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甘肃哈达铺。长征队伍刚刚摆脱追兵,战士们还没有从连续行军中缓过神来,彭德怀却拿着一份报纸走进指挥部。纸张已经揉皱,上面的几行字,却让毛泽东久久没有说话。
报纸刊载的消息并不复杂:陕北刘志丹部已经占领数座县城,拥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对普通人而言,这只是敌方报纸上的一则战事消息;对正在寻找落脚点的中央红军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一块尚未被摧毁的根据地。
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经过湘江、遵义、金沙江、大渡河等地。原先设想的会合地点不断变化,敌军的围堵也没有给部队留下多少选择空间。俄界会议之后,中央甚至考虑过向接近苏联的地区寻找新根据地。
有意思的是,这份报纸并不是彭德怀最先发现的。红军抵达哈达铺后,聂荣臻从当地得到一份国民党报纸,先交给叶剑英,叶剑英又转交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认为其中关于陕北的内容十分重要,随即送到毛泽东手中。
消息是否可靠,不能只凭一张纸判断。叶剑英很快找来贾拓夫核实。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陕北从事党团工作,对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及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十分熟悉。
1933年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贾拓夫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随后辗转抵达中央苏区。1934年,他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并留在中央苏区从事白区工作。虽然离开陕北已有一段时间,但当地的地理、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他仍然能够说出个大概。
毛泽东见到贾拓夫后,直接问道:“陕北究竟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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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没有只讲军队数量,而是从陕甘地区的革命基础说起。他认为,陕北群众生活困苦,革命要求强烈,地形又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刘志丹等人已经建立了可以依托的局面。
这番介绍让毛泽东意识到,陕北并非一个陌生的空白地区,而是有党组织、有红军、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区域。毛泽东随后说:“别说有几万红军,就是有一万也是好的。”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到陕北去。此时的决定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真正改变中央战略方向的,是几天后的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进入通渭一带。榜罗镇小学里保存的报刊,使中央领导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侵略加剧、国内局势变化以及陕甘革命力量发展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已经抵达陕北,并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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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原先活动于鄂豫皖地区。1934年冬,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部队向西转移,在鄂豫陕地区建立新的活动区域。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次日与陕甘红军会合,随后组成红十五军团,兵力达到七千余人。
这些信息使陕北的分量完全不同。9月28日,毛泽东在榜罗镇一株核桃树下向军以上干部说明方向:中央红军要去陕北,会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部队继续北进时,贾拓夫被安排参加先遣工作,并携带电台与陕北方面取得联系。到达甘泉下寺湾后,他从郭洪涛、程子华等人那里得知,陕北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等重要干部已经被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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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极其危险。贾拓夫立即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得知后,要求停止继续捕人,并把被捕干部交由中央处理。随后,贾拓夫等人赶赴瓦窑堡,传达中央指示,避免了陕北党和红军内部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一部抵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合。长征队伍终于有了稳定依托,但真正的考验并未结束。
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灭国民党军一部;10月20日,又在榆林桥取得胜利。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共同部署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红军在直罗镇击败国民党军,粉碎了敌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攻。
一张报纸提供线索,贾拓夫的核实补上了判断依据,榜罗镇会议则把这个判断变成了中央的战略决策。陕北由此成为中央红军保存力量、扩大根据地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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