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硅谷20人考察团抵达深圳,领队低声说道:和预想画面截然不同
我叫马翔,今年三十八,湖南岳阳人,在深圳南山区一家做工业视觉的公司做海外市场,干了九年。我这人英文一般,能谈事不能谈情,见了老外就笑,笑完了说正事。我这辈子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领着外国人看深圳,然后看他们脸上那个表情一点一点变。
今年四月,公司接了个活儿。美国硅谷那边一个行业协会组了个考察团,二十个人,来中国看智能制造,第一站深圳,第二站苏州,第三站上海。我们公司是深圳站的接待方之一。
团里二十个人,什么来头都有。有做传感器的,有做机器人的,有做医疗器械的,有两个是斯坦福的教授,还有三个是投资机构的合伙人。年龄从三十到六十多,一半是华人面孔,一半是白人、印度裔、墨西哥裔。
领队叫戴维·柯尔曼,五十八岁,犹太人,个头不高,秃顶,戴一副厚框眼镜。他自己开了一家做精密仪器的公司,做了三十年,员工一百二十人,年营收四千万美元左右。他来中国之前,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我到机场接他们那天,戴维一下大巴,站在深圳宝安机场的出发层,抬头看了半天。
我说,柯尔曼先生,欢迎来深圳。
他跟我握手,手很干,握得挺有力。他说,马先生,我有个问题。
我说,您说。
他说,这个机场,是哪一年建的?
我说,现在的T3航站楼,二零一三年启用。
他说,二零一三年。
他重复了一遍,然后不说话,跟着我往停车场走。
后来他跟我说,他以为深圳是一个"世界工厂",就是那种一排一排的厂房,天上飘着灰,路上跑着卡车,工人穿着统一的工服,从早干到晚。
他说,我下飞机的时候,以为会看见那样的画面。
他说,可我看见的是一个玻璃幕墙的机场,一片绿化带,一条八车道的高速,还有一排排的电动车。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他说,和预想画面截然不同。
我说,柯尔曼先生,这才是第一天。
第二天上午,我们带他们去南山科技园。
大巴从深南大道开过去的时候,车上安静得有点不正常。
二十个人,一半在拍照,一半在看窗外。
有个做机器人的,叫布莱恩,四十来岁,坐在我旁边。他一直盯着窗外,看了二十分钟,回头跟我说,马,这些楼,都是科技公司?
我说,这一片是南山科技园,旁边是后海,再过去是前海。你看见的那几栋,有腾讯、有大疆、有中兴、有迈瑞。
他说,这些公司,都在这一片?
我说,都在这一片。这一片大概十一平方公里。
他掏出手机算了半天,说,十一平方公里,这么多公司?
我说,中国有句话,叫"一条街就是一个产业链"。你在这一片,从设计到打样到量产,一周之内全能找到。
他不说话了。
那天上午,我们去了三家厂。
第一家做工业相机,厂房在宝安,四层楼,一万二千平米,工人两百多,自动化产线六条。车间里干干净净,地是环氧的,亮得能照人。工人穿防静电服,站在屏幕前看数据,不是那种流水线上拧螺丝的画面。
戴维站在产线边上,看了很久。
他问我,这条线,一天能出多少?
我说,这个车间,一天三千台。
他说,多少人?
我说,白班一百一十人,夜班八十人。
他算了一下,说,一天三千台,一百九十人,一人一天十五台。
我说,对。
他说,我们公司做类似的产线,一天两百台,要四十个人。
他说,一人一天五台。
他没再说下去。
第二家做的是机器人关节模组。厂房不大,三千平米,但是里面的设备,全是日本、德国进口的,五轴加工中心、三坐标测量仪、激光干涉仪。老板姓吴,四十出头,华南理工毕业,自己搞了十二年。
吴老板给他们演示了一遍:一个关节模组,从毛坯到成品,二十七道工序,公差控制在正负五个微米。
戴维问,五个微米,你们怎么保证?
吴老板说,设备保证一半,人保证一半。
戴维说,人怎么保证?
吴老板说,我们有个老师傅,干了二十六年,他手上的活儿,比机器准。
戴维说,能见见吗?
老师傅来了,姓黄,五十三岁,个子不高,手很大,指甲剪得很短。
戴维通过翻译问他,你怎么做到的?
黄师傅说,我做这个做了二十六年,我闭着眼都知道哪儿差了一丝。
戴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老师傅,但是只剩两个了,都六十多了,退休以后没人接。
他说,你们有几个?
