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婚后第二年,裴怀川拿着一张盖了红章的返城通知走进屋,把那张纸搁在炕沿上,说省城有一套带暖气的红砖房,冬天不用再靠炕取暖,往后再不用半夜爬起来添柴。
我看着那张纸,没说话。那时候我嫁给他才刚满两年,对这个男人的了解,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他是城里来的知青,读过书,说话做事都和村里的男人不一样,可他从来不多说,尤其是关于城里那套房子的事,每回问他,他也只是"嗯"一声,轻描淡写带过去。
我信了他。带着两身换洗衣裳和一对新搪瓷缸,坐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的火车跟他进城。
火车上他话不多,偶尔看我一眼,又转回去看窗外。我那时不懂他在想什么,只觉得他神情有些不对,像是藏着什么事没说,可又说不清楚究竟哪里不对,便也没追问。直到红砖楼出现在窗外,他的脸色才一点点沉下去,连呼吸都变得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到了那栋楼前,他握着钥匙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是腿脚麻了,开口催他,他却忽然把钥匙放进我手心,说这是我往后要住的地方,该由我来开。我被这句话说得心里一热,也没多想,提起网兜走上台阶,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开,推门。
门开的那一刻,我手里的网兜骤然脱落,两只搪瓷缸撞过门槛,咣当咣当地滚到地上,裴怀川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我却连头都没能回。
我只往屋里看了一眼,喉咙就像被人掐住,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热。
那一刻我才猛地想起,他与我同房的那些夜里,总是用力往深处顶,不知疲倦,我曾以为那不过是他的癖好,只是闷声受着,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可推开那扇门之后,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癖好,他那样做,是有原因的,而那个原因,藏在他从不开口的那些沉默里,藏了整整两年。
这件事,要从一九七二年秋天,裴怀川第一次踏进向阳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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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向阳村在太行山脚下,四面都是黄土坡,冬天风大,一刮就是三天三夜,把人脸刮得像砂纸磨过一遍。
村里人说,城里娃来插队,来一个走一个,没人愿意留,土地太贫,活太重,吃不了这苦。
裴怀川来的那天,大队长陈满仓带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把他安置在知青点的西厢房。那间屋子已经空了一年,炕上落着灰,窗棱子缺了一根,漏风进来,像是有人在门缝里不停往里吹气。
裴怀川放下行李,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掀起窗帘往外看了看,没说一句嫌弃的话。
那时我十九岁,是大队长的二闺女,叫陈秀珍。我娘让我给新来的知青送一壶热水,顺带看看他缺什么,省得人生地不熟的,第一夜受苦。
我端着那壶水推开知青点的门,裴怀川正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撑起窗棱缺口,拿布条仔细缠住,缠得一圈一圈,严严实实。
"你是大队长的女儿?"他抬起头,直接问我。
我愣了一下。村里头来的知青,见了我爹的闺女,第一句话大多是"你爹身体好不好"或者"大队长真是好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开口就是问我。
"你咋知道的?"我把水壶放在灶台上,问他。
"长得像。"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眉眼都像,就是你比你爹少一块疤。"
我一时接不上话。
他也不再说,接过水壶,往粗瓷碗里倒了一碗,端着碗在炕边坐下来,慢慢喝。我站在门口没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人说话方式太奇怪,明明没多少礼数,可偏偏让人挑不出毛病来。
"你们村冬天冷不冷?"他喝了一口水,抬眼问我。
"冷,冷得很,半夜要起来添两回柴,不然炕就凉了。"
"城里有暖气,烧一次管一冬。"他说,眼神飘远了,像是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我家那套房,暖气管子贴着墙根走,摸上去烫手。"
我没接这话,转身出了门。
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只是回去跟我娘说,这个知青和别人不一样,说话怪,但不坏。
我娘撇了撇嘴,说城里人都这样,别太当真。
02
裴怀川在向阳村待下来,一待就是三年。
头一年,他跟着男劳力下地,挑水、翻地、收秋,累了就睡,醒了再干,从不叫苦。村里人起初说城里娃吃不了苦,后来说不出话了——这个城里娃,肩上的老茧比庄稼汉还厚。
第二年春天,他开始教村里的孩子认字。
大队长陈满仓腾出一间仓库,收拾干净,当临时学堂用。裴怀川自己用木头钉了黑板,刷上锅底灰,借了两支粉笔头,就这么开了课。孩子们坐在装粮食的木箱上,把木板搭在腿上当桌子,歪歪扭扭地写字。
我那时已经在县城供销社上班,每逢礼拜天回村,有时会路过那间学堂,远远听见他带着孩子念课文,声音稳,不紧不慢,带着一种城里人特有的咬字方式,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路过,他正好站在门口,冲我点了点头,问我供销社怎么样。我随口说还行,就是站得腿疼。他"嗯"了一声,说你识字,可以帮我一起教。
我那天没答应,转身走了。
可礼拜天还没过完,我就回来了,坐在那间学堂角落里,帮他把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
有个叫铁蛋的男孩,把"人"字总是写成两竖,左一竖右一竖,站得笔直,怎么说都改不过来。裴怀川蹲下来,把他的手握住,一笔一笔地带着写,说"人字是两条腿,一长一短,互相撑着,才站得稳,你看,两根棍子是站不住的"。铁蛋盯着纸上那个字,眨了眨眼,说"那我爹和我娘是不是也一长一短"。
屋里几个孩子都笑起来,裴怀川也低下头笑了,回过脸来正好对上我的眼神,他没避开,就那么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转回去继续教字。
我低下头,把铁蛋的名字认认真真记进本子里,笔压得比平时重了一些。
他没说谢我,我也没等他说。
下课之后,孩子们一哄而散,学堂里就剩我们两个,他把黑板擦了,我把名册收好,各自做各自的,可偏偏都没有先开口说走。
"你认识几个字?"他先开口了。
"不多,够用。"
"够用是几个?"
