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孙家栋传》《星系我心——著名航天工程技术专家孙家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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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元宵,哈尔滨冰雪未消。
二十岁的孙家栋,正要赴姐姐的家宴。
宿舍门口,同学带来一句消息。 食堂今晚有红烧肉,在那个缺油少肉的年代,格外诱人。
他临时停下脚步,决定先吃完这一餐再动身。 谁也想不到,这一次随口的抉择,会改写他一生的方向。
肉香还在食堂里飘荡,广播突然响起招新通知。
一碗红烧肉,牵出往后奔赴星海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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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表上的一行字
礼堂的灯全开着,照得人脸上发白。 台上摆着一张长桌,两个干事坐在后头,一个问,一个记。
台下挤得转不开身,有穿棉袄的,有披大衣的,帽子上还沾着雪。
没人排队,人往桌前挤,挤到跟前就报名字。
孙家栋挤到桌前,报了三样:姓名,年龄,籍贯。 干事拿笔在本子上划,头没抬,问了一句:哪个学校的,念到几年级。
“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笔尖顿了一下,往上一挑,把学校那几笔写全了。
那张纸上,籍贯那一栏,他写的是辽宁复县。 四个字,写得很工整。
桌前挤的人一层压一层。 有个比他矮半头的男生,报了名字又退回来,问能不能改志愿,干事说不能,报了就是报了。
男生哦了一声,挤出人群,站在门口发愣。 还有个戴眼镜的,报完名不走,反复问什么时候走、去哪儿,干事说等通知,他说我学过一点航模。
孙家栋在旁边听着,没插话。 报名的人多,一晚上登记了几百个。
有人报完名就往外跑,跑回宿舍喊同学;有人站在礼堂门口不走,反复问什么时候体检。 孙家栋报完名没走,站在角落里看,看那些和他一样年轻的脸。
屋里太热,窗玻璃上的霜化成了水,顺着窗框往下淌。 当晚体检,在学校的医务室。
屋里生着炉子,脱了上衣还是冷。 医生拿听诊器贴在胸口,让吸气、呼气;拿小锤敲膝盖,看腿弹不弹;拿一张色盲图册,让认里头藏着的数字。
最要紧的是眼睛。 医生指着墙上的视力表,他一行一行往下念,念到最底下那一行,没错。
医生在表上写了个数,又让他看远处的一个小点,问有没有重影。 那一晚刷下去不少人。
有的视力不够,有的心脏有杂音,有的鼻子有问题,有的体重差几斤。
二十岁的小伙子,平时看着结实,往检查床上一躺,毛病就出来了。
孙家栋各项都过。 他从小在县城长大,跑路、干活、冬天在雪地里走十几里,身子骨是实的。
眼睛更是他的本钱,看远处的东西比同龄人清楚。 这一点后来在苏联的课堂上帮了他大忙:黑板上的公式写得小,他坐在后排也看得清。
名单第二天清早就贴出来了。 榜贴在教学楼门口,一群人围着看,有人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找到的喊一声,找不到的往下挤,再看一遍。
纸是油印的,字迹有点糊,墨还没干透。
他从人群里退出来,站在雪地里,想起一件事:姐姐还不知道。
集合定在第二天清早。 天没亮,雪地上踩出一片乱七八糟的脚印。
被选上的人背着铺盖卷站成队,家里人赶来送,有的哭,有的往手里塞煮鸡蛋,有的只是站着看。 孙家栋往人群里看,找他姐姐。
姐姐没来。 消息传得没那么快,从学校到姐姐家,中间的雪路要走一个多钟头,何况那天路上全是雪泥。
队伍开动,上了火车。 车窗上结着冰花,他把手贴在玻璃上,化开一小块,往外看。
这趟车把他送到了空军第四航空学校。 国家那时候正在组建空军,缺人,尤其缺懂外语的人。
航校里苏联专家不少,教材是俄文的,讲课要翻译,一大堆技术资料要人翻。
他是个念过预科、俄语拔尖的学生,正好撞在这个缺口上。
他被分去做俄语翻译。 这活儿离驾驶舱远。
学员们在机场上练起落,他在教室里翻讲义,把飞机结构、发动机原理、气象、领航这些词一个一个对上中文。
有些词中文里还没有,得自己造,造完了要在组里统一,不然各翻各的,学员听不明白。
翻译这活儿看着不打眼,实际上是把一整套东西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 翻错一个词,学员就理解错一个原理。
他把术语抄在卡片上,一面俄文,一面中文,装在上衣口袋里,随时掏出来看。 1951年,上面要派一批人去苏联学航空。
这一批一共三十人,从各个单位挑出来,条件很硬:年龄、身体、文化程度、政治表现,一项一项过筛子。 孙家栋在名单上。