吴老板说,我们有十一个。
第三家是个小公司,做柔性传感器的,在一个工业园的五楼,租了八百平米。老板姓林,三十二岁,清华毕业,团队十九个人,平均年龄二十九。
他们做的东西,是能贴在皮肤上的传感器,用在康复医疗上。样品摆了一桌子,薄薄一片,跟创可贴一样。
戴维拿起来,捏了捏,说,这个东西,成本多少?
林老板说,现在小批量,一片成本四十块人民币。
戴维算了一下,说,六美元?
林老板说,对。要是量产十万片,能降到十二块。
戴维说,人民币?
林老板说,对。
戴维把那个样品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他说,这个东西,在美国,做出来要三十美元。
他说,你们怎么做到的?
林老板说,我们这边,从材料到封装到测试,全在珠三角,开车三个小时之内全能找到。一个方案改完,第二天就能打样,第三天就能测。
他说,我们一周能迭代三轮。美国那边,一轮要三周。
那天下午,我们在会议室座谈。
戴维坐在主位,一直没说话。他的团队成员一个一个问问题,问得挺细:供应链怎么管,知识产权怎么保护,工人流动率多少,政府补贴多少。
我们一一回答。
快结束的时候,戴维开口了。
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
我说,您说。
他说,你们发展这么快,是靠补贴吗?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
我们老板姓周,五十多岁,做这行二十五年。他笑了一下,说,柯尔曼先生,我不否认有补贴。中国各地对制造业有补贴,这是事实。但是我想问您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只靠补贴,能活二十五年吗?
戴维没说话。
周老板说,补贴能帮你买设备,但是买不来订单。订单是客户用钱投的票。我们公司这二十五年,客户从零到三千家,全靠自己跑出来的。补贴我们拿过,一年几十万,占营收不到百分之一。
他说,我们还交税。去年交了两千三百万。
戴维说,两千三百万人民币?
周老板说,对。
戴维算了一下,说,三百多万美元。
他说,我们公司去年交税,一百一十万美元。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低。
那天晚上,我们带他们去海上世界吃饭。
吃完饭,戴维说要走走。我陪他在海边走。
蛇口的海边,晚上风大,对面是香港,灯火一片。
戴维走了一段,停下来,说,马先生,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我说,您说。
他说,你在中国,觉得自由吗?
我笑了。这个问题,我被问过很多回。
我说,柯尔曼先生,我这么跟您说吧。我父亲是湖南农村的,初中没毕业,一辈子种地。我考上大学那年,全村放了鞭炮。我现在在深圳,有房有车,我女儿上国际学校。我一年能带我父母出去旅游两回。
我说,我父亲那一辈,一辈子没出过省。我这一辈,出了国二十几个。我女儿那一辈,她觉得世界是平的。
我说,您说这叫什么?
他没说话。
我说,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不回避。中国有很多问题,空气、房价、教育、医疗,我们天天骂。但是有一点,我认:这个国家给了我一个往上走的机会。
我说,这个机会,在三十年前是没有的。
戴维看着海面,看了很久。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我父亲是波兰移民,一九三八年逃出来的,什么也没有。他到了美国,在工厂干活,供我上大学。
他说,我这一代,做到了四千万美元。我儿子那一代,我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往上走。
他说,美国的中产,这二十年,是在往下走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这个五十八岁的犹太人,不是在考察我们,是在对照他自己。
第三天,我们去了华强北。
这一站是我坚持要加的。我跟周老板说,你让他们看工厂,看科技园,那都是"面子"。你得让他们看华强北,那是"里子"。
那天上午十点,我们进了华强北。
华强北那条街,一公里长,两边全是楼,楼里全是柜台,柜台后面全是人。一米宽的柜台,摆着几百种元器件。电阻、电容、芯片、连接器、屏幕、电池、摄像头模组,你能想到的,都有。
二十个老外,一进去就散了。
有的蹲在柜台前头看芯片,有的拿手机拍,有的跟摊主比划着讲价。
布莱恩在一个柜台前站了二十分钟。柜台上摆着一堆电机,各种型号,从指甲盖大的到拳头大的。
他问摊主,这个多少钱?
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陈,潮汕人,在这个柜台干了十八年。她说,这个八块,那个十二,那个二十五。
布莱恩说,一百个呢?
她说,一百个,六块八,十块,二十。
布莱恩说,能开票吗?
