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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化与中国文学的“洗牌时刻”
谈论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也许是在描述一种命名,一种标尺,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重提“经典化”,也可能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秉持的异乎寻常的观念与立场,以及于文学新变中怎样展开文学史的书写。本期“现场”栏目,周敏、王海晗、王一梅三位青年学者将在“朝前看”与“向后看”两种视角交汇下,观照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与“洗牌时刻”是如何同时发生的。
——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上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学者就意识到文学回应时代的能力在减弱。之后李陀、蔡翔、南帆等学者在反思“纯文学”时,同样对文学的退守表示过忧虑。蔡翔曾指出,“纯文学”所看重的“自我”,最后却往往导向自闭、漠视他人与叙事雷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趋势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网络社会的兴起,变得愈加凸显,文学因此也愈加小众化。这里不是说小众化不好,也并不主张文学非得一直去追求“轰动效应”。这里说的小众化,它的反面是文学的时代性与公共性,也即文学对历史与当下社会的动态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性表现与再现。就此而言,当代文学在整体上多少有些令人遗憾。近两年,“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这一遗憾而提出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学皆产生了新的连接可能。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介条件下的文学形态,通过媒介对超大规模用户的覆盖与触达,再一次释放了文学潜能,不仅扩大了作品的传播度、丰富了内容表达,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作者以相对较低的门槛进入文学创作,同时读者也以及时互动的方式参与着创作。尽管网文主要采取的是商业化、类型化模式,且以“爽感”作为打通生产与消费的关键手段,快餐化与同质化难以避免,但在惊人的规模之下,它的时代性、现实性与公共性仍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网文所承载的虚拟生存经验叙事,不再适合放在虚拟/真实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而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进而形塑着人们的真实感。在这种情况下,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正在被模糊化。对此,学者邵燕君在最近的文章中借用了日本学者东浩纪的概念,将之称为“游戏现实主义”:“游戏现实主义的现实性不在于‘折射’现实,而在于游戏性的双重架构本身就逼真地传达了人们全面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的生命状态。”
但是网络文学亦有其消极的一面。东浩纪所指出的“数据库消费”与“动物化”同样体现在网文之中,构成网文“数据库化”特征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一内涵,导向的是“主体间性结构的消失”,也即人与人的连接越来越弱化,人的欲望满足、人生意义的获得越来越不需要通过人际交往来达成。“数据库化” 网文创作对复杂叙事的弱化乃至摒弃偏好提供即时爽感满足“小叙事”——除了能引发情绪强烈起伏的微小叙事单元,还包裹“梗”“设定”等的沉溺,皆属于在叙事形式上对铺垫、等待、勾连、因果等意义建构要素的不再重视。而纷纷涌现的“杀伐果断”型人设、个人奋斗的书写、边界感的反复强调以及对集体与环境的不信任等,则是在内容层面对主体间性的回避。写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亲情、男女情、兄弟情等,几乎是网文的通病,最为常见的人际书写,大多被简化为玩家角色与NPC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这一点在此类题材的微短剧改编中尤为突出,一部80集左右的作品,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主人公的自言自语与独自行动,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与他人有短暂交集。
上述形式与内容上的特点及其相互统一,实际上正是现实弱连接性、经验碎片化的写照。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媒介变革影响的结果,网络凭借即时性与泛在性,虽然大幅提升了人际交往的可触达程度,但基本维持在弱互动的状态,在深度交往上反而有所削弱。正如法国学者伊娃·易洛思所说,在“网络化的现代性”中,“不形成纽带这个事实本身变成了社会学现象”。因此,网络文学看似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实则可能只是伪装成大众的分众,网文在新媒介加持下所触及的超大规模人口则使得这一伪装成为可能。而且彼此封闭的分众内部,也可能并不存在稳固的联系。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身处信息过载时代,网文的巨大人口基础以及从生产与传播两个方面不断创新与出圈的尝试,确实有重新缔结公共性与深度连接的基础与潜能。物极必反,信息化稀释了意义,但又以否定的方式确认与加剧了人们对意义的渴求。信息过载,让搜索引擎与交互界面变得重要,这造成了推荐算法的兴起与“信息茧房”的出现,确实更容易进一步把用户隔离起来。但这只是一个面向,对流量的需求,虽然会导致跟风与同质化,但是生产与需求是动态的,由于人性与审美中对多样化、方向感与确定性的需求,人们必然会对跟风与同质化所造成的意义平面化与信息泛滥产生“倦怠”,最终会损害到流量本身,进而也就必然反向催生新的融合探索与创新。
在当今的文化背景下,创新已经很少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互文性的推陈出新、反套路创新以及融合式创新等则成为常态。网络文学对流量持续不断的追求,也从一个侧面决定着无法做到完全的“圈地自萌”,通过诉诸某些共通的经验以及叙事形式上的融合,以达成“破圈”效应,才是流量逻辑下的应有之义。而无论是经验的共通还是形式的融合,传统经典依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互文性创新角色。经典不仅是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的个人或集体无意识(卡尔维诺),最能引发最普遍的共鸣与共情,而且经典也正在以数据库素材的形式参与到网文的生产与消费之中。例如四大名著在网文中被各种调用、改写与再创作,“大神级”作家Priest的《默读》对《红与黑》《麦克白》《群魔》等西方小说的致敬与化用等,无不证明网文对连接性、公共性所特有的坚持。这种特征既因本土化语境而产生,又与信息过载时代的“倦怠”及其反弹有关。
同时,网文通过海量的生产与传播实践,在写、读、评绵延不断的碰撞、交汇与转换中,也在生成反映时代情绪与共通经验的自己的经典。如果说经典都天然散发“光晕”的话,那么网文的经典或者说网络时代的经典所激荡的“光晕”则不仅存在于生产层面,更存在于传播与接受层面。它更强调一种艺术实践的具身参与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主客体之间的分野。因此,网文的经典既是时代集体经验的汇聚,又凸显着每一个参与个体(“我”)的痕迹。“我”既融在背景之中,又能被随时看到。
目前的网文,已经从类型化爽文时期逐渐发展到后类型化(李玮)、后爽文(邵燕君)时期。网文对公共性、总体价值的追寻意愿也显著加强,具体表现为人物已经不再只是一味“打怪”与“升级”的利己者与工具人,而是试图通过对主体性的反思与约束以及主体困境的书写,重新建立人与他者、人与环境的意义关系。这种紧密呼应着信息过载时代对意义与方向性的重新追问,使其具备了强烈的“寓言”意味。而对时代性与公共性的自觉追求,正是推动网文经典化的主要驱动力。
(作者系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原标题:《文学经典化与中国文学的“洗牌时刻”|网络文学的公共性与经典化》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傅小平
来源:作者: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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