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0日,广西容县公判大会上,黄茂才被五花大绑押到台前。面对台下的人群,他突然高声喊道:“我是冤枉的,江姐可以证明!”这句话,让原本即将执行的案件出现了转机。
黄茂才并不是普通的国民党看守。他曾在重庆渣滓洞任职,也确实穿过那身让人痛恨的制服。问题在于,他进入监狱后,逐渐看清了所谓“政治犯”的真实处境,并在江竹筠、曾紫霞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另一条路。
黄茂才出身贫寒,只读过几年书,因字写得漂亮,后来被安排做文书。1947年,川康公署机构调整,他被调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之后进入渣滓洞担任看守。
那时的黄茂才年纪不大,也没有受过系统的特务训练。日常查房、点名和放风时,他接触到江竹筠、曾紫霞、李青林等人。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宣传中所说的“凶犯”,而是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敢于坚持信念的知识分子。
江竹筠没有用空洞说教去拉拢他,而是从现实处境谈起。她告诉黄茂才,旧制度腐败,百姓没有真正的生活保障,革命的目标是改变这种局面。曾紫霞也观察到,这个年轻看守心里有同情心,值得争取。
有一次,江竹筠和曾紫霞给黄茂才织了一件毛衣,还夹进一张字条。毛衣并不贵重,却让这个长期处在压抑环境中的年轻人感到了一份信任。黄茂才最终答应帮忙传递书信、报纸和药品,尽量把监狱里的消息送到外面。
1948年至1949年间,他先后为狱中人员传递过多封信件。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变故后,江竹筠等人及时传出情报,使部分同志得以转移。黄茂才利用看守身份,把外界关于战事和局势的消息带进监狱,也曾帮助狱中人员组织活动。
其中一件事,后来成为确认他身份的重要证据。江竹筠写给谭竹安的信,请对方照料自己的儿子彭云,这封信由黄茂才设法送出。谭竹安看到江竹筠的笔迹后,既惊讶又难过,并把彭云的照片交给黄茂才,请他转交狱中。
1949年11月,重庆形势急转直下。黄茂才因母亲病重回乡探望,十几天后赶回渣滓洞,却得知江竹筠等人已经遇害。11月27日,重庆发生大规模屠杀,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许多革命者遭到杀害。黄茂才因提前离开,躲过了那场灾难。
离开渣滓洞时,他把胡其芬托付的材料藏在鞋垫下,并穿着江竹筠亲手织的毛衣离开。重庆解放后,他没有立刻站出来证明身份,而是带着恐惧回到容县乡下。毕竟,他曾经是看守,身边又没有能够及时作证的人。
回乡后,黄茂才被安排教孩子识字。1951年2月2日,他在课堂上被带走审查。办案人员只认定他曾替国民党做事,随后又把他与重庆屠杀联系起来。黄茂才反复解释,却没有被采信。在长期审讯和压力下,他被迫承认了并不属于自己的罪行。
案件传开后,乡民认定他是杀害革命者的凶手,要求严惩。1953年公判大会上,黄茂才喊出江竹筠的名字,执行人员意识到案情可能另有隐情,暂缓执行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并继续调查。
他在劳改期间承担繁重劳动,1955年因表现较好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妻子始终相信他没有杀人,独自支撑家庭。1964年,黄茂才出狱,但由于身份和行动受到限制,一直无法找到当年的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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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整理档案时,发现脱险人员的材料中多次提到黄茂才。馆方写信请他前往核对情况,他这才重新见到曾紫霞。曾紫霞确认了当年策反、传信等经过,并联系胡春甫、仲元、田一平等知情人员出具证明。
1981年11月至12月,容县组织联合调查组,查阅档案,走访当事人,重新核实黄茂才在渣滓洞的经历。1982年4月12日,容县法院作出改判,撤销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认定他在监狱工作期间曾为革命者提供帮助。
同年5月,容县政协增补黄茂才为政协委员。此后,有关部门为他解决户籍和生活待遇问题。每到11月27日,他都会前往重庆,向江竹筠等遇难者致意,并反复强调,自己所求的不是特殊待遇,而是让那段经历得到准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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