我想了想,说:"够看供销社的账本,够写家信。"
他从布包里取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说:"这行,你认识几个?"
我低头看,密密麻麻的字,认出七八个,剩下的像是画,说不出读音。我如实告诉他,他也没有嘲笑,只是把那一行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让我跟着念,我跟着念错了两个,他重新念一遍,不催,不皱眉,就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地等我念对。
那天下午,他教了我整整一页,窗外日头一点一点往西走,光线从学堂东墙慢慢移到西墙,等我把那一页最后一个字念对的时候,外头的天已经泛橙了。
他把书收回去,站起来,说:"明天继续。"
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提起装名册的布包,走出了学堂的门。
第二天,我还是来了。
就这样,我和裴怀川开始了说不清楚算什么的来往。他不像村里的年轻男人,见了我就红脸,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他说什么都直接,问我问题像在出题,回答我问题又像在答题,简短,精准,从不多绕一个弯。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傍晚,拦住了从地头回来的我。
"陈秀珍,我想跟你爹说一件事,你看行不行。"
夕阳把他半张脸照成橙红色,他站在田埂上,土布褂子上还沾着泥,眼神却是我从没见过的认真。
"什么事。"我停下来,看着他。
"我想娶你。"
03
我爹陈满仓当天晚上抽了一整袋烟。
我娘坐在炕头缝鞋底,不时抬起眼看我爹,不说话,就等他开口。
我坐在西屋门槛上,把门带上了一条缝,侧耳听他们说话。
"城里娃,能靠得住?"我爹吐出一口烟,问我娘。
"靠不靠得住,看人,不看哪里来的。"我娘低头穿针,"这三年我看下来,不懒,不馋,不浑,对孩子们好,对咱村里人也没摆过脸色。"
"可他迟早要走,知青都要走,他走了,秀珍怎么办,跟着进城?城里有他家,有他爹娘,秀珍一个村里出来的,能站住脚?"
我娘沉默了片刻。
"他自己说了吗?"
"说了。"我爹把烟杆磕了磕,"说城里有一套房,他爹分的,带暖气的红砖楼,三室,要带秀珍一起住。"
我娘的针停了一下,随后又穿了下去。
"那你还担心什么。"
我爹没再说话,把最后一口烟吸完,把烟杆搁在灶台边,起身,推开了我藏身的西屋门。
我猝不及防,差点从门槛上跌下去,抓住门框稳住了,抬头对上我爹那双眼睛。
"你自己说,愿不愿意。"他说。
我没有回答,低下了头,脸热得烫。
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那年秋收刚过,大队里办了场简单的婚礼,知青点的几个男知青凑了份子,村里的婶子大娘包了饺子,放了两挂鞭炮,我换上一件红布褂子,低着头进了我爹给我们收拾出来的东厢房。
新房里放着两件裴怀川从城里带来的东西——一盏台灯和一摞书。
台灯是摆设,村里没电,他把它放在窗台上,说等往后进了城再用。
那摞书压在他枕头底下,睡前他总要摸一下,像是确认还在。我问他书里写的什么,他说是他爹留下来的东西,不是故事,是账,让我别管。我也没多问。那个年月,家家都有不能问的事,问多了反而伤感情。
新婚第一夜,他没说什么甜话,只是把台灯从窗台拿下来,放到我手里,说往后进了城,第一件事给我接上电,让我在台灯底下梳头。
我捧着那盏台灯坐在炕上,眼眶有点酸。
往后的日子里,他每天晚上都会教我认书上的字,一页一页,从没间断。
他把书翻到某一处,让我念,我念不出来,他就念给我听,让我跟着,念完一行,他会往下指一行,就这么一行一行地往下走,可每次翻到书的后半段,他就把书合上,说今天到这里。
我问他后面写的什么,他说没什么,以后再看。
我信了他,也没再追问。
04
有一天,趁他下地还没回来,我把那摞书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翻到他折了角的那一页。
那一页密密麻麻,不像故事,像是一张记录的单子,左边一列是人名,右边一列是数字,有的数字后头还跟着一行地址,省城的街道名,我认出来两个字——机关。
最上面一行单独写着,笔迹比其他的重,像是按着力气写下去的,我认出了五个字,却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只觉得那五个字压在纸上,沉甸甸的。
我把书重新压回枕头底下,坐在炕沿上,心口突突直跳。
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饭端上桌了,他洗了手,坐下来,拿起筷子,扫了我一眼,说:"饭凉了?"
