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一颗鹅蛋被推到我面前。蛋壳上还冒着热气,蛋白混着厨房里的油烟味一起飘过来,我胃里一阵翻搅,抬手捂住了嘴。
“一天一颗,趁热吃。”婆婆端着锅铲站在桌边,“老乡家自己养的鹅,蛋干净。孩子要是有胎毒,生下来一身疹子,抹什么药膏都去不了根。”
我怀孕七周,孕吐正吐在最凶的时候,光闻见那个蛋就干呕了两回,眼眶都呕出了泪。可婆婆就守在桌边看着,我只能捏着鼻子小口小口往下咽,咽完冲进卫生间,扶着水池缓了半天。
鹅蛋还不是全部。冰箱里塞了两层,阳台上还摞着两箱葡萄,“吃葡萄,孩子眼睛长得跟葡萄似的,水灵”。那两箱葡萄是她早上五点去水果批发市场扛回来的,果梗都还是绿的。
其实我一直没敢告诉她,我怕的根本不是“胎毒”。
这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着要的。叶酸过年前后就买了,一盒放包里,一盒放办公室,可我吃了两个月就停了,总觉得忘一顿不要紧。
等到月经推迟两周、验孕棒跳出两道杠,我已经孕六周,才把叶酸重新捡起来,心里发虚。
还有一件事,连周岩我都吞吞吐吐没说全。公司年会那天,我喝了半杯红酒,喝完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掐着日子算,大概孕四周。这两个礼拜,这件事像块石头压在我枕头底下,夜里翻个身就硌一下。
丈夫周岩夹在中间。婆婆说鹅蛋去胎毒,他也跟着啃半个,说“妈的蛋,咱俩平分”。他抽烟,婆婆让他去楼道抽,说只要不飘进屋里就没事。冬天窗缝里漏进来的风,都带着那股散不掉的烟味。
那天夜里我又躺着刷手机,吃葡萄眼睛大、吃苹果皮肤白、鹅蛋去胎毒,几千条结果,一条比一条说得笃定。我捅了捅周岩:“明天请半天假,陪我上医院。我要当面问医生,不能再这么猜了。”
他沉默了几秒:“妈肯定要跟去。”
“我知道。”我说,“就让她去,她得亲耳听医生怎么说。”
号是周岩早上六点半抢的,市妇幼围产保健门诊。婆婆真跟去了,抱着布包坐我旁边,进门之前还撂下一句:“医院的大夫懂检查,不懂养孩子。回头她说得不对,你们俩可别顺着点头。”
当天坐诊的是方医生,五十来岁,先低头看我的化验单。我把路上背好的话一口气倒出来:叶酸停过、年会喝过酒、婆婆的鹅蛋和两箱葡萄。
方医生放下单子,先看向我婆婆:“阿姨,先把一件事说清楚。现代医学里没有‘胎毒’这个说法。新生儿起疹子、湿疹,各有各的原因,跟孕妇吃不吃鹅蛋没有关系。”
婆婆攥紧了包带:“那……鹅蛋总是补的吧?”
“补,当然补。”方医生点头,“鸡蛋、鹅蛋都是优质蛋白,一天一两个没问题。但它跟‘去胎毒’没关系,吃什么,也决定不了孩子的长相。”
她转向我,抽过一张纸边写边说:“孩子的五官、肤色、鼻梁,主要是遗传定的,食物改变不了基因表达的方向。你们俩的模样,就是孩子的上限,受孕那一刻就定了。但定了上限,不代表一定能盖到顶,孕期妈妈身体提供的,是那个‘施工环境’。营养够不够、内分泌稳不稳、作息乱不乱,决定这些基因能不能好好表达。”
笔尖在纸上顿了顿。“而你现在正站在最要紧的关口。胎儿发育有明确的时间表:大脑主要在孕三到十一周快速发育,心脏和眼睛的关键期在三到八周,四肢四到八周逐渐成型,嘴巴、牙齿、耳朵也各有各的窗口。头十周,胚胎对外界环境特别敏感,这时候保护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孩子出生以后整体的健康水平。”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我把憋了两周的那个问题问了出来:“叶酸我停过一段,六周才重新吃上,是不是已经晚了?”
