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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6169字
阅读时间:1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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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对象:张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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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系荣休教授,国际中国规划学会(IACP)前主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前副系主任,长期从事中美城市规划教育、研究与国际交流。
2026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迎来成立70周年。回望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历程,国际交流始终是一条重要线索:从早期学习苏联与东欧经验,到改革开放后重新面向世界;从西方理论、方法和制度经验的大规模输入,到中国规划界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判断,并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与此同时,当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规划学科本身也面临新的问题:规划师究竟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规划教育如何回应公共政策、城市治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张庭伟教授长期处于这些变化的交汇处。他早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经历中国城市规划恢复和改革开放后的学科重建,后赴美国学习并长期任教,又持续参与中美规划教育、研究与专业交流。跨越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与发展阶段的经历,使他的观察既具有学科史的纵深,也带有鲜明的比较视角。此次访谈中,张庭伟教授沿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城市规划国际交流如何从“学习世界”逐步走向“双向互动”乃至“规划出海”;二是在存量时代,规划教育与规划师能力应当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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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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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借鉴到走向世界——中国城市规划国际交流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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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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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6年——学习苏联与东欧经验
张庭伟教授将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的国际规划交流概括为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中较多学习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城市规划不仅承担城市空间组织的任务,也直接服务于工业布局、重点建设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
这一时期的国际交流首先体现为专家来华。苏联和东欧专家参与重点城市、重大工业项目和规划教育,在理论、方法和实际项目层面都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也开始访问苏联和东欧,中国还派出一批留学生赴苏联、波兰等国学习。居住区规划、总体规划以及相关技术方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系统带回国内,并进入中国规划教育与实践。
从学科史角度看,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复制某种模式,而在于新中国城市规划专业体系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工作框架。国际交流在其中扮演了“知识入口”和“专业训练”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国逐渐转向强调自力更生;1966年至1976年间,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国际交流也基本停顿。1976年以后,伴随规划工作的恢复,中国城市规划重新进入面向外部世界的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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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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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92年——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学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规律,国际规划交流随之迅速增加。张庭伟教授把1976年至1992年视为第二阶段,其核心特征是“重新打开大门”:国外学者、规划师和建筑师来华讲学,中国规划界和高校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国考察、学习和交流。1992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代表团赴芝加哥参加美国规划协会年会,中美规划专业组织之间的正式交流进一步深化,也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节点。
在张庭伟教授看来,改革开放初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华裔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作用。他们既熟悉欧美现代规划与建筑理论,又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因此不是简单“搬运”西方知识,而是能够结合中国语境进行解释和评议。华昌宜教授、郭彦弘教授等人的讲学具有明显的启蒙意义,向中国规划界传递了一个关键变化:现代城市规划已经不能局限于土地利用、市政工程和交通组织,而应当被理解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环境保护、公共政策与治理等多个领域。
这一观念的输入,对后来中国规划学科知识边界的拓展具有深远影响。规划不再只是空间技术,也开始与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规划院校、学者对中国的访问不断增加,中国也向欧美派出更多留学生。张庭伟教授本人于1988年进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学习,随后转入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这一代留学者逐渐成为连接中国与国际规划界的重要桥梁。