"刚好,不凉。"
他低头吃饭,没再说话。我也低头吃,碗里的饭扒拉了半天,没进去几口。
那天夜里,他把书重新摸了一遍,按了按枕头,翻了个身,很快睡着了,呼吸平稳,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旁边睁着眼盯着屋顶,直到天快亮才合上眼。
那之后我注意到,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往县城跑一趟,说是去信用社办事,或者去公社开会,可每次回来,脸色都不太好,沉默的时间更长。
村里有个跟我要好的姑娘叫兰香,有一天赶集回来,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秀珍,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外传。"
"什么事。"
"我在县城邮局排队,站在你家怀川后头,他往窗口递了封信,收件人那一栏我斜眼看了一眼,省城地址,上头有两个字我认出来了——机关。"
我站在原地没说话,书里那行字在脑子里一闪,心口往下沉了一下。
"是不是要返城了?"兰香凑近我,眼里有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我就说嘛,知青迟早要走,你当初怎么就信了他那套说辞——"
"兰香。"我打断她,"这话你只跟我一个人说了吗?"
她愣了一下,点头。
"那就烂在肚子里。"我说,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把饭做好,等裴怀川回来,把碗端上桌,自己坐下来,低头吃饭,一句话没多说。他扫了我一眼,拿起筷子,也没说话。
饭桌上安静得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炕洞里的柴烧得啪啪响,把这沉默衬得越发明显。
吃到一半,他放下筷子,说:"秀珍,我有件事跟你说。"
我抬起眼,看着他。
"我在省里申请了返城指标,材料已经报上去了,在等批复,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
我把碗放在桌上,没有动,就那么看着他,说:"兰香在邮局见着你了。"
裴怀川沉默了片刻,把茶缸端起来,喝了口水,放下来,说:"我原想等批了再说,省得你悬着心。"
"那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他没有反驳,只是重新拿起筷子,低头扒了两口饭,然后放下来,说:"等批复下来,我告诉你。"
我"嗯"了一声,把碗里剩下的饭吃完,起身收拾桌子,没有再开口。
等批复的那些天,他比之前话更少,可对我却更细心了,挑水不让我动手,劈柴也不让我近前,睡前总把被角给我掖得严严实实,掖完了在旁边坐一会儿,才熄灯躺下。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有一夜,他把我的手握住,握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说:"秀珍,对不住你。"
我没有问他对不住我什么,只是把手反握住他,没有说话。
那句"对不住"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像石头,可我偏偏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
两个月后的一个傍晚,他从公社回来,把一张盖了红章的纸搁在炕沿上。
"批了。"他说,"腊月初五之前到省城报到。"
我看着那张纸,问他:"你说过要带我进城住暖气房,这话,还算不算数?"
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茶缸握在手里,看着桌面,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说"算不了数",他却抬起头,眼神平静,像是做了什么决定:"算数。"
05
返城通知下来那天,向阳村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薄薄一层,把门前的菜地盖得干干净净。
裴怀川去大队部办离队手续,把知青点的农具、棉被、粮本一一交还,只留下那盏台灯和枕头底下那摞书,用旧报纸仔细包好,压进行李箱最底层。
知青点还剩两个男知青,一个叫向建国,送他到村口,拉住他的胳膊,低声说了句什么,裴怀川脸色变了变,随即摇了摇头。向建国拍了拍他肩膀,两人对视片刻,没有再说话。
我站在旁边,等裴怀川走过来,问他:"他说什么了?"