他后来回忆,当时心里想的很简单:国家让学什么,就学什么。
1951年,这批人从北京出发,坐火车一路向北,过满洲里,穿过西伯利亚,走了十几天,到了莫斯科。
走之前,他给姐姐捎了话。 姐姐知道消息的时候,人已经在路上了。
一个从辽东县城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把行李放上了另一条轨道。 那所学校的全称有十几个俄文词,他练了半个月才念得不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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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县的孩子
1929年4月8日,辽宁复县,一个男孩出生。 复县在辽东半岛上,靠海,地不算肥,冬天风大,冷得钻骨头。
那个地方后来改名叫瓦房店,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缘由是轴承。 在1929年,它还只是个普通的北方县城,街上跑马车,屋顶压着一层海风带来的咸味。
孙家栋家是普通人家,兄弟姐妹几个,日子过得去,也仅仅是过得去。 父亲识文断字,在地方上做事,家里有几亩地,一年忙到头,粮食刚够吃。
他小时候瘦,话不多,喜欢蹲在门槛上算数。 谁家买了几斤粮,几斤几两多少钱,他心算比大人拨算盘还快。
邻居逗他,报一串数让他加,他眼睛往上一抬,数就出来了。 家里的活儿他也干。
挑水、劈柴、赶集,冬天手上裂口子,抹点猪油接着干。 他不爱说话,干完活就找个地方坐着看书,看到天黑看不清字为止。
那年月的北方县城,孩子念书是件奢侈事。 念到高小就算有文化,能写会算,将来去当个账房、当个先生,就是好出路。
他念得下去,缘由是他真喜欢。 课本翻烂了,就把书上的题抄在旧纸上,一遍一遍做,纸都用得发黑。
晚上点煤油灯。 灯芯烧得发黑,光很小,一小团黄,照着他半张脸。
他趴在桌上写字,写着写着灯芯爆一下,火苗跳一跳,屋里就晃一下。 煤油是要花钱买的,家里给的量有限,他就把灯芯捻得很细,光弱一点,能多熬一个钟头。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 小学念完,他进了县城里的中学。
那几年东北不太平,学校时开时停,课本也换过几回。 他念书的路走得断断续续,成绩一直没掉下来。
数学是他的强项,老师出的题,别人还在纸上列式,他已经在心里算完了。 1945年以后,东北的局势翻了个个儿。
县城里的旗子换了颜色,街上说话的口音也杂了,往来的队伍一拨接一拨。 孙家的日子重新排布,他离开复县,去了哈尔滨。
哈尔滨那会儿是东北的大城,有铁路,有工厂,有学校。 姐姐在那儿成了家,能照应他。
一个县城孩子进了城,头一件事是发现自己什么都不够。 衣服不够体面,说话带口音,见的东西少。
他不太跟人争,埋头念书。 1947年前后,他在哈尔滨补习了一段时间,把中学落下的课补上。
那几年他住得挤,几个人合住一间,冬天屋里冷,写字的墨都冻过。 吃饭在学校搭伙,一顿两个窝头,菜是白菜汤。
他不太叫苦,饿的时候喝热水,喝完接着看书。 1948年,他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
这所学校在当时的东北是块金字招牌。 它的底子跟中东铁路有关,教的东西硬,规矩也硬。
预科是为本科打底子的,头一样就是俄语。 学校的要求很明确:语言过不了关,专业课免谈。
他学俄语学得苦。 字母不难,难的是发音,是那种卷着舌头、黏在一起的调子。
早上在操场上念,晚上在楼道里念,念到嗓子发哑。 同宿舍的人说他魔怔了,半夜说梦话都在打嘟噜。
他学俄语有个笨办法:不死背单词,找规律。 把词根词缀抄在本子上,归类,比较,像解算术题一样拆。
名词怎么变格,动词怎么变位,画成表贴在床头,睡前看一遍。 他后来说,语言跟数学是一路的,都是找规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学校里敲锣打鼓,学生们上街,红旗一片。
那阵子人人心里都热,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了,什么都想干,什么都能干。 孙家栋也热。
他手里攥着的是一本俄语书,想的是把书念完。 他不是那种站出来领头喊口号的人。
他的方式闷一些:把该做的事做到最好,等机会来了,抓住。 1950年春天,机会来了,来的形式是一锅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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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斯科的五年
1951年秋天,莫斯科。 这座城市比哈尔滨还冷。
