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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方正证券原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颜色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6年11月)(总第87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6943字
阅读时间:21分钟
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实际行动(Do something),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观察近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发现,获奖者中有多位是经济史学家,或者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与经济史相关。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思考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当如何选择。
今天,我主要想从两次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政策调整出发,讨论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我们能够从历史中获得哪些经验和启示。
一、当前供强需弱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深层次结构性原因
首先,我想讨论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过去两年,大家经常提到2024年的“9·24”政策。现在,我们又开始期待新一轮“9·24”政策。事实上,2024年“9·24”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大体持续了半年多,之后内需又开始走弱。我们不断期待下一轮政策出台,如果迟迟没有新的政策,就会感到失望;如果政策出台,往往又意味着债务进一步扩张、政策继续加码。但政策加码之后,经济是否又会在半年左右重新走弱?
这说明,当前供大于求、供强需弱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传统经济周期的问题,还涉及经济结构本身。如果我们始终无法走出政策刺激、短期改善、需求再度走弱的循环,就说明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寻找解决办法。
我认为,当前经济供大于求、政策加码后又重新走弱的现象,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结构性因素。
短期因素主要包括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地方政府化债,这些问题前面几位嘉宾已经进行了充分讨论,我不再展开。
我想重点谈谈三个结构性问题。
第一,居民消费率偏低。
关于居民消费率问题,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我特别想强调,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尤其明显。我认为,这是今年经济运行中比以往更加突出的问题。
第二,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间的关系。
每当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叠加,再加上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就容易导致产能快速扩张。这也是当前供强需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出生率下降带来的长期影响。
出生率是一个慢变量,但它会通过居民预期提前影响当前经济。人口出生率下降不仅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也会改变家庭对未来收入、养老和教育支出的判断,从而影响当期消费需求。因此,人口变化也是当前经济面临的重要长期结构性因素。
二、人工智能通过四个渠道影响内需和经济结构
今天,我想特别多谈一些人工智能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利用中国微观数据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降低了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和工资水平。近期,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也有教授以横店为案例开展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时代短剧演员的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人工智能对部分职业的替代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我认为,人工智能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影响国内需求。
第一,收入分配渠道。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益更多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如果劳动者收入占比下降,而资本收益进一步集中,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就可能受到影响。
第二,投资渠道。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带动算力、数据中心等领域的资本开支快速扩张。这也是当前部分上游产业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算力和数据中心相关产业的需求增长,对PPI形成了一定支撑。
第三,价格渠道。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所谓“碳基通缩、硅基通胀”的K型分化现象。一方面,人工智能、算力和相关资本品需求快速增长,带动部分产业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面临需求不足、价格下行的压力。这种价格分化反映出新旧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衡。
第四,预期渠道。人工智能可能替代部分岗位,劳动者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担忧会进一步增加,进而提高预防性储蓄倾向,减少当前消费。
我尤其担心人工智能对居民预期产生的提前影响。即使技术替代尚未全面发生,只要居民已经开始担心未来可能失业、收入下降,就可能提前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这种预期变化会直接影响当前经济。
总体来看,当前经济需求端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二是地方政府化债及地方财政收缩;三是少子化、老龄化等长期人口结构变化;四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技术冲击。其中,人工智能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值得我们重点研究。
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看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福利改善之间的时间差
接下来,我想从历史中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现在很多人将人工智能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至于究竟属于第几次工业革命,并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研究过去的工业革命如何影响生产率、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制度调整应对这些变化。
首先来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之一是棉纺织业,动力纺织机械的普及改变了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过去依靠经验和技能进行生产的手织工匠,逐渐受到机械化生产的冲击。
相关历史研究显示,英国手织工人数从19世纪20年代的约24万人下降至19世纪50年代的约4万人。计件工资持续下降,传统手织工人的生活状况明显恶化,部分劳动者甚至从原来相对体面的职业群体沦为贫困阶层。
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技术进步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并不一定由原来的劳动者获得。新岗位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传统手工业者很难直接转移到新的职业领域。
因此,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冲击,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失业后转岗就能解决的。很多时候,这种调整需要依靠代际更替完成,而代际更替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
从生产率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也并没有在技术应用之初立即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按照经济史研究的相关估算,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人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比较缓慢。随着蒸汽机、机械化设备以及相关基础设施逐步普及,生产率增长才逐渐加快。蒸汽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也是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相当长时间才真正体现出来。
这说明,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升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新技术从发明到大规模应用,再到形成全社会的生产率提升,需要大量互补性投资和配套制度建设。
在劳动者福利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史上非常著名的“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1840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记录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业革命虽然推动了生产和产出增长,但并没有立即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部分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
根据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的相关研究,1780年至1840年间,英国劳动者人均产出增长约46%,实际工资仅增长约12%。也就是说,生产率提高并没有同步转化为劳动者收入增长。这一时期,资本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所提高,而劳动者并没有充分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
与此同时,英国工业革命还伴随着劳动强度上升。工时增加、休假减少,童工和妇女劳动大量存在,甚至有大量10岁以下儿童在工厂工作。部分城市死亡率上升,劳动者身高增长也出现停滞。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生产技术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著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社会制度并非完全没有作出回应。英国逐步推进济贫制度改革,扩大选举权,加快政治改革,并通过《工厂法》限制儿童劳动,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同时,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也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调整缓和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为后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
我认为,这段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技术进步并不必然立即改善劳动者福利。技术收益首先流向资本,劳动者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可能明显滞后。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让技术进步的收益更广泛地惠及社会。
四、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看技术进步、产能扩张与宏观经济风险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美国为重要发展中心,电力、钢铁、化工、石油以及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推动了生产能力快速扩张。
