,窟窿不是他赌出来、花出来的。
我们把流水、单据、聊天记录做成一张资金流向表,每一笔后面钉着凭证,又写了一份法律意见书:本案系经营资金周转引发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建议不予批捕。
材料交到办案单位,同步递给检察部门的承办人。收材料的工作人员翻了翻那张表,只说了一句:材料我们收了,会按规定转。
阿珍以为材料一交,人就出来了。我告诉她,没有这么轻松。没有人会因为你喊两句“我没诈骗”就放人。办案人员问话的时候怎么回答不踩坑,检察官提审的时候怎么说才能打消他的疑虑,账目里说不清的地方怎么给出有据可查的解释,这些都要提前一遍一遍过。
得拿实据,说在法律的点上,从根上动摇人家心里的有罪判断,人家才愿意往不批捕那个方向去报、去考虑。
提审前我又去了一次羁押场所,交代阿坤三件事:如实说,一笔是一笔;记不清的就说回去核实,不要编;不要为了脱罪添油加醋,也不要再讲“钱花了”这种话。
那几天我手机不敢离身。批捕期限的最后两天,检察官提审了他。星期四傍晚,检察部门来电话;星期五,不批捕的决定下来了。
我和阿珍去接人。阿坤从里面走出来,瘦了一圈,拎着进去那天穿的旧夹克,看见我们,嘴张了张,第一句话是:“厂里,工人还开工吗?”
阿珍当场就哭了。他低着头,冲我哑着嗓子说了声谢谢律师。
案子到这里并没有完。三个月后,检察部门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但欠林老板的九十六万,一分没少。后来两边坐下来调解,阿坤把小车卖了,剩下的分期还。
调解那天林老板说了一句:“我报案是想把钱要回来,没想把人往里送。”我跟阿坤讲,刑事上不诉你,是认定你借钱的时候没打算不还;欠的钱该还还是要还,这是两码事,别混在一起。他点头,说应该的,林哥当年是信我才借的。
年前厂里重新开工,阿坤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张资金流向表复印了一份,压在他办公室桌面的玻璃板底下。他说留着自己看。
这也是我最想讲的。罪与非罪,从来不是只看表面,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钱还不上和诈骗之间,隔着一条叫非法占有目的的线,而这条线,要靠银行流水、经营单据、沟通记录一笔一笔去画清楚。
真遇上事,先别慌,官方的电话传唤一定要去,把账理清楚,把证据留好。这些年这样的案子我们做成过不少,取保的、不起诉的都有,但没有一件是靠喊冤喊回来的,很多人最后栽进去,不是案子本身有多重,是自己先把自己送进了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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