冬天窗户上结的冰花能有一指厚,早上起来,呼出的气在被子上落成白霜。 街上的人裹着厚呢子大衣,走路很快,谁也不看谁。
商店门口排长队,面包要凭票,肉更难买。 孙家栋进的学校叫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院墙厚,走廊长,楼道里挂着历代飞机设计师的画像,画像下头是一块铜牌,写着生卒年。
这所学校专门培养航空工程师,课程压得重,考试刷人刷得狠,一门不及格就可能被退回去。
他被分到飞机发动机专业。 他念预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学土木,将来去修大桥。
一锅红烧肉把他送进了空军,桥没修成,人先到了飞机上。 分专业的时候,他被分去学发动机——飞机的心脏,一堆管子、叶片、涡轮、燃烧室。
这活儿不浪漫,天天跟图纸、公式、材料较劲。 发动机响了,功劳是飞行员的;发动机不响,责任压在设计者身上。
他没挑。 他给家里写信说,学什么都行,国家让学什么就学什么。
在那所学校里,他的底子不算厚。 国内念的是预科,专业课是空白。
头一年他几乎是硬啃,教材是俄文的,公式是俄文的,连老师的玩笑都是俄文的。 他每天泡在图书馆,把不懂的词抄下来,一个词一个词查。
一本专业词典被他翻得散了页,用线缝过两回。 他有个办法:把一本教材抄一遍。
抄的时候不光是抄字,是把每一句话的逻辑捋一遍,把前后推导接上。 抄完一本,那本书就长在他脑子里了。
同宿舍的人睡了他还在写,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写到手指头上磨出茧。 五年多下来,该学的都学了。
这所学校有个规矩:哪门课考满分,就把学生的照片挂在校门口;第二年还保持,照片往上挪一层。 越往上,照片越少,尺寸越大。
毕业的时候,照片能挂到最顶上的,才拿得到金质奖章。 1958年,他毕业,成绩全优,拿到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
这奖章不是年年有,一所学校一年也就那么几枚。 一个中国留学生拿到手,不容易。
1956年8月,他在留学期间入了党。 1958年,他回国。
回国那阵子,他心里装的是飞机。 他以为接下来是去航空工厂,去设计所,去造中国自己的飞机。
行李里有几本笔记,画满了发动机的剖面图。 那些图他画了五年,一笔一笔描出来的。
报到通知下来,他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这地方1956年成立,院长是钱学森,成立它是为了干一件事:搞导弹。 飞机和导弹,看着都是天上飞的铁家伙,根子上是两回事。
飞机要人开,要回来,要反复用;导弹是一次性的,出去就不回头,要的是把它送出去的那一下准、狠、稳。 他的专业是发动机,导弹也有发动机。
他被分到一分院,搞总体设计。 心里有没有落差?有。
学了七年的东西,本来是要装在有翅膀的东西上,眼下要装在一个不回来的东西上。 钱学森找他们这些年轻人谈过话。
话不长,意思很明白: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你们学的东西都用得上。 他点了头。
从这一天起,他跟“天上”打交道的方向变了。 他不再想着自己造一架飞机从哈尔滨上空飞过去,他开始想着,怎么把一样东西从地上送到天上,送到该去的地方。
1958年到1967年,九年。 这九年里他干的是仿制、是试验、是失败、是重来。
东风一号、东风二号,一枚一枚地试,一次一次地摔。 他在总体部,负责把各个分系统拧在一起。
这活儿琐碎、磨人,出成绩的时候功劳是大家的,出问题的时候头一个被问的是他。 那些年在戈壁滩上,一待就是几个月。
风沙大,帐篷里一夜下来,被子上能扫出一层沙。 水是定量供应的,洗脸的水留着洗脚。
试验失败了,一群人蹲在沙地上找残骸,一寸一寸翻。 这些年里他回过哈尔滨。
姐姐见了他,头一句话是:这回吃饭了吧。 他说吃。
姐姐说:上回那顿,我可等了一晚上。 一句话,把1950年那个雪夜又拉回来了。
1967年,一纸调令下来。 他被叫去参加一项新的任务,任务的名字当时不能对外说,内容只有一句: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
那一年他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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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张白纸上的星
1967年7月29日,北京。 那年的夏天正热。
院子里的槐树叶子被晒得打卷,楼道的窗户全开着,风进来也是热的。 机关里的人上班不太安生,会开到一半有人被叫走,办公室的门牌换了又换。
7月29日那天,一个参谋找到他的办公室,讲明来意,随后用一辆吉普车把他拉到了北京西郊。