因此,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在特定国家建设模式下学习规划技术和建设经验,那么第二阶段更像是一场系统性的知识再开放。它改变的不只是工具和方法,也包括中国规划界理解“规划是什么”的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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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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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01年——从单向引进到消化融合与双向互动
进入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显著加速,国际规划交流也进入更加活跃的时期。张庭伟教授把1993年至2001年前后称为中国规划国际交流和本土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此前更多是从“0到1”的启蒙,那么这一阶段则开始从“1到N”:国外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被大量引入之后,中国规划界开始消化、比较、选择,并在迅速扩大的城市实践中形成新的认识。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规模扩大,国际规划机构和咨询公司更多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本身也成为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一个关键问题由此浮现:西方规划理论能否直接解释中国、指导中国?张庭伟教授回忆,1995年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年会上,他曾就这一问题请教约翰·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回答是,中国的规划理论需要中国自己建立,西方理论只能作为参考。
这一判断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尤其重要。中国规划并非在“引进”与“拒绝”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对理论适用条件的判断。不同国家的制度基础、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治理方式不同,任何规划理论和政策工具都有其产生背景。国际交流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理解政策形成的机理、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制度运行的逻辑,而不是把某套框架直接移植到另一个社会。
在持续比较和实践中,中国规划界也逐步形成对自身理论来源的概括。张庭伟教授认为,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至少受到三方面共同塑造: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经验及其制度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秩序、公共伦理和治理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并吸收的西方现代规划理论、方法与技术工具。三者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发生作用。
这一阶段的另一变化,是国际交流开始由个人关系走向更加制度化的专业合作。规划院校、专业组织、学术会议和职业资格制度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化。2001年第一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在同济大学举行,并形成“上海宣言”,中国规划教育由此更加深入地进入全球规划教育网络。对中国规划界而言,这意味着国际交流已经不再只是“听别人讲什么”,而是开始进入共同讨论、共同组织议题和建立长期机制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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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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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至今——存量转型与“规划出海”
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逐步从以增量扩张为主转向更加重视存量提升,规划体系也经历新的转型。与之相伴,国际交流的方向发生变化:过去更多面向发达国家学习,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明显增加;中国接收更多海外留学生,中国规划设计机构和规划师参与海外项目的机会也在增加。由此,“规划出海”成为值得讨论的新议题。
但在张庭伟教授看来,“走出去”并不等于简单输出中国已经成熟的技术方案。国际交流首先需要认识真实的对象国。规划项目背后往往同时涉及投资、建设、财政、实施能力、社会利益和政治环境。如果不了解当地制度条件、治理结构、社会关系和真实诉求,再成熟的技术也可能失去适用性。对规划师而言,真正需要输出的首先不是一个固定答案,而是建立在调查、比较和理解基础上的专业判断。
这也对应了张庭伟教授对国际交流的长期认识。国际交流的驱动力与国家发展战略和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个人层面的非正式联系往往是交流的起点,而持续影响则需要制度化、正式化的合作机制;交流的核心是尽可能了解和传递真实情况,避免以单一叙事替代复杂现实;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所体现的空间组织、公共服务、文化表达与治理能力,本身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习苏联与东欧,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学习西方,再到消化融合、形成自己的理论判断,直至今天讨论“规划出海”,中国规划国际交流的角色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它不再只是知识输入的渠道,而逐步成为中国规划界认识自身、检验自身并参与全球专业讨论的重要平台。张庭伟教授尤其强调,国际交流始终是动态的。中国在变化,其他国家也在变化,国际关系和政策环境同样在变化。因此,任何交流都必须回到具体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中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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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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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时代,规划教育与规划师能力如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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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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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背景下,未来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如何调整?
