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15日,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陈永贵已经被病痛折磨得十分虚弱。胡启立受邓小平委托前来看望,握住他的手说:“陈老,中央没有忘记你的贡献。”这句话说完,病床上的陈永贵久久没有出声,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十天之后,陈永贵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一个从山村走出的农民,曾经站上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也曾在政治风浪中受到质疑。到了生命尽头,他最在意的,似乎不是职务得失,而是组织对自己一生工作的评价。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幼年时,家乡遭遇灾荒,贫苦家庭难以维持生计,他很早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父亲带着他来到大寨谋生,后来又因生活压力离世。年纪尚小的陈永贵,只能靠给人放牛、放羊维持生活。
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不只是贫困,还有一种对土地的执着。没有书本教育,也没有优越出身,他却很早明白,农民要想活下去,靠别人施舍并不长久,必须把脚下的土地经营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寨也被日军占据。当地成立维持会时,陈永贵被推到会长位置上。村民一度误解他,甚至当面斥骂。可在一些当地回忆材料中,他并没有真正替侵略者做事,而是利用身份掩护,为八路军传递消息、提供帮助。
这段经历没有给他带来荣耀。相反,误解一直伴随多年。陈永贵很少解释,更多时候只是埋头做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普通农民的生活中,参加生产,组织群众修地、兴修水利,逐渐显出办事果断、能吃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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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真正改变命运,靠的是一场极其艰苦的农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土地贫瘠,山坡多,水土流失严重,单靠原有耕地很难提高收成。陈永贵带着群众开荒整地、修筑梯田、兴建水渠,把零散的山坡改造成能够蓄水保土的农田。
这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完成的活。石头要一块块搬,沟渠要一尺尺挖,遇到暴雨还可能前功尽弃。起初有人不赞成,认为投入太大、见效太慢。陈永贵便挨家挨户商量,自己带头干重活。久而久之,村民看到了变化,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大寨的粮食产量逐步提高,还曾向国家交售较多粮食。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农业学大寨”成为全国性宣传和实践活动,陈永贵也由此进入中央视野。1964年,他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第一次走进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紧张得连说话都格外谨慎。
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陈永贵回答:“我是种地的,还是把种地的事说清楚。”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很符合他当时的处境:他缺乏系统理论训练,却有多年同土地打交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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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面对这一任命,他并不轻松,曾担心自己文化水平有限,难以胜任中央工作。周恩来曾劝他,要把农村实际情况带到国务院去。陈永贵后来坚持保留农民本色,不愿把自己完全变成脱离土地的官员。
他与邓小平的交往,也是在农业工作中逐渐加深的。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召开,邓小平到会讲话,肯定大寨靠群众劳动改变面貌的事实。邓小平说,自己对农业是外行,陈永贵、华国锋和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才是内行。
这份肯定并没有让陈永贵从此一帆风顺。后来,随着全国形势变化,大寨受到批评,陈永贵本人也承受了很大压力。1980年,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有人指责大寨的成绩主要依靠外部支持,邓小平则明确表示,大寨的建设不能简单否定,群众付出的劳动更不能抹去。
邓小平曾对陈永贵说:“不要怕别人说,有问题就自己检查。”这番话既有安慰,也有提醒。陈永贵没有再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而是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生活重新变得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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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夏天,陈永贵被确诊为肺癌晚期。面对治疗,他一度不愿过多占用国家医疗资源。邓小平得知后,仍要求有关方面尽力救治,并多次派工作人员前往医院看望。陈永贵病重时,已经很少谈及个人荣辱,更多念叨的是大寨的土地和乡亲。
1986年3月15日,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到病房探望,转达了邓小平的问候和中央对他过去工作的评价。对一个长期在争议中生活的人来说,这几句话分量很重。陈永贵没有争辩,也没有辩解,只是紧紧握住来人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病在北京逝世。大寨农民、国务院副总理、争议中的农业干部,这些身份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他并不平坦的一生。职位会变化,评价也会变化,但他从山坡上搬石修田的那段经历,始终是理解这个人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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