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藏书很少,大多时候都是到图书馆借阅。这套岳南的《南渡北归》,是我自己特意买回来收藏的,前后认真读过两遍,在我那二十来部藏书中,算是分量最重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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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和这套书的缘分,还是在厦门。当时我女儿买了一本《南渡》,我随手翻了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写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北大、清华、南开还有好几所大学,为了躲避战火,师生们一路南渡西迁,先到长沙,再到昆明、李庄,在那样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守住文脉、继续办学。我以前读过不少书,像这样以纪实笔法写民国一代大师命运的,写得这么扎实、这么好,还是头一回见到。也是从这本书起,我第一次知道了作家岳南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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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出得很快:2011年1月出《南渡》,2月出《北归》,6月就出了《离别》,半年之内三部出齐。我也就顺着这半年,一本接一本把它读完了。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书还好好摆在书架上,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套值得留下来的书。
先说作者岳南。 我后来看过他的介绍,这个人是下了苦功夫的。他写这套书,靠的不是凭空发挥,而是翻阅、研究了大量的史料、档案和回忆录。这一点,从书里就能看出来:几乎每一章后面,都附有好几页注释,每一段记述的出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正是在这样扎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再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把零散的史实组织成章,所以读起来既有史料的厚度,又有文采和见解。这套书写成之后,被翻译成好几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出版,他也由此成为国内写这一类纪实历史题材中,很有影响力的一位作家。
书里群星璀璨,读完以后,在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几位。
第一位是陈寅恪。 他的学识之渊博,在那一代学人里几乎是公认的,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他一生最看重、也用生命守住的,就是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求学经历也很特别:别人出国留学,大多是混到一个硕士、博士文凭就回国;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辗转游学,前后十几年,却一个文凭都没有拿。他读书不是为了学历,学到一门知识、掌握了要领,就转往另一处去学新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知识面极广,通晓梵文、巴利文等多种古代文字,加上英、德、法、日等外语,能识读、使用的文字有十几种。当年他回国到清华国学院,是没名望、没著作、没学位的“三无”学人,却能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四大导师,世人称誉他是三百年才出一位的天才。可惜到了晚年,他在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双目失明、双腿膑足的他受尽磨难,1969年离开了人世。读他的故事,最让人敬佩的就是这股风骨。
第二位是梅贻琦。 他也是留过学的,但他真正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办学和育才上。清华那笔庚子赔款基金,长期由他一手掌管,大笔经费批不批、用不用,都经他的手。可只要不是真正需要、真正正当的开支,他从手里一文钱也不肯放出去。他生活十分清贫,出门常常提着一只小皮箱,从不离身。后来他去了台湾,晚年病逝,家人打开那只箱子才发现,里面装的正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收入、支出,都写得明明白白,结余多少也清清楚楚,他没有挪用过公家一分钱。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设三位常委,实际上蒋梦麟、张伯苓两位长期在重庆兼职,联大的校务主要是梅贻琦一人主持,苦撑了多年。胜利北归以后,他继续当清华校长;到了台湾,也仍然主持清华的事业,1962年病逝。人们称他“清华永远的校长”,这五个字,他当之无愧。
第三位是蔡元培。 他是北大的灵魂人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一下子把北大的学风撑了起来。他办学最重真才实学,不看资历、不唯学历。当年聘陈独秀,按北大的硬条件,教授一般要留过学、有相当的学位,而陈独秀只是国内私塾出身,没有出过洋,可他国文功底深厚、又有见识。蔡元培爱惜他的才华,力排众议,为他疏通资格、补全履历,把他请进北大,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于文科主任,在当时的北大地位仅次于校长。后来鲁迅等人,也都是在他任内被聘进北大的。正因为这样用人的胸襟,北大才形成了学术上既可以激烈争论、又彼此尊重讨论的风气,对北大、对整个近代教育的贡献都极为深远。蔡元培本人是前清翰林,一生清廉,1940年在香港病逝。
第四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两人留学归国后,把心血都放在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外国学者断言中国已经没有唐代木构建筑,要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梁林夫妇不信这个,带着营造学社的人,走遍荒山野岭,一处处寻访古寺。1937年,他们在山西五台山找到了佛光寺。殿梁之下尘垢厚重、光线昏暗,是林徽因眼力好,先辨出梁底隐约刻着的题记,再和殿前经幢上的碑文相互印证,才确定这座大殿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一举打破了国外学者的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妇二人又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顶形制和碑座浮雕纹饰,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梁思成还有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当年北京规划,他极力主张保留古城墙和老城楼,在古城之外另建新城,来适应现代交通的需要。可惜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不少城墙、城楼后来还是拆掉了。如今想来,如果真能完整保住那座古城,那该是一份怎样分量的世界遗产,如今都只能是过去了。
至于傅斯年和胡适,后世推崇的人很多,我个人的看法则保留几分。
先说傅斯年。这个人很精干,行政管理、办学张罗的能力很强,性格耿直,敢讲敢争,连面对蒋介石,也敢于大声讲出不同意见,所以人称“傅大炮”。他虽是留过学的人,史学上也有研究、写过文章,但主要精力并没有放在著书立说上,而是投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运转当中:争取经费、物色人才、为学者们撑起一个安心研究的环境,在识人、用人和行政事务上,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从立场上讲,他骨子里始终是偏向、忠于蒋介石的,对当年的新政权并不信任。1949年后他去了台湾,继续办学。1950年,他因严重高血压,突发脑溢血去世,年纪才五十多岁。这个人有他干练、可敬的一面,也有他立场和见识上的局限。
再说胡适。现在不少人把他抬得很高,我倒觉得有些名不副实。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提倡白话文,也最早尝试写白话文;但真正写出第一部好的白话小说的,是鲁迅的《阿Q正传》。他那部中国哲学史一类的著作,也只写了上半部,后面没有再写完。通观他的成就,更多是在办学、在事务和官场周旋上,纯学术的创见并不算突出。他在台湾,虽然和蒋介石也有过矛盾和积怨,但思想上始终认同三民主义,后来留在台湾,还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他在一次院士会议的酒会上讲话,结束时突然倒下,心脏病猝发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读完这套书最深的感触是:时代大浪滚滚向前,这群大师最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大部分人留在了大陆,也有一部分远赴海外、或是去了台湾。个人的选择,往往紧紧裹挟在国家民族的命运里,很多时候身不由己。
书封上说“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到深处,才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那一代人有学问、有风骨,也各有各的局限和取舍。我们今天回望他们,不是盲目崇拜某一个人,而是看清一个个鲜活的人,看懂在乱世颠沛里,文脉是怎样被一代代人艰难地护住、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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