她说,能,加三个点。
布莱恩回头看我,说,马,她这儿有现货?
我说,有。你要一千个,她下午就能给你凑齐。
他说,一千个?
我说,一千个不算多。你要一万个,她给你找工厂,三天出货。
布莱恩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跟我说,在美国,他要一个这样的电机,得找代理商,代理商再找分销商,分销商再找工厂,一个来回六周。他要是改个参数,再加四周。
他说,你们这儿,是"楼下就能改"。
那天中午,戴维在一个卖屏幕的柜台前站了很久。
他拿起一块七寸的屏,问,这个多少钱?
摊主说,三十五。
他说,三十五美元?
摊主说,人民币。
他说,人民币?
摊主说,对,三十五块。
戴维把屏放下,又拿起来,看了半天。他说,这个分辨率是多少?
摊主说,一零二四乘六百。
他说,这个价格,这个分辨率,在美国,我买不到。
摊主说,你要多少?
他说,我先要十个。
摊主说,十个不卖。
他说,为什么?
摊主说,十个我懒得找。
戴维愣了一下,笑了。
他回头跟我说,她说她懒得找。
我说,柯尔曼先生,这就是深圳。她一天的流水,可能是你一个月的采购额。十个屏,对她来说,是"麻烦"。
戴维那天中午没吃饭。他在华强北的街上走了两个来回,一句话不说。
下午三点,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
戴维说,马先生,我想说几句话,你帮我翻译给他们听。
我说,好。
他说,我来之前,心里的深圳,是"世界工厂",是廉价劳动力,是复制,是山寨。我这二十年,听过太多这样的说法。
他说,我来了三天,我看见的不是这个。
他说,我看见的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一个能在三天内把想法变成产品的系统,是一批平均年龄三十岁的工程师,是华强北那些一米柜台后面的女人,她们比我公司的采购经理还懂行。
他说,我昨天在华强北,看见一个柜台上摆着一块开发板,上面写着"开源"。我问那个摊主,这个东西是抄的吗?她说,这个是开源的,全世界都能用,谁抄谁啊。
他说,我当时脸就红了。
他说,我们美国人,总觉得创新是我们的专利。可是我在深圳看见的,是另一种创新:不是从零到一的发明,是从一到一百的速度。
他说,从零到一,我们还会。从一到一百,我们输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带他们去了莲花山。
站在山顶,能看见整个福田,一片灯。
戴维站在栏杆边上,看了很久。
他说,马先生,我有个问题。
我说,您说。
他说,这些东西,是二十年建起来的?
我说,福田这一片,二十年前是农田和鱼塘。
他说,二十年。
他说,我们纽约修一条地铁,修了十年,还没修完。
他说,我们加州修一条高铁,修了十五年,一寸没动。
他说,你们二十年,建了一座城。
我说,柯尔曼先生,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我们修得快,但是我们修得糙。我们的楼,二十年就旧了;我们的路,五年就翻修。我们的城市,长得快,但是长得很乱。
他说,我知道。
他说,可是你们在长。
他说,我们不动了。
那天在山顶上,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马先生,我这三天,最震撼的不是你们的技术,是你们的人。
他说,你们那些老板,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你们那些工程师,二十几岁。你们那些工人,三十几岁。
他说,我们公司,平均年龄四十八。我们董事会,平均年龄六十二。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把公司做起来了,然后我们把门关上了。我们的年轻人,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他们不进工厂,他们去送外卖、去开网约车,因为工厂的活儿,他们看不上。
他说,你们的年轻人,愿意进工厂。
我说,不是愿意。是没别的路。
他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
我说,柯尔曼先生,我们这儿的年轻人,进工厂,是因为工厂给的工资,比老家种地高。他们进工厂,是为了攒钱买房、结婚、生孩子。他们不是热爱制造业,他们是需要制造业。
我说,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也不会进工厂了。
我说,这个问题,你们有,我们也会有。只是你们早三十年,我们晚三十年。
戴维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说,你说得对。
他说,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第四天,我们去了一家做锂电设备的公司。
这家公司在坪山,厂房很大,五万平米。老板姓何,四十六岁,江西人,早年在比亚迪干过。
何老板带我们看了一条线,一条线一百二十米长,从极片到电芯,全自动。
戴维问,这条线,卖多少钱?
何老板说,一条线,一千二百万。
戴维说,美元?
何老板说,人民币。
戴维算了一下,说,一百七十万美元。
他说,这个价格,在美国,买不到。
何老板说,美国也有做的,价格是我们的三倍。
戴维说,质量呢?