他要去的单位还在筹备,牌子没挂,人是从各个院所抽的,桌子是拼的,图纸堆在会议室的地上。
任务只有一句话:搞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年他三十八岁。
中国要放卫星这件事,1958年就提出来了。 那几年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把东西送上了天。
两家的卫星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地面上的人抬头看,看见一个小亮点慢慢移过去,心里不是滋味。 可那几年家底太薄。
工业基础薄,材料不过关,加工精度差着好几个数量级,连一颗合格的螺丝都要反复试。
卫星这件事,提一提可以,真干,得先有一整套东西:火箭、测控站、发射场、观测网。
1965年,这件事重新上了日程,代号“651”。 方案论证开了不知道多少会,各路人马写了不知道多少本方案。
等到1967年把人凑齐,摊子已经铺得很开。 孙家栋去听汇报,一听就是几天。
越听心里越沉。 问题不在技术不够先进,在摊子铺得太大。
这个要做精,那个要做全,指标往高了定,方案往复杂了做。 以当时的工业底子,这么干,三年五年也上不去。
他做了一个得罪人的决定:砍。 砍指标。
砍方案。 砍掉那些好看却拖后腿的东西。
他提出四句话: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上得去,火箭能把它送进轨道。
抓得住,地面能测到它、跟住它。 听得到,它能在天上播《东方红》。
看得见,地面上的人抬头能看见它。 就这四条,别的都往后排。
会议室里吵过,拍过桌子,有人摔门出去。 他不吵,反复说的就一句:先把星送上去。
把人拧到一起,他的办法很土: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那一块在整张图上的位置。 总体图挂在墙上,谁来汇报,先指着图说:你这一段跟谁接,接口是什么,什么时候交。
责任压到人头上,进度排到天上去。 那几年,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整栋楼里灭得最晚的那一盏。
有人凌晨路过,看见他趴在桌上睡,胳膊底下压着图纸,手边一个搪瓷缸子,茶水凉了,上面浮着一层茶锈。 卫星要播《东方红》,这件事在当时是定下来的。
曲子要从天上下来,让地面上的人用普通的收音机就能听见。 难点在三处:频率,功率,天线。
星上那套播放装置,体积不能大,重量不能多,耗电不能高,还得在真空里、在温差几百度里正常工作。
为了这几个“不能”,一帮人熬了几年。
有人为了一段电路,把铺盖搬到实验室;有人为了一个焊点,反复做几百次试验。 1970年4月24日,晚上。
酒泉,戈壁滩上风大,白天晒,夜里冷。 发射场上灯火通明,塔架被照得雪白。
控制室里一排一排的仪表,指针在抖,人不敢大声说话。 倒数。
点火。 火箭底下腾起一团白烟,声音先从脚底板传上来,闷闷的一下,接着才听见轰。
火箭往上走,越走越快,钻进夜空,变成一个亮点,亮点变小,没了。 控制室里没人动。
所有人盯着屏幕,等。 等它入轨。
等它把天线打开。 等那一句话从天上回来。
信号回来了。 《东方红》的乐曲从收音机里出来,清清楚楚。
那一刻控制室里,有人跳起来,有人握手,有人坐着没动,眼圈红了。 孙家栋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想什么,他说想的是:下一颗怎么办。 那颗星重173公斤,比前面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重量加起来还多。
它在天上播了二十多天《东方红》,电池耗尽,安静下来。 它还在轨道上,一直转到今天。
中国成了第五个自己造卫星、自己送上去的国家。 那天夜里,从北京到边疆,无数台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了同一段旋律。
有人端着饭碗站在院子里听,有人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听,有人听着听着就不说话了。
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段旋律,有人在戈壁滩上熬白了头,有人在实验室里连着几年没休过假,有人的名字从来没上过任何一份名单。
也没有人知道,那一夜的欢呼散了之后,这间屋子里的人还要坐多少个通宵。 那颗星在天上一圈一圈地转,地面上的人抬头就能看见,可它带回来的东西有限,它能做的事情也有限。
有些事,得等下一颗星,再下一颗星。 而下一颗星要干的事,比这一颗难得多,也险得多。
它上去之后还得回来,回来的时候要穿过一团火,落在一片找不见路的沙地上。 那条路,比把第一颗星送上去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