裴怀川提着行李箱,往前走,说:"让我回去替他给他娘磕个头。"
我想追问,他已经走出去几步,没有回头。
走的那天,我娘在灶头边抹了半天眼泪,把家里攒的几斤白面装进布袋,硬塞进我网兜里,说城里贵,带着备用。
我哥站在院门口,把我的行李接过去扛上肩头,一句话没说,眼睛却红了。
我爹把我叫到院子里,从怀里摸出一块旧手表,表盘有些磨花了,表带是布的,早就洗得发白,他把表塞进我手心,说是他爹留下来的,让我带着,遇到难处当了换钱也好。
我低头看着那块表,眼眶发热,抬起头,他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站着,肩背绷得很直,一动不动。
"爹。"我叫了他一声。
他"嗯"了一声,没有回头。
村口送别,兰香来了,拉着我的手不放,低声说:"秀珍,到了城里,给我写信,报平安。"
我握了握她的手,转身,没有再回头。
火车站在县城,坐驴车去的,颠了两个小时,到站的时候腰酸得直不起来。裴怀川提着大行李箱走在前面,我挎着网兜跟在身后,检票,上站台,找到车厢号,把行李箱塞进座位上方的架子,坐下来。
火车动了,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移,送站的人影越来越小,很快消失在冬日的灰白里。
裴怀川靠着窗坐着,望着窗外,不说话,神情说不出是什么,不像高兴,也不像难过,就是那种沉,像一块石头压在水底,纹丝不动。
"怀川,省城冷不冷?"我问。
"冷,比这里冷,可有暖气,屋里头比这里暖。"
"那套房子,你说是你爹分的,现在还是你爹住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不住了。"
"搬哪儿去了?"
"没搬。"他转过脸来看我,沉默了片刻,把话咽回去,低下头,从外衣口袋里摸出那串钥匙,捏在手心里,大拇指在上面来回摩挲,来回,来回,把那枚铜钥匙摩挲得锃亮。
我看见了,却没有再开口。
火车跑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省城的楼影开始在窗外出现,越来越密,越来越高,烟囱里冒着白烟,路边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
裴怀川的呼吸忽然变浅了。
06
出了站,裴怀川叫了辆三轮车,把行李箱搬上去,报了地址,坐上去,让我挎着网兜坐在他旁边。
车夫蹬着三轮,穿过几条马路,拐进一条不宽的巷子里。
我靠着车沿往外看,巷子两侧都是红砖楼,楼与楼之间挤着几棵梧桐,树叶落尽了,枯枝交错。
巷子里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三轮车驶过去,有人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又低下去,没打招呼,没点头,就像看了个陌生人。我觉得奇怪,这是裴怀川从小长大的地方,街坊邻居怎么像是不认识他,开口想问,三轮车已经停了。
车夫跳下来,说到了。
裴怀川跳下车,付了钱,把行李箱提下来,放在地上,然后抬起头,看着面前那栋楼,就那么站着,没有动。
那栋红砖楼在一条不宽的巷子里头,楼前有几棵树,树叶落了大半,地上铺着一层,踩上去沙沙响,裴怀川停在楼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把行李放在地上,就那么站着,没有动。
我站在他旁边,抬起头,沿着楼面往上看,三层楼,红砖砌的墙,窗户是木框的,漆色有些旧了,可楼整体还是齐整的,比村里的土坯房气派多了,我心里头热热的,想着往后就住在这里,冬天有暖气,不用半夜添柴,这日子,比村里头好过多了。
我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小声问他哪一间是我们的。他没有指,只是弯腰把一路松掉的箱绳重新系好,起身的时候脸色比在火车上还白。我伸手摸了摸他额头,怀疑他一夜没睡着了凉,他握住我的手,掌心却比我还冷。
"怀川,你若不想今天进门,咱们先去招待所住一晚,钱还够。"
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随后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铜钥匙,那钥匙被手心焐得温热,他没有自己开门,而是放进我掌心,把我的手指一根根合上。
"这是你往后要住的地方,该由你来开。"
我被这句话说得心里一热,方才那点隐隐的不安也散了些。我提起网兜,走上两级台阶,把钥匙插进锁孔,锁芯有些涩,拧到第二下才传来轻轻一声响。
裴怀川站在我身后,没有催。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落在门缝上,嘴唇抿得没有一点血色,垂在身侧的手微微发抖。我以为他只是多年没有回家,心里头激动,抬手在他胳膊上拍了拍,随后握住门把,把那扇深褐色的木门推开。
看清屋内情形的那一刻,我手里的网兜骤然脱落。两只印着红喜字的搪瓷缸撞过门槛,一只滚到裴怀川脚边,另一只在地板上转了几圈才停下来。
他在身后连叫了我两声。
我扶着门框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嘴唇张开了几次,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