何老板说,我们的质量,不比他们差。我们的售后,比他们好。我们的人,二十四小时能到现场。他们的人,得从德国飞过来。
戴维说,你们卖到美国吗?
何老板说,卖。去年卖了十一条线到美国。
他说,我们的客户,有特斯拉的供应商。
戴维沉默了。
那天下午,何老板请我们吃饭,在公司食堂。
二十个人,坐在长条桌上,吃的是江西菜,辣。
戴维吃了一口,辣得直喝水,但是他一直吃。
吃到一半,他放下筷子,说,何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
何老板说,你说。
他说,你们公司,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何老板想了想,说,人。
他说,我们招不到人。我们招一个工程师,要跟腾讯、跟华为、跟比亚迪抢。他们给的工资比我们高,他们给的期权比我们多。
他说,我们这条线,卖一千二百万,毛利百分之二十五。我们一年卖一百条,营收十二个亿,净利一个亿。我们拿一个亿去招人,招不过腾讯。腾讯一年挣一千个亿。
他说,我们现在,靠的是"情怀"和"老乡"。我们厂里的骨干,一半是江西人,跟着我干了十几年。
他说,等他们老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戴维说,我们也是一样。
他说,我们公司,最老的工程师,干了二十八年。他明年退休。他退休以后,那条线没人能接手。
他说,我们想招年轻人,年轻人不来。他们说,做制造业没意思,要去写代码。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那个笑,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不是客气的笑,是那种"我懂你"的笑。
最后一天,我们在公司开了个总结会。
二十个人,一个一个发言。
做医疗设备的那个,叫苏珊,五十多岁,她说,她来之前,以为中国的医疗器械都是仿制。她看了三家公司,发现有两家在做原创,专利比她公司还多。
做投资的那个,叫马克,四十岁,他说,他看了华强北,回去要重新做一份投资报告。他原来写的"中国供应链风险",现在得改。
斯坦福的那个教授,叫保罗,六十五岁,他说,他教了三十年"全球供应链",他这三天看见的东西,他课本里没有。他说,他回去要改课件。
最后是戴维。
他站起来,说,我说三句话。
他说,第一句,我来之前,我以为我是来看"中国制造"的。我来了以后,我发现我是来看"中国速度"的。
他说,第二句,我原来以为,我们的优势是技术,你们的优势是成本。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优势不是成本,是"系统"。你们有一个从设计到量产只需要一周的系统。我们没有。
他说,第三句,我五十八岁了,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是来了这一趟。
他说完,鞠了一躬。
那天晚上送他们去机场,戴维在安检口回头,跟我说,马先生,我明年还来。
我说,欢迎。
他说,我带我儿子来。
我说,好。
他说,我想让他看看,这个世界在往哪个方向走。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机场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我父亲。他今年六十八,在湖南老家。他这辈子,最远去过长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翔啊,你们这代人,命好。
我当时不懂。
那天晚上我懂了。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领着外国人看深圳。看了九年,看了几百个团。每一回,我都能看见他们脸上那个表情。
那个表情,不是佩服,也不是害怕。
那个表情,是"我以为我知道,原来我不知道"。
我今天把这事儿说出来,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别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我们怎么看自己,才重要。这二十年,我们听了太多外面的说法:世界工厂、山寨大国、抄袭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偏见。可我们不能靠别人说我们是啥,我们就是啥。我们得自己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了。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吹牛没用,自卑也没用。
第二句,最快的路,不一定是最远的路;但是只图快,早晚要还。我们这二十年,什么都是"快":楼快、路快、厂快、产品快。快,让我们追上了。可快也让我们落下了一些东西:精细、耐心、基础研究、还有那些需要十年才能做成的事。
第三句,一个国家真正的底气,不是它有多少高楼,是它的年轻人还愿不愿意进工厂。我在深圳九年,眼看着工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去送外卖、去开网约车、去做直播。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的账。可这笔账,早晚要还。哪个国家能把这笔账算明白,哪个国家就能再往前走三十年。
那天晚上我从机场回家,路过深南大道。
十一点了,路上还有车。写字楼的灯,一层一层亮着,那是加班的。
我把车停在路边,看了一会儿。
我想,这座城市,今年四十五岁。它比我大七岁。
它长得太快了,快得自己都有点跟不上。
可它还在长。
我发动车,往家开。
后视镜里,那片灯火,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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