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娶了个朝鲜女兵,我借903元送她探亲后失联,3年后我收到迪拜寄来的包裹,拆开后当场瘫软在地

分享至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九百零三块,我一分不差,十天之内你必须回来。”

那年冬天,我把钱塞进朴明淑手里,看她踩着江上的冰往对岸走,蓝头巾缩成风雪里的一个点。

她是江那边过来的女人,二十三岁,在桥头当过通信兵。她说家里老人撑不住了,她得回去十天。

第十天没回来。第二个冬天,也没回来。

第三年秋天,邮局的人当街把我拦下,说有个海外寄来的包裹,寄件人那栏写着她的名字。我抱回家,油纸剥到第三层,看见里头的东西,两条腿当场软了...



我叫郝长河,三十四岁,在江边这条街上开杂货铺。

三间板房,柜台是我爹用旧船板钉的,磨了二十年,木纹里全是煤油味。

铺子里卖煤油、蜡烛、火柴、胶鞋、暖水瓶、咸带鱼,谁家缺个针头线脑,都上我这儿来。

我娘卢秀云六十二,管钱、管粮、管我,一天三顿骂,骂我嘴软、手散、见谁都让三分。

那年入冬,头一场雪下得早。

我正给煤油桶上盖,门帘一掀,进来一个女人。

蓝棉袄洗得发白,头上裹着深蓝头巾,肩上搭条麻袋,袋口露出几条鱼尾巴。

“换。”她把麻袋往柜台上一放,汉语生硬,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干鱼,换蜡烛,还要电池。”

我翻了翻,鱼冻得硬,鳞都掉了。“鱼不值钱。”

“值。”她抬头,“六条,两根蜡烛。”

“六条换两根?”我笑,“你这鱼拿回去自己炖吧。”

她盯着我看了三秒,忽然把袖子往上一撸,露出一截手腕。

腕上套着七八双粗线袜子,灰的蓝的,针脚密得像机器踩出来的。“这个,也换。”

我一愣。镇上没人织这么密的袜子。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朴明淑,二十三,江那边过来的。

十八岁在对岸桥头当通信兵,管一部总机,接线、喊话;二十岁退了役,跟着这边的远房姑姑过江讨生活。

那阵子她在集市上摆一张矮凳、一块油布,替人缝补、换零碎,摊上的东西摆得比谁都齐。

腊月初十,集市上出了事。

管市场的胖婶端着茶缸过来,一脚踢翻了她的矮凳。

“谁让你在这儿摆的?没户口本,没介绍纸,一天三毛钱的摊费你交过吗?”

朴明淑蹲下去捡滚在地上的线团,一句话没说。

胖婶一脚踩住一个线团,碾了碾:“明天别来。再来我就喊人,把你送回去。”

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

我在对面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捏着一把刚找给顾客的零钱,捏得指头发白。

“她摊费我交。”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嗓子里出来,不像我的,“一天三毛,一个月九块,我先垫三个月。”

胖婶斜眼看我:“郝长河,你逞什么能?”

“她一个女的,能占多大地方。”

胖婶哼了一声,端着茶缸走了。

人群散了,她还蹲在地上收线团,一个也不肯落下。

我蹲下去帮她,她往旁边躲了一下,肩膀绷得很紧。

“不用你。”

“我又没说要你还。”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很亮,眼圈却是红的。

那晚我给她下了一碗汤面。

她坐在灶台边的小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往嘴里送;吃完把碗刷了三遍,刷得能照出人影。

“你叫什么?”

“郝长河。”

她跟着念:“郝——长——河。”尾音拖得老长,像唱歌。

“我娘叫卢秀云,脾气不好,你别怕她。”

她笑了一下:“我不怕。”

打那以后她常来。

来了就干活,扫柜台、擦瓶子,把火柴盒码成方垛。

我娘问过两回,她低着头说帮着换口饭吃。

腊月二十三,我娘把话说开了。

“这女人来路不明,你别往屋里招。咱们这条街上,谁家娶个没根没底的?”