“神经管闭合发生得很早,所以才反复强调备孕前三个月就要开始吃。”方医生的声音很稳,“你中间断掉,不理想,但现在重新吃上,依然有明确的意义。叶酸直接参与神经管闭合和脑细胞分化,从今天起每天别断,在医生指导下至少吃满三个月。别忘了,比什么都强。”
她顿了顿:“酒的事,你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喝了小半杯,知道以后立刻停了,量小,就一次。这个阶段的一次少量接触,医生没法跟你打百分百的包票,但你也犯不着背着这么重的心理包袱。往后要紧的是——烟酒严格避开,包括二手烟。”
婆婆猛地扭头瞪周岩。
周岩耳朵一下红了:“妈,我以后下楼抽。”
“戒。”方医生只说了一个字,又补了一句,“你发育的环境不光在吃上。血糖、血压、甲状腺功能平稳,是胎儿顺利生长的基础条件。楼道里抽完,烟味还挂在你身上带回家,一样算暴露。”
“阿姨,”她看向我婆婆,“听说您买了两箱葡萄?”
婆婆一怔:“给孩子……明目的。”
“眼睛大小是遗传,多吃也不会变大。”方医生笑了一下,“可两箱葡萄,一天吃半箱,血糖就爬上去了,孕期血糖忽高忽低是麻烦事。葡萄一天一小把就够。均衡饮食的意思是食材多样化,鱼虾瘦肉、蛋奶、蔬菜、豆类,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都跟上,不偏食,也不指望任何一种‘神’的食物。”
婆婆沉默了半天,忽然开口:“大夫,您这些话,能给我写下来吗?我记不住。”
方医生真的抽出一张便签,写了十几行递过去:“还有一条必须交代。监测孩子发育,最可靠的方式是按时产检。十一到十三周做NT,无创该约就约,二十到二十四周做大排畸,关键节点一个都别漏。你的NT,下周就能约上了。”
婆婆双手接过便签,对折,又对折,塞进布包最里层的口袋,还伸手按了按。
做NT那天,我孕十二周零四天。周岩请了假陪我去,婆婆也跟来了,布包里居然还揣着两个煮鹅蛋——“万一体检完了饿”。
B超室外,我比怀孕以来任何时候都紧张,手心贴着裤缝,一分钟一分钟地熬。门开了,里面的医生只说了一句:“NT一点二毫米,鼻骨可见,正常范围。”
婆婆第一个反应过来,抓过报告单翻来覆去地看:“鼻骨可见,那鼻梁就是高的!随他爸!”
周岩在旁边把腰挺得笔直。我没忍住笑,扭头问刚好从隔壁诊室出来的方医生:“大夫,鼻梁这个事,您上次怎么说的?”
“遗传。”方医生头也没抬。
走廊里一圈等着产检的人都笑了。婆婆也笑,笑着笑着又摸出那张便签,展开,从头看了一遍。
后来,阳台上那两箱葡萄慢慢见了底,改成一天一小把,洗好端上桌。鹅蛋还蒸,但改成隔天一颗,婆婆的说法变成了“大夫说了,这是蛋白质”。
厨房里开始出现炖鱼汤和焯西兰花的味道,她照着那张便签买菜,每天写一张单子让我核对。
周岩的烟锁进了公司楼下的柜子,手机里多了一个叫“叶酸”的闹钟,每晚八点响。我的叶酸也从包底挪到了餐桌上,吃饭时想看不见都难。
孩子的长相,在受孕那一刻就写好了,眼睛多大、鼻梁多高,我一根手指都改不动。可这十几周我能做的,其实特别具体:一片不忘的叶酸,一桌杂七杂八的菜,一间没有烟味的屋子,还有每隔几周准时出现的那张产检单。
大排畸那天下着小雨。周岩一手拎着婆婆的布包,一手牵着我,婆婆走在前头撑伞,一边走一边念叨,大夫说了,这个检查不能漏。
我们谁都没说话。雨里,三个人踩着差不多的步子,往电梯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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