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梅洋 王思倩 熊子云
共建“一带一路”十余年间,中国与东盟科技合作由人员培训、技术援助迈向联合研发与产业链协同。当前,全球科技格局深度调整,自贸区3.0版落地,新技术革命与外部技术限制交织,科技交流既逢窗口又遇变量。梳理现实图景、研判新变量,是深化合作的前置功课。
中国—东盟科技交流的现实图景
多层级平台相继成型,合作网络持续扩容。经过多年布局,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已形成多层级平台矩阵。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基本建成覆盖双方的网络,与7个东盟国家设立双边技术转移工作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连续举办12届。联合实验室、中国—东盟信息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相继投运,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吸纳中外成员近60家。
合作模式迭代升级,从单向输出走向联合攻关。中国与东盟的初期合作主要是以技术帮扶、短期培训、种质交换等方式实现技术扩散。随着联合实验室、示范基地、联合研究中心集群的落地,境外共建单位形成“四三二”模式,科研主体与企业合办,研发和示范推广并行推进,议题由外方提出发展为联袂出题、联合突破,产学研用衔接发展态势向好。
科技与经贸相互嵌入,产业协同释放乘数效应。中国与东盟科技合作摆脱了彼此孤立的运行模式,与区域经贸有机融合。2024年,广西对东盟商贸流通达3978.2亿元、增长17.2%,东盟连续25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柬埔寨香蕉示范园、中缅农业基地担负着标准输出的双重任务,产业协同产生的乘数作用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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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科技交流面临的新形势与新变量
自贸区3.0版落地,为制度型开放打开新空间。2025年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供应链体系等议题被纳入,加上RCEP正式生效,区域制度型开放达到新高度,技术共研初见成效。依靠自贸规则体系的有力支撑,跨境研发和技术转移的制度成本正在降低。
新技术革命交汇,产业变革催生新赛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绿色低碳等技术正加快完成攻关,中国和东盟产业变革在这里融合东盟数字总体规划同各国变革举措,粮食生产、跨国网购、替代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相关需求不断显现,借助人工智能合作论坛的契机,多语言人工智能、数智农业、绿色能源等新体系不断健全,技术合作由常规育种向数字化、绿色化拓展。
外部技术限制外溢,区域合作承受新压力。部分经济体推行技术“去风险”与出口管制,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加快,区域科技合作预期受到干扰。东盟企业在不同合作方之间重新配置资源,合作议题易受外部因素牵扯,技术合作附加更多成本与合规考量。产业链布局呈现区域化、近岸化调整,对区域科技合作而言,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带来短期扰动。合作双方若能在规则对接、标准互认上更早布局,外部冲击的影响便可部分对冲——科技合作越是在环境复杂时,越能发挥稳定器作用。
规则标准衔接滞后,成果转化遭遇新梗阻。技术标准、认证认可、数据跨境规则差异较大,系统兼容性不足。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不对称,东盟方面研发承接能力与人才储备水平参差不齐,合作易在“最后一公里”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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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交流促进中国—东盟合作新形势的路径
强化制度衔接,筑牢科技合作规则底座。科技交流行稳致远,制度底座不可或缺。中国与东盟合作已由早期边境开放、关税减让,进入规则对接、制度协同阶段。自贸区3.0版与RCEP构成两大制度支柱,其中前者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纳入框架,科技合作由此拥有明确条款依托。
条款落地宜做细。双方可围绕科技合作建立工作专班,把原则性条款拆解为可执行安排:技术标准层面,推动检测认证结果互认、检验检测数据互通,减少同一产品重复检测、重复认证;研发合作层面,明确跨境联合项目知识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规则,让合作主体事前可预期;人员往来层面,为科技人员签证、停留、执业提供便利安排。规则对接本质是双向适配,既要把东盟治理框架读懂吃透,也要推动中方成熟标准随合作项目同步输出。
区域规则制定宜主动参与。东盟数字经济框架、数字总体规划陆续推进,数字贸易、数据跨境、电子认证等议题正在形成区域共识,企业、行业组织与智库可借助合作平台参与议题讨论,把产业实践转化为规则建议,避免在规则成型后被动适应。中方在电子支付、数字身份、智能制造等领域积累了规模化应用经验,具备规则转化价值。
次区域机制是制度衔接的有益补充。澜湄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机制参与主体少、决策链条短,适宜在数字农业、跨境技术转移、能力建设等领域先行试点,再向整体层面复制。多层次制度供给相互嵌套,科技合作规则底座才会厚实。