“她人实在。”

“实在?”我娘把算盘往桌上一拍,“实在能把自己卖到这个江边来?她连一张正经纸都没有。”

那晚我在铺子后头坐到半夜,她端着灯过来,把一件补好的棉裤放在我腿上。

膝盖那块补丁补得歪歪扭扭,针脚斜着走,一针压一针。

“你这针脚……”

“我娘教的。”她把灯往上一举,照我的脸,“不好看,结实。”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长河,我在这儿,是不是给你添麻烦。”

我抓了她的手。

她的手凉,掌心全是针磨出来的硬皮。

“开春,摆酒。”我说。

开春摆了八桌,请了半条街的人。

我娘脸上挂着笑,笑到第八桌就挂不住,躲进灶房哭。

她蒙着一块红布,坐在炕沿上一天没说话,只把袖口一遍一遍抚平。

婚书是我写的,不会写的字就画圈。

末尾让她签字,她拿笔的姿势像握针,写了三个字:朴明哲。

“写错了。”我指着纸,“你是明淑。”

她把手按在纸上,按了很久。“我们那边,女人签字,要写男人的名。”

我没听懂,也没细问。

那年月办不成正经手续,一张纸、八桌酒,就算夫妻。

婚后她更勤。

天不亮就起来,把门槛外的雪扫到墙角,扫出一条干净的路。

她把家里的东西分成两份,好的那份装进麻袋攒着,说要捎过去。

我问给谁。她说:“我弟弟。他在等我捎东西。”

有一回她半夜醒着,坐在炕沿上发呆。

我说你不睡?她扭过来,在黑影里看着我:“长河,我要是哪天不见了,你别找我。”

“你说什么胡话。”

“随口说的。”她躺下来,把被角给我掖好。

那年冬天冷得厉害。

腊月初下过一场大雪,江面冻得能走人,风从江上刮过来,带着铁锈味。

朴明淑连着几天心神不定。

切菜切到手,缝袜子的针扎进指头也不吭声。

腊月初八晚上,她终于开了口。

“长河,我得回去一趟。”

我正给炉子添煤,手上停住了。“回去?怎么回去。”

“姑姑认得路,有人带。”她坐在桌边,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娘……撑不住了。我弟弟那边也不成,他们要按名册点人,点到就走,走了就回不来。家里得有钱,得有人去说句话。”

“要多少。”

“六百。”

我把手里的煤铲放下:“六百是小数?我这一年挣几个六百。”

她不吭声,低着头,指甲抠着桌缝。

我娘的耳朵比谁都尖,从里屋出来,头发都没梳:“回去?回去了还能回来?”

“能。”朴明淑站起来,“十天。最多半个月。”

“十天半月?”我娘冷笑,指头快点到她脸上,“你这种没根没底的,过了江就是人家的人。钱拿走了,人也拿走了,你让我们娘俩喝西北风?”

朴明淑的脸一点一点白了。

她没顶嘴,转身进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手表——我给她买的,一百二十八块,上海牌,表带是后配的。

她把表放在桌上,往我娘那边推了推。

“这个押着。”

我娘盯着那块表,一时没说出话。

那晚我俩第一次吵架。

她说只要六百,路费、给家里的、办事的,六百够。

“六百够什么。”我把柜子底下的铁盒子拖出来,打开,一沓钱,卷着,用报纸包了三层,“我攒了六百零三。”

“长河……”

“六百零三,全给你。”我把钱往桌上一拍,“还差三百。你等着。”

第二天我去木器厂找周振海。

老周四十七,车间里管料的,跟我爹是老交情。

他听我说完,点上一根烟,抽到一半才说话:“长河,这钱我可以借你,字据得写。”

“写。”

“不是我不信你。这钱是我闺女的学费。”

我拿笔的手抖,字写得歪:“今借到周振海人民币三百元整,一年内归还,过期加利。”

老周把字据折好,塞进上衣口袋,从抽屉里数出三张一百的,推到我跟前。

他抬眼:“那女人,靠得住?”