当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更新,规划教育首先需要重新理解“规划”本身。张庭伟教授指出,中国今天讨论的国土空间规划,与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的空间尺度和制度背景并不完全相同。美国近现代规划主要在城市和区域层面形成,国家层面并不存在与中国相同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因此,国外课程和理论可以借鉴,但不能脱离制度环境直接套用。
在城市层面,张庭伟教授特别提到城市政体理论(urban regime theory)。这一理论关注政府权力、资本力量以及社会和社区力量之间的关系。其启示在于,城市规划并非单纯的空间设计行为,而是公共政策与治理过程的一部分。进入存量时代以后,规划师面对的往往不再只是“在哪里建设、建设多少”,而是既有空间如何更新、不同群体利益如何协调、政策如何制定和实施,以及实施以后产生什么社会效果。
基于这一判断,张庭伟教授认为,中国规划教育可以认真借鉴两类课程。第一类是公共政策分析,即政策的形成、实施与评估——Policy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规划教育不能只训练学生提出方案,也应让学生理解一项政策为什么出现、在什么背景下形成、如何被执行,以及执行以后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换言之,规划师需要从“方案生产者”进一步转向能够理解政策全过程的专业人员。
第二类是调解与谈判,也就是Mediation and Negotiation。存量更新往往涉及更加复杂的产权关系、社区诉求和利益博弈。规划师需要与社区、居民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沟通,理解不同立场,并通过协商寻找具有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张庭伟教授把这种能力概括为“穿他们的鞋”——设身处地理解对方如何看待问题。对于强调治理和实施的存量时代而言,这种能力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与此相联系,规划教育还需要更加重视政策效果评估。一项政策不能只看提出时的目标和理念,还要观察长期执行后的社区关系、物业管理、公共空间使用、社会融合等真实后果。张庭伟教授由此提出,规划教育真正需要加强的,不一定只是增加某一门技术课程,而是训练学生理解政策形成机制、处理利益冲突,并持续追踪政策实施后的结果。
对于AI等新技术,张庭伟教授并不否认其重要性,但他的判断同样清晰:技术应当服务于对公共问题、社会需求和政策过程的理解。存量时代的规划专业竞争力,不能只建立在软件、制图或数据工具之上。技术可以提高分析与生产效率,但对制度环境的理解、对利益关系的判断、对政策后果的识别,以及与不同群体沟通协商的能力,仍然构成规划师不可替代的专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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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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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背景下,对规划学科青年教师、工作者和学生有何建议?
面对行业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调整、招生和就业压力,规划学科是否还具有持续的社会需求,是年轻教师、学生和从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张庭伟教授没有把这一问题理解为简单的“行业景气”判断,而是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分析规划学科的结构性变化。
从需求侧看,人口、产业、住房和城市空间的变化仍会持续产生规划需求。张庭伟教授以美国城市为例指出,即使城市不再经历大规模新增建设,人口结构变化、移民进入、办公空间转居住空间、住房改造和社区服务调整,仍然会带来土地用途、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治理机制的重新匹配。存量城市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划”,而意味着规划对象从大规模新增建设转向更新、转换、治理和再组织。
这一观察对于理解中国的存量转型具有方法论意义。判断规划是否“还有需求”,不能只看还有多少新区、多少新增开发项目,而要研究社会需求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住房使用方式和既有城市空间的更新,都会提出新的公共政策和空间治理问题。规划专业的任务因此不是守住高速城市化时期的业务边界,而是重新识别社会需求,并调整自身能力。
从供给侧看,规划教育也不可能永久维持高速城市化时期的规模。张庭伟教授以自己长期任教的UIC城市规划系为例说明,规划院校的学生规模会随社会需求发生收缩和调整。对中国而言,当前招生、就业和行业规模的变化更接近一种结构性转型,而非规划学科价值的消失。供给侧需要作出的回应,包括培养规模、知识结构、课程体系和职业出口的同步调整。
这也意味着,青年规划师和学生需要把职业视野从传统规划设计进一步拓展到公共政策、城市治理、社区工作、存量更新以及其他需要综合分析与协商能力的领域。公共政策分析、调解与谈判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加几门课程,而是因为这些能力能够帮助规划专业进入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场景,为学生打开新的职业可能。
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学科转型同样要求教学和研究更加贴近真实社会问题。张庭伟教授反复强调,规划理论必须与当地社会实际结合。海外理论可以帮助理解问题、学习政策形成和分析机制,但如果缺少对基层社会、现实生活和制度运行的认识,理论很容易与实践脱节。对青年学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掌握最新概念,而是持续理解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规划知识能够在哪些环节产生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存量时代不是规划专业的“终点”,而是专业边界和能力结构重新调整的阶段。规划教育需要回应需求侧的变化,规划师也需要从单一的空间设计能力转向更综合的公共政策、实施评估、沟通协商和治理能力。张庭伟教授的判断并不回避行业调整的现实压力,但他更强调一种历史视角:学科规模会变化,专业工具会变化,社会需求也会变化;规划的意义,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城市问题中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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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庭伟先生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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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合影(左下:张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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