但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并没有立即带来经济持续繁荣。1873年至1896年,全球经历了长期经济萧条,产出增长与价格持续下跌、产能扩张与利润率下降等现象并存。
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与当前有一些相似之处:生产能力快速提升,但需求增长不足,价格持续承压,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贸易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并可能向政治关系传导。当然,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时期的经济萧条与后来的世界大战建立直接因果关系,但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济矛盾加剧,确实是当时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
随后,技术进步推动了耐用品和资本品投资需求大幅增长,金融体系也为这些投资提供了大量信贷支持。信贷过度扩张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相互叠加,最终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重要背景之一。这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时期,并没有与普通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完全同步。
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了大量重要发明,但这些技术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生产率提升,仍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直到20世纪初,电力、内燃机等技术的应用才逐步扩大,而普通家庭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则更加滞后。
从收入分配来看,技术进步同样没有立即转化为劳动者收入增长。德国逐步建立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残障保险制度;英国推进养老金制度和国民保险制度;美国则通过“5美元日工资”制度,以及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案和公平劳动标准法等制度安排,逐步改善劳动者的保障水平。
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才出现经济史上著名的“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即工资差距明显收窄、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现象。从技术进步到普通劳动者福利真正改善,中间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
这说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再次证明,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和居民福利改善并不是同步发生的。要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社会福利,需要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
五、技术革命与教育制度必须同步推进
除了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的改善也是技术革命能够惠及更多劳动者的重要条件。
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及其合作者的相关研究表明,技术革命会改变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每当新技术出现,资本往往能够率先获得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同时,与新技术、新资本相互补充的劳动者,也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就业机会。
但这类劳动者往往比较稀缺。因此,教育制度能否及时调整,决定了劳动者能否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对受教育劳动力的需求明显上升。美国通过中学教育普及运动,逐步扩大中等教育覆盖面,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技能型劳动力。
相关研究显示,美国高中毕业率从1910年前后的较低水平持续提高,到1940年前后已经大幅提升。教育普及为劳动者适应产业转型、改善就业结构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后来工资差距收窄提供了基础。
中国目前也面临类似问题。每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已经超过1200万人,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对部分高学历岗位形成冲击。
这意味着,教育程度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者能够顺利适应技术变化。教育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技能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问题。
因此,技术革命与教育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场赛跑。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及时调整,劳动者技能结构就可能与新技术需求出现错配,进而加剧收入分配和就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六、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防止技术替代快于劳动者吸收和转型
总结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特征:一是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率提升存在明显滞后;二是生产率提升转化为劳动者收入和社会福利改善,同样存在明显滞后。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些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因为当前技术扩散的速度远远快于过去。
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替代可能是即时的,但劳动者适应新技术、获得新技能、转入新岗位,需要较长时间。这是当前人工智能转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问题。
目前,美国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税制调整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冲击,例如是否应该对机器人征税,以及如何建立更加中性的税收制度。
从美国的相关研究来看,劳动税率与设备、软件税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样的税制安排可能使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自动化设备,而不是雇佣劳动者,从而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
中国同样需要关注这一问题。
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需要考虑几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探索全民基本收入等收入保障机制,缓解技术替代对劳动者收入造成的冲击。
二是探索通过股权基金等方式,让普通居民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和科技产业发展的收益。
三是完善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建立更加有效的工资保障、失业保险和再培训机制,帮助劳动者适应产业转型。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不能只关注技术替代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还必须同步考虑劳动者的转型成本和社会福利。
七、借鉴历史经验,完善中国人工智能转型的制度安排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不能坐等劳动力市场通过自然调整来吸收技术冲击。
因为自然的劳动力市场调整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时间,也就是50—60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干预,就可能出现长期需求不足、收入分配恶化甚至通缩等问题。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加积极的宏观需求管理和制度调整。
结合前面几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我认为,中国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回应。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我非常赞同前面几位嘉宾提出的观点,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关键问题在于,钱应该花在哪里?
我认为,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制度分割现象比较明显,保障覆盖也不够充分。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超过2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仍然不足。
在居民消费率偏低、人口少子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替代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我认为,可以以中央财政和国有资本收益作为重要资金来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福利制度差异。
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随人流动,打破户籍和地域分割,逐步实现全国统筹。灵活就业人员和平台劳动者也应当进一步纳入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体系,增强其面对就业变化时的保障能力。
第二,进一步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
当前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强调“投资于人”,我认为这一方向非常正确,但目前的力度仍然不够,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等领域的投入,同样能够形成长期经济收益。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必须更加重视劳动者技能提升和就业能力建设,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化。
第三,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制度安排。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需要探索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要完善工资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为受到技术替代冲击的劳动者提供过渡性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将教育培训、技能提升和就业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就业需求与技能认证有效衔接。
此外,还可以探索利用国有资本和平台企业收益建立“国民发展基金”,让更多居民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
第四,推进税制再平衡。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如果现有税制进一步鼓励资本替代劳动,就可能加剧收入分配不平衡。
因此,需要根据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研究税制再平衡问题,使税收制度更加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经济结构,避免技术进步的收益过度集中于资本所有者。
总的来说,前两次工业革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劳动者收入和社会福利的提升需要制度建设与政策调整。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替代的速度可能更快,社会调整面临的压力也可能更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依靠劳动力市场的自然调整,而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教育、税制和宏观需求管理等多方面政策协同,降低技术转型的社会成本,让更多居民能够分享技术进步的收益。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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