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香港启德机场,一架准备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停在跑道旁。机上乘客并不多,却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多名记者。谁也没有想到,这趟普通的转机,后来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起涉外空难事件。
当时,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中国代表团准备出席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原定参加相关行程。国民党特务机关判断,这是制造国际事件、打击新中国声誉的机会,于是把目标锁定在这架包机上。
周恩来后来没有登上这架飞机,因行程安排变化而避过一劫。可飞机上的其他人员并不知道,危险已经被提前放进了机舱附近。
![]()
这场阴谋并非临时起意。有关档案显示,国民党方面准备了定时爆炸装置,并设法从台湾运到香港,再交给当地情报人员处理。行动最难的一步,是找到一个能够接近飞机、又不容易引起注意的人。
启德机场一名清洁工周驹因此被盯上。他长期在机场工作,熟悉地勤区域和飞机停放位置。特务人员先与他接触,摸清其处境和性格,随后提出让他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周驹起初拒绝。特务人员一面威胁,一面许诺事成后给予巨额酬金,并安排前往台湾。面对压力和诱惑,他最终答应下来,随后被带到旅馆看管,接受了如何携带、安放和启动装置的训练。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已经掌握了敌人可能在香港破坏交通工具的情报。4月9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要求有关部门通知外交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在港工作人员,提醒他们加强警戒。
4月10日上午,外交部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通报,要求港英当局采取措施。邓颖超也写信提醒周恩来,飞机停留时要严格检查,外出活动必须提高警惕。周恩来在回信中表示,重要行动不能没有危险,更不能没有准备,凡事要经过集体研究。
这几句话,反映出当时的紧张程度。对于一名长期从事革命和外交工作的领导人来说,危险并不陌生;但这一次,敌人把爆炸装置放在了国际航班上,后果很可能牵动多个国家。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印度孟买抵达香港。按照安排,飞机只停留一段时间,补充燃料后继续飞往雅加达。中方曾要求航空公司和港英方面加强检查,印度航空公司驻港负责人也承诺亲自查看飞机,并安排机械师检查机体。
然而,机场的警戒并不严密。机组人员离机用餐时,飞机上只留下机械师卡尼克。恰在这段时间,周驹利用地勤工作的便利接近飞机,将定时装置安放在右翼发动机附近。事后调查认为,爆炸物就在这一部位发生爆炸。
![]()
中午12时45分左右,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抵达机场。印度航空公司负责人向中方表示飞机已经检查过,代表团随后登机。飞机还装载了景泰蓝等物品,以及准备在会议期间使用的书刊资料。
下午1时15分,飞机从启德机场起飞。起飞后的几个小时里,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飞行途中,机上突然发生爆炸,浓烟迅速从机体内部涌入,火势沿着机翼和机身蔓延。
机长试图改变航向,寻找迫降地点。乘务人员向乘客分发救生衣,机内没有出现失控的混乱。幸存者回忆,乘客大多仍坐在原位,直到飞机开始向海面坠落。
飞机最终在婆罗洲西北海域附近坠毁,机身断裂并沉入海中。三名机组人员设法逃生,其余乘客全部遇难。印尼方面的调查发现,右翼轮舱残骸中留有定时装置爆炸后的零件,证明这不是普通机械故障,而是人为破坏。
![]()
遇难者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记者李炳衡,外交部工作人员李肇基,对外贸易部干部石志昂,以及新闻、广播、电影等部门人员。他们原本承担着报道会议、联络工作和对外宣传任务,却在途中遭遇横祸。另有越南工作人员、奥地利记者和波兰记者遇难。
空难发生后,香港方面迅速展开调查。周驹并没有按特务机关承诺的那样得到妥善安置,反而被留在香港。随着调查深入,他的行踪和相关人员逐渐暴露。后来,周驹向有关方面供述了炸弹来源、交接经过以及安放位置,案件脉络由此进一步清晰。
这起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也暴露出当时香港机场安保上的严重漏洞。更重要的是,它说明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把政治斗争延伸到国际交通和外交活动之中,试图通过制造空难,直接刺杀中国代表团核心人物,并让新中国在亚非国家面前陷入被动。
周恩来虽未登机,但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付出了生命代价。“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沉入海底,留下的却不只是一次空难记录,还有一份关于当年国际斗争、情报较量与安全防范的历史证据。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