“靠得住。”

“她连个正经纸都没有。”老周把烟摁灭,“长河,你别怪我说话难听——这种女人,是江上飘过来的,风一大,就又飘走了。”

我把钱收进怀里,出门时听见他在后头叹了口气。

九百零三块,我用一块旧手帕包好,塞进她棉袄内兜。



她摸着那一兜钱,摸了很久,忽然蹲下去,跪在门槛上给我磕了一个头。

我拽她,拽不起来。

“你干什么。”

“长河,”她额头抵着地,“我要是没回来,你就当我没娶过。”

“闭嘴。”

腊月十二清早,天没亮,我送她到江边。

冰面上有人踩出来的道,一条灰白的线,通到对岸。

姑姑朴玉善在江边等着,五十来岁,脸上皱纹很深,见了我只点头,什么也没说。

她走前把头上的蓝头巾解下来,塞给我。“你留着。我回来再要。”

我看着那条头巾往江心移,最后缩成一个点,被风雪吞了。

第十天,她没回来。

我对自己说,雪大,路封了。

第二十天,我又对自己说,对岸办事慢。

一个月,两个月,江开了,冰化了,水涨起来,她还是没回来。

第三个月,周振海来了第一趟。

他站在柜台外头,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眼睛在铺子里转了半圈。

“长河,钱的事……”

“再宽两个月。”

“不是我不宽。”他声音低,“我闺女要交学费。”

半年,他来第二趟、第三趟。

第二年开春,他把铺子角落那台收音机抱走了,那是我爹留下的,红灯牌,喇叭上蒙着一层灰。

他抱着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长河,我不是要抢你东西。”

“拿走。”

第二年夏天,镇上开始有闲话。

有从江那边过来做买卖的人,蹲在我铺子门口喝汽水,喝完抹嘴:“长河,你那个,我跟你说个事,你别恼。”

“说。”

“人家说,她跟一帮招工的走了。上船那天,好些女的,一车一车拉走。”

我把手里的汽水瓶往柜台上一磕:“谁说的。”

“都这么说。”

又有人说,她在对岸有了人家,孩子都生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连人家院子朝哪边开都知道。

我娘听了一回,回来把灶上的锅盖砸在地上。

“我早说什么了?江上飘过来的,风一大就飘走了!”她指着屋里,“你那八桌酒,办给谁看的?”

那天下午,我娘把婚书从木箱里翻出来,蹲在院子里点火。

火盆里先是冒烟,纸边一卷,红了。

我从铺子里冲出来,一把伸手进去抓。

纸抽出来的时候,手背上燎起一串泡,皮当场鼓起来。

“你疯啦!”我娘喊。

“她没死。”我把那张烧了半边的纸按在胸口,“她要是死了,我认。她没死,这纸就不能烧。”

我娘坐在地上,两只手拍着地哭:“你抱着个牌位过日子,我怎么办,你让我死了怎么见你爹!”

那年秋天,梁玉琴上了门。

她在街东头百货门市卖布,三十二,男人前年没了,带着一个六岁的闺女,叫小蕊。

人长得周正,说话细声细气,进门先帮我娘择菜,一声“婶”叫得又甜又稳。

我娘拉着手不放,眼睛都笑弯了:“这才是过日子的人。”

定了腊月里办事。

我没吭声,也没拒。

我娘说,人家一个寡妇,等不起。

十月底那天,梁玉琴来送一篮子鸡蛋,说是给小蕊她奶补身子,站在门框边没进来。

她看了我一眼,忽然说:“长河,我问你句话,你别嫌我难听。”

“问。”

“你心里那个人,还回得来吗?”

院子里风大,晾着的衣服在绳上拍。

我低着头,把一盒火柴摆正,摆得特别正。

“回不来。”我说。

梁玉琴点点头,什么也没说,把篮子放在灶台上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透,铺子门被人拍得山响。



“郝长河!郝长河!”是邮局的马老六,一条腿支在他那辆二八自行车上,扯着嗓子,“有你的包裹,海外来的!”

我把门栓拔开,冷风灌进来。

“海外?”我娘从里屋出来,棉袄扣子还没扣完,“哪个海外?”

