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嫌级别低,安排我去参会,可谁也没想到,会上征集援藏人员时,我竟然主动举了手。
那天是个周三,我刚进办公室,王主任就拎着个文件袋过来,往我桌上一扔:“小刘,下午市里有个动员会,你替我去。”我拿起通知一看,上面写着“关于做好援藏干部人才选派工作的动员会”。我说:“主任,这通知上写的是处级干部参会呢。”王主任摆摆手:“级别不够,我去了也没意思,你代表咱们处去听听,回来写个简报就行。”他这话我早习惯了,王主任在机关待了二十年,最讲究级别待遇,觉得参加非厅级以上的会议都是丢份儿。我本想推辞,但看他那副不容商量的样子,只好点头。
下午两点,我骑着电动车到了市委礼堂。会议很正式,主席台上坐了好几位领导,台下稀稀拉拉也坐了不少人。我找了个后排不起眼的位置坐下,掏出手机,准备像往常一样刷短视频混到结束。可会议刚开始,大屏幕就亮了,放了一段纪录片。画面里是西藏的雪山、草地,还有一所破旧的乡村小学。风把窗户吹得哗哗响,一群孩子挤在教室里,脸蛋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像星星。有个叫卓玛的小女孩,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想上学,我想当老师。”她说这话时,嘴角带着笑,可眼里分明闪着泪花。我手里的手机忽然变得烫手,再也划不下去了。
我今年三十一岁,在南京一个区级机关上班已经六年。每天就是收发文件、写材料、应付检查,工资不高不低,日子不好不坏。老婆在商场做收银员,孩子刚满三岁,家里处处要用钱。我总觉得自己像个陀螺,被生活抽着转,停下来也不知该往哪去。可那一刻,看着屏幕里那些眼睛,我心脏猛地跳了几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撬开了。
会开到一半,主持人说:“现在,愿意报名援藏的同志,请到台前领取申请表。”会场安静了几秒,没人动。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假装咳嗽。我坐在那,手心出汗。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小女孩的脸。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噌”地举起手,大声说:“我报名!”
整个会场的人都回头看我。那目光里有惊讶,有佩服,也有看热闹的。我没想太多,站起身走到台前,从主持人手里接过那张表。主持人愣了一下,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秦淮区建设局。”他点点头,说了句“年轻人有担当”。我填表的时候手还在抖,可心里是从没有过的踏实。
回到单位,我把这事汇报给王主任。他听完,脸上的肉都僵了,好半天才开口:“小刘,你脑子进水了?谁让你报名了?你去援藏,你那摊子工作谁干?”我站在他办公桌前,低着头说:“主任,是我自己愿意的。”王主任“啪”地拍了下桌子:“愿意?你走了,职称还要不要?提拔还要不要?你以为援藏回来就能升官?做梦!那是去吃苦,高原反应要死人的!”我咬咬牙:“我知道,我就是想去。”王主任气得直摆手:“行行行,你有本事,你自己搞定,到时候别哭着回来!”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当天晚上回家,我做好一桌菜,等老婆下班。她一进门,我就把报名的事说了。她手里的包“咣”一声掉地上,眼圈一下子红了:“你说什么?你要去西藏?孩子才三岁,你走了我们娘俩怎么办?房贷谁还?你妈身体也不好,你想过没有?”我走过去想抱她,她一把推开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还是这个家容不下你了?”我摇头:“不是,我就是想去给那些孩子当老师。”她哭着喊:“你能耐了是吧?你去当老师,那你自己的家呢?”那一晚,我们谁也没理谁。我躺在沙发上,听着卧室里她抽泣的声音,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接下来几天,家里鸡飞狗跳。岳母打电话骂我糊涂,我爸妈从老家赶来,我爸坐在沙发上抽烟,烟灰缸堆成了山。我妈拉着我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子,西藏那么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说:“妈,我就是去当老师,两年就回来。”我妈说:“你图啥?咱们家好不容易在南京站稳脚,你要走,工作万一丢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图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图心里那一口气,图那些孩子看我的眼神吧。
最后,妻子沉默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早上,她默默给我收拾行李,红着眼说:“你去吧,我拦不住你。但你给我记着,好好回来。”我一把抱住她,眼泪差点流出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回来。”她推开我,扭头擦了擦脸:“赶紧去吧,别磨叽了。”
