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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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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赵姗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作出部署,并强调强化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最后一公里”。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正是“十五五”开局的重要命题。围绕这一命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
01
贯通组织体系,提升治理执行力
中国经济时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当前,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虽覆盖到位,治理链条却未真正打通。组织贯通力如何转化为治理执行力,进而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源?
洪向华:推动把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做到既“建起来”也“转起来”,关键在于利用机制打通治理链条,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发展优势。
夯实权责闭环,破除堵点难点。充分发挥党组织统筹引领作用,系统厘清部门、街镇之间的权责清单,推动各类资源、权限、力量同步下沉一线,真正做到事权随责任走、资源随任务走。以党组织作为统筹枢纽,理顺条块协同关系,让组织体系纵向贯通、横向联动从制度安排变成常态化运行,确保上级部署抵达基层时不变形、不衰减。
激活主体效能,凝聚执行动力。要优化基层队伍培养激励,把群众反馈作为重要衡量标尺,引导基层队伍将工作重心放在“解难题”上;同时,要依托党组织搭建群众议事协商平台,吸纳新业态人员、企业骨干等群体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构建党组织引领、多方协同发力的治理共同体。
锚定发展导向,积累治理成效。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做好发展服务前置工作,围绕产业落地、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建立快速响应、协同联动、闭环处置机制,实现风险早预警、需求早对接,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的靶向性与精准度。
02
从“控制”到“赋能”,减负增效
中国经济时报:为基层减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但“减负”与“增效”之间仍有张力。基层治理如何从“控制”转向“赋能”,让干部有空间、有动力回应经营主体需求?
洪向华: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减少过度留痕、多头督查、重复报表等事务负担,把基层干部从无效行政消耗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下沉一线、走近群众。但要明确,为基层减负并不是放松要求,而是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一环,既要为基层提供更多自主空间,更要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专注主责主业,推动把全面从严治党转化为基层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当前,实现基层治理从“控制”到“赋能”的转型,关键在于治理理念的转变,要推动工作逻辑从自上而下的任务管控,转向面向经营主体的需求响应。具体而言,在守住监管底线、规范市场秩序的前提下,可推动治理资源更多转化为支撑经营主体发展的要素,持续降低经营主体办事成本。可以把党组织牵头建立常态化诉求响应机制作为核心抓手,打通跨部门协同通道,对经营主体各类诉求实行统一归集、分类研判、归口办理、全程跟踪,让治理安排紧跟市场节奏、适配经营实际,稳步构建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载体、以党组织为枢纽,兼顾秩序与活力的赋能型基层治理形态。
03
“三治融合”护航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基层治理规范化直接影响营商环境——合同能否履行、纠纷能否公正化解、政策承诺是否可信,构成市场预期的基础。全面从严治党还需破解哪些制度障碍?
洪向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管住权力、纠治失范行为的同时,也需要推动“三治融合”落地为可感知、可信赖的治理实践。
构建适配“三治融合”的监督与问责制度,把涉企治理规范性纳入监督体系。推动各类监督力量下沉至诉求对接、政策落实、纠纷调处等关键环节;同时要优化监督问责制度框架,在制度层面清晰区分履职偏差、承诺失当、程序疏漏等不同情形,分类设置处置标准,避免问责简单化。
健全“亲”“清”新型政商交往的正向导引制度。准确区分正常履职服务、政策帮扶与违规交往、不当利益往来之间的差异,为基层干部提供可对照、可执行的行为指引。此外,可以以“三治融合”为基础搭建官方政企沟通平台,形成企业诉求表达、会商研判、办理落实、反馈回访的工作机制,破除部分干部“不敢接触、不愿服务”的保守心态,推动政企互动常态化、合规化。
完善基层涉企纠纷联动化解的协同制度,护航经营主体平稳发展。依托制度搭建跨部门、跨主体常态化对接机制,规范调解线索流转、证据互通、结果互认流程,推动基层调解组织、行业自治载体、司法渠道实现制度化顺畅衔接,杜绝推诿拖延、选择性处置等问题。
04
以“实效优先”替代“展示性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基层一些“展示性创新”制度上墙、平台上线,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却未同步提升,背后仍是“运动式应对”惯性。如何以制度刚性替代?最需要确立哪条“制度理性”原则?
洪向华:基层治理强调“制度理性”并不是要舍弃治理创新,而是要让创新服务于治理目标本身,因此,可确立“实效优先”的制度性原则,持续压缩形式化创新的生存空间,推动各类治理载体真正对接企业与群众的现实诉求。
“实效优先”原则把是否回应真实需求、能否产生长效收益作为评判治理举措的核心标准。“实效优先”要求治理主体跳出惯性思维,不再简单以文件数量、活动频次、平台上线作为创新成果,转而建立评估机制,跟踪政策、举措落地后的实际反馈,将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群众认可的做法,及时总结转化为常态化举措;而对那些脱离现实、效能不足的方案,则依规动态优化、有序退出,防止资源向表面光鲜难以持续的项目倾斜。
依靠制度理性锚定实效导向,使基层治理创新在稳定规则约束下有序探索,让行政资源精准流向急难愁盼问题。在“实效优先”原则下,这套有进有出有调整的机制,有利于实现治理创新、制度规范与发展实效的良性互促,推动基层治理从“做了什么”向“做成什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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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监 制丨杨玉洋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刘卫民
审 核丨王小霞 发 布丨申双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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