升级平台载体,畅通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平台载体是科技交流的物理依托与组织依托。技术转移中心、信息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等旗舰平台相继建成,平台网络已具备相当规模,平台之间数据分散、服务同质、对接重复等问题仍较明显。平台升级的方向,不是再铺新摊子,而是把既有平台连起来、用起来。
旗舰平台宜做强核心功能。技术转移中心侧重技术供需匹配与转移服务,信息港侧重数据通道与数字应用,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侧重算法、算力与场景落地,各平台定位互补、数据互通,避免各自建库、重复对接。
研发平台宜网络化布局。联合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海外创新中心可沿产业链节点布设,形成若干平台集群。境外平台贴近市场与应用场景,境内平台依托研发资源与人才储备,两类平台通过联合项目、人员互派、数据共享保持协同。对企业在东盟设立研发中心、孵化平台,宜在审批、融资、用汇等方面给予便利,鼓励企业由产品输出转向研发在地化。
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协同的底层支撑。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跨境光缆、港口信息化设施持续完善,为平台间数据高速流动提供条件。设施联通之后,还需推动数据接口、信息格式、安全认证协调统一,跨境研发协同、远程技术服务、多语种资源共享才具备稳定通道。平台载体连成网络,创新要素便能在区域内更顺畅流动,科技交流整体效率随之提升。
聚焦产业场景,深化跨境联合攻关。科技交流若停留于论坛签约、备忘录互签层面,难以产生持续动能,将合作嵌入真实产业场景、以联合攻关检验技术价值是深化交流的务实路径。
跨境揭榜挂帅宜常态化。该机制把需求端摆在前面,东盟产业主体提出技术难题,中方平台发布榜单、组织团队揭榜,合作目标、应用场景、验收标准在立项阶段即明确。2026年,首批14个面向东盟人工智能跨境榜单发布,标志着“东盟出题、中方发榜、联合揭榜、协同攻关”由探索走向机制化。榜单设计宜兼顾共性技术与企业具体难题,既支持多语种AI、数字农业等方向性课题,也支持农产品加工、病虫害防治等具体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揭榜并非单向应考,供需双方在榜单推进中持续互动,随理解深化而调整,项目节奏允许回退往复,符合真实创新过程的非线性特征。
场景示范基地宜分类建设。农业领域可按作物周期安排合作,把品种选育、栽培技术、采后处理纳入同一项目,让技术随生产季节落地见效,一个作物周期完成一轮验证,跨年度项目则将多季表现纳入评估,避免以单季成败评定技术价值。已有实践显示,农业科技合作实体在部分东盟国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累计超1亿元,建成的香蕉示范园面积达6300亩、组培苗年产能达1000万株,辐射周边8万亩产业,场景化合作的外溢效应由此可见。港口、物流领域可围绕智慧港口、电子单证、通关信息化开展联合改造;新能源领域可结合光伏、储能、充电设施建设,推动技术与标准同步进入。
科技园区与产业链宜协同推进。跨境产业链延伸到哪里,研发平台与技术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科技园区可作为技术中试、成果转化、人才培训的复合载体。中资企业在东盟布局产能时,宜同步引入技术配套与本地培训,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可围绕园区企业需求定向攻关,避免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脱节。
技术合作还要留出本土化空间。项目团队宜吸纳东道国技术人员共同参与,从岗位培训到联合研发逐步深入,让技术能力在当地沉淀。在真实场景中完成合作闭环,科技交流才会扎根,推动区域产业分工向更高水平演进。
厚植人文纽带,激活青年与民间创新动能。科技合作表面是技术与项目往来,深层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积累。深化科技交流,需要把人文纽带织得更密,尤其要把青年群体与民间力量激活。
青年科学家交流是关键一环。中方提出5年内支持3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相关计划为东盟青年科技人才提供进入中方科研团队的渠道。截至2023年12月,广西累计批准接收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青年科技人才81人次,合作攻关关键技术问题超80项,形成近100项国际科技合作成果,入选人才中博士比例约90%。人才回流之后,多数成为本单位科研骨干,部分人承担双边合作联络角色,纽带作用远超项目本身。青年科学家论坛、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兼具交流、竞赛、孵化多重功能,宜持续举办,如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大赛已吸引35个国家和地区752个团队参与。
人才联合培养渠道宜拓宽。高校、智库、企业可共建培养项目,围绕东盟产业需求设置方向,扩大留学、访学、短期培训规模,境外技术培训可继续深入田间地头。据公开统计,相关机构在东盟国家举办境外技术培训班20余期,培训当地科技人员及农民2000多人次。企业可承担实习基地功能,让东盟青年在真实产线与项目中接触技术。
民间力量宜纳入合作网络。行业协会、商会熟悉本地市场与规则,可在技术对接、标准宣讲、纠纷调解中发挥作用;华商网络兼具双语优势与商业资源,适宜充当技术合作的中介与桥梁。数字传播平台为技术叙事提供新渠道,多语种内容可将技术应用呈现为具体生活场景,让各国民众在日常语境中理解技术价值。
科技交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韧性纽带。面对规则重塑与技术变革交织,中国与东盟宜坚持需求牵引、双向联动,把制度共识转化为平台实效,把产业互补转化为创新成果,让合作红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为区域经贸高质量发展与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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