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代表团刚到立陶宛,立方就把姿态放低了,过去那些强硬的话不再提起,反而主动坐下来商量恢复关系的事情,前后态度的变化确实值得关注。
最让人意外的是,立陶宛现在想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却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引发争议的“台湾代表处”名称,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与立陶宛外交部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如何恢复在维尔纽斯和北京的外交代表机构,但具体谈了什么,立方没有详细说明。
立陶宛外交部只公布了一个结果,双方同意继续磋商,至于讨论的具体细节,经过双方同意不对外公布,这几个字与五年前的高调形成了鲜明反差。
当年立陶宛处理涉台问题时,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决定,如今中国代表团上门谈恢复关系,立方却不再大张旗鼓,连会谈细节都选择保密。
立陶宛为什么突然变得谨慎,看看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就能理解,原本以为可以换来美国支持和台湾投资的选择,最后让自己承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当年立陶宛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直接冲击了中立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外交关系随之恶化,原本正常开展的经贸往来也受到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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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观的变化出现在贸易数据上,立陶宛对华出口一度暴跌91%,这个数字背后是企业失去订单、商品销售受阻,以及多年积累的市场渠道受到冲击。
对普通企业来说,国际政治上的表态并不能直接变成收入,原本能够卖到中国市场的商品突然遇到困难,企业就得重新寻找买家,承担新的运输和经营成本。
而且贸易关系受到影响后,并不是政府说恢复就能马上恢复,客户已经找到其他供应商,运输企业已经调整线路,想让这些业务重新回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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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交通运输行业同样受到冲击,部分中欧班列运输路线进行了调整,货物绕开立陶宛,改走白俄罗斯和波兰,原有物流业务面临压力。
克莱佩达港曾经依靠国际货运获得不少发展机会,随着相关货物流向发生变化,港口业务也受到影响,部分运输设备和资源出现闲置。
立陶宛当初敢于在涉台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信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同时对台湾方面承诺的投资抱有很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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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上的支持与真正拿到投资是两回事,五年过去,美国的表态并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补偿,台湾方面的投资也没有达到立方最初期待的效果。
更麻烦的是,立陶宛在欧盟内部也面临尴尬局面,其他成员国虽然对中国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仍然保持正常外交往来,也没有轻易放弃中国市场。
立陶宛却因为当年的决定,让自己与中国的关系陷入僵局,等到经济上的问题逐渐显现,想重新调整政策时,又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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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在今年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2月,时任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承认,当年允许设立相关代表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句话放在五年前几乎难以想象,当初立陶宛政府把有关决定当成值得宣扬的政治成绩,如今政府高层却开始公开承认其中存在严重问题。
到了7月,新政府上任后,又把改善对华关系写进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希望实现关系正常化,达到中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交往的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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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承认过去的决定有问题,到正式提出恢复关系,立陶宛已经不再坚持原来的强硬姿态,但中国方面关注的显然不只是这些口头上的变化。
这次中方代表团的人员安排就很有代表性,其中包括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郑辉宇,以及中国驻欧盟使团参赞兼驻立陶宛代表方梅。
郑辉宇负责欧洲方向的具体外交事务,方梅则长期承担与立陶宛方面的沟通工作,两人参与此次访问,说明会谈涉及的是需要实际处理的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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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方代表团并不是到了立陶宛就直接与外交部谈判,11月11日,也就是正式会谈前一天,代表团还与立陶宛议员进行了接触。
参与交流的议员包括韦格、莱扬、库纳斯、希尔尼奥瓦斯、内曼塔等人,双方在正式外交会谈前进行接触,也为了解立陶宛国内态度提供了机会。
不过,立陶宛政府似乎很清楚,这次会谈不会轻易取得突破,因此在双方正式见面之前,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就先给外界降低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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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德里斯表示,不指望这次磋商能够作出具体决定,也不期待出现重大转机或者令人欣喜的时刻,立方不愿意抱太高期望,以免最后失望。
一个国家的外长,在重要外交会谈开始前就主动说出这样的话,至少说明立陶宛知道双方分歧仍然存在,恢复正常关系不是一次见面就能办成的事情。
问题就在于,立陶宛希望恢复正常外交往来,却还没有解决当年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关键问题,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名称至今没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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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处理中立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立陶宛如果希望恢复大使级关系,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只表达改善关系的愿望。
立陶宛现在面临的困难还不止经济方面,俄乌冲突持续将近四年,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始终紧张,立陶宛对周边局势变化自然十分敏感。
在这样的环境下,与主要大国保持必要的外交沟通,对立陶宛有现实意义,继续让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处于僵局,只会进一步限制自身的外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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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很多国家都在重新考虑经济合作和外交关系,立陶宛如果仍然坚持过去的做法,就需要继续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
但恢复关系也不能只看立陶宛现在说了什么,过去几年已经失去的订单、改变的运输路线,以及企业对经营风险的担忧,都不会随着一次会谈立即消失。
采购商需要考虑供货是否稳定,银行需要考虑交易风险,运输公司还要计算成本,企业不会因为政府释放了积极信号,就马上把原来的业务全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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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立陶宛现在比较被动的地方,政治上希望尽快改善关系,经济上又希望重新获得合作机会,可真正涉及关键问题时,仍然没有拿出明确的解决办法。
11月12日会谈结束后,立方没有宣布双方达成重要协议,也没有公布恢复外交代表机构的具体时间,只表示相关细节不公开,双方将继续进行磋商。
这与五年前立陶宛高调处理涉台问题时的场面已经完全不同,当时更在意政治姿态,如今则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处理过去留下的外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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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方此次派出熟悉欧洲事务和立陶宛情况的外交人员,也让这场接触有了更加具体的意义,双方谈的不只是愿不愿意恢复关系,还有如何恢复。
立陶宛希望外交官能够重新获得正常认证,希望双方代表机构恢复运作,也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回到其他欧盟成员国所保持的正常水平。
但在这些目标实现之前,代表处名称问题仍然摆在那里,立陶宛政府已经承认过去的决定存在错误,却还没有完成最受关注的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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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结束后,双方同意继续磋商,说明沟通仍在进行,而立陶宛接下来是否会在代表处名称上采取实际行动,仍是这场外交接触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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