“不知道,单子上写着外文,我就认得你的名字。”马老六把一张单子拍在柜台上,“人家寄到镇上邮局,我一看,这条街就一个郝长河。”

我娘一把把单子抓过去,横着看、竖着看,脸沉下来:“这别是骗子弄的。这年头什么稀奇事都有,人家给你寄个炸弹呢。”

“娘。”我把单子从她手里抽出来。

“你别去!”她跟到门口,“你去了,人家让你交钱,你交不交?”

我没回头,骑上车子往邮局去。

柜台后头坐着个戴眼镜的姑娘,二十来岁,把包裹从柜台底下拖上来。

不大,二点四公斤,牛皮纸裹着,外头又一层油纸,用蓝塑料绳扎了个死结,勒得紧紧的。

邮资贴了一排花花绿绿的邮票,上头印着一只鹰。

寄件人那一栏:PARK MYUNG SOOK。

“职业这儿写着,缝纫工。”姑娘念完,抬头看我,“你认识这人?”

“认识。”

她低头又看了一眼那个名字,手指在单子上点了点,忽然皱起眉:“这个名字……我好像见过。”

“见过?”

“我记不清了。”她把单子收进抽屉,“前两年好像也来过这么一单,也是这个名字。”她抬眼,看了我一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你签个字吧。”

我签字的时候,手抖得写不成形。

抱回家,我把包裹放在堂屋八仙桌上,站了半天没敢动。

我娘站在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

梁玉琴那天也在,提着一兜子橘子来,说要给我娘补补,进门看见桌上的东西,人就停在门框边了。

剪刀是我爹留下的,剪铁皮那种,刃口卷了。

我把蓝塑料绳挑断,油纸一层层剥。

里头是个纸箱,纸箱里塞满旧报纸,报纸上的字我一个不认得,只认得上面印着几个穿白袍、戴头巾的人。

我把报纸一把一把往外掏。

掏到最底下,手指碰到一块软的东西。

抽出来,我整个人定住了。

一件蓝色的小孩棉袄,四个兜,领口一圈洗得发白的绒毛。

我认得它。那年腊月我在百货门市花十二块八买的,说给她弟弟家的孩子穿。她当时把棉袄贴在脸上蹭了蹭,笑着说:“我们那边的雪大,这个厚。”

棉袄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四四方方。

可袖口磨破了,补了三块补丁。

补丁的针脚又密又斜,一针压一针,歪歪扭扭。

那是她独有的手艺。她给我缝棉裤,就是这个针脚。

我娘往前走了一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纸箱里还有个铁皮饼干盒,红漆掉了大半,边角锈成黄褐色。

我把盒盖掀开。

一沓钱。

不是人民币。绿花花的一沓,用一根红头绳捆着,整整齐齐。

最上头那张的角上,有铅笔写的三个数字:903。

我一张一张数。九张一百的,三张一块的。九百零三美元。

三年前我攒了六百零三块,跟周振海借了三百,凑成九百零三块人民币,塞进她手里。

三年过去,她一分不差,换成了美元,还给我。

我的手开始抖,钱从指缝里往下掉。

铁盒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我抽出来,凑到窗户跟前。

照片上是个女人,穿白色短袖工装,站在一栋全是玻璃窗的大楼前头,天是灰白的。

她瘦得脱了形,脸小了一圈,颧骨高高顶出来,眼睛显得格外大。

我还是一眼认出她。她左边眉毛上头,有一颗小痣。

照片的左边,有一道齐齐的剪口。

这不是整张照片,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

被剪掉的那半边,边上露出一点白,是一只袖子,袖口比他拇指还小。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几个铅笔字,笔画歪歪扭扭:他三岁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看不懂这三个字跟谁有关,跟谁都没关。

纸箱最底下还剩一样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没粘住。

我撕开,里头是三页信纸,朝鲜文,中间夹着几个写得很大的汉字。

最后一页只有半页,下面的撕掉了,撕口齐齐的。

那行汉字我看得懂:

长河,不是我不回来,是——

我把那半页纸捏在手里,捏得纸边发皱。

窗子上的霜结厚了,我娘在里屋哭,哭声压得很低。

寄这个包裹的人,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让我找到她..…

付费解锁全篇
购买本篇
《购买须知》  支付遇到问题 提交反馈
相关推荐
无障碍浏览 进入关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