出发那天是八月底,单位开了欢送会,王主任也来了。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握了握我的手:“小刘,到了那边有什么事,给单位打电话。”我说谢谢主任。他叹了口气:“说实话,你比我有勇气。”那一刻,我觉得他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飞机落地到拉萨的时候,我头有点昏,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我被分到当雄县一个村小当语文老师。学校建在半山坡上,操场就是一块平地,教室的窗户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哗啦啦响。一到冬天,手指冻得连粉笔都握不住。可孩子们不怕冷,每天天不亮就背着书包来上学,脸被冻得裂了口子,笑声却比什么都响。
我最忘不了的是第一堂课。我站在讲台上,底下十几个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最大的已经十二岁。他们原本用藏语叽叽喳喳,看到我进来,一下子安静下来,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在黑板上写了个“人”字,然后转过身,教他们念:“人——一个人——中国人。”他们跟着我念,声音稚嫩又洪亮,像要把屋顶掀翻。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什么。
生活上的苦不用说。高原反应让我头疼了整整一个月,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吃的是土豆和白菜,肉很少,水要到很远的泉眼去挑。有一次下大雪,路封了,物资运不进来,我们连着吃了三天糌粑。可每当我看到孩子们蹲在教室门口,举着作业本问我“老师,这个字怎么读”的时候,什么苦都忘了。
第二年春天,班里有个叫卓玛的小女孩,正好和纪录片里那个同名,突然没来上课。我下了课去她家找,她家在十几里外的山沟里,我走了一个多小时,脚上磨出了水泡。到她家时,天都黑了。她爸坐在火塘边,闷着头说:“丫头长大了,该帮家里干活了,念书有什么用?”我蹲下来,看着他说:“阿爸,卓玛读书读得好,以后能当医生,能挣钱,能让你住上大房子。你让她放羊,一辈子只能放羊。”她妈在旁边抹眼睛。我说:“学费我来想办法,你让她回学校吧。”那天我磨到半夜,最后她爸终于点了头。卓玛从屋子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哭:“老师,我以为我不能上学了。”我摸着她的头说:“老师在这里,你就一定能上学。”
后来这件事在乡里传开了,家长们都觉得,这个从南京来的老师是真心对娃好。我的日子也慢慢顺起来,学会了烧牛粪炉子,学会了说几句简单的藏语。周末的时候,孩子们带着我去山上看羊,白云像棉花一样挂在头顶,风里都是草的味道。我会突然想起南京的梧桐树,想起妻子的笑,想起儿子奶声奶气喊“爸爸”。晚上躺在床上,我拿手机看他们的照片,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一年后,单位组织援藏慰问团过来,带队的人居然是王主任。他站在学校门口,看着我晒得黑不溜秋、头发乱糟糟的样子,愣了好半天,才握住我的手说:“小刘,你变了。”我笑着问:“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他说:“变得结实了,也精神了。”那天他看我上课,看孩子们围着我喊“刘老师”。晚上他喝了点酒,红着脸说:“小刘,以前是我格局小了。我总觉得级别低了没面子,可你干的事,比什么级别都体面。”我听他这么说,鼻子有点酸,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他倒满了酒。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离开村小的那天,孩子们都来送行,卓玛把一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我脖子上,哭着说:“老师,你以后还来吗?”我蹲下来,抱了抱她:“老师会来看你们的,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考到南京去。”孩子们追着汽车跑了很远,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眼泪终于没忍住,哗哗地流了一脸。
回到南京,儿子已经上幼儿园中班了。我推开门,他有些陌生地看着我,躲在妻子身后。妻子推了推他:“叫爸爸。”他小声叫了声“爸爸”,我心里又酸又甜。晚上我抱着他,给他看手机里那些孩子的照片,指着卓玛说:“这是姐姐,她在西藏,以后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帮她。”儿子眨眨眼:“好。”妻子在旁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我继续在原单位上班,一切好像回到了从前,又好像不一样了。王主任已经调到别的部门,临走前他请我吃饭,说:“小刘,你要是当初没举手,现在就跟我一样,一辈子在办公室熬着。”我笑笑,没说话。其实我知道,那一次举手,改变的不只是西藏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我自己。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在我才明白,再普通的人,只要愿意伸出一只手,就能点亮一点光。那光也许很小,但照进心里,就是一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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