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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贸易体系本身出现裂痕时,区域合作还能靠什么维系?开放是连接,创新是节点,合作是信任
文|陈波 李瑶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东道主。三次办会,恰好对应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三个阶段:2001年,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核心任务是融入既有规则;2014年,北京会议通过了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中国开始参与设计区域合作的方向;到了2026年的深圳,问题变成了:当全球贸易体系本身出现裂痕时,区域合作还能靠什么维系。
今年APEC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三大优先领域是“开放、创新、合作”。这些词并不新鲜,但今年的外部环境很不寻常:关税反复调整,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共同体”,需要回答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全球贸易壁垒增加之后,亚太的分工网络该如何重新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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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深圳:一河两岸的规则试验
深圳承办领导人会议,有它的经济逻辑。这座城市拥有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制造链条,是中国制造业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与效率优势”的典型样本。
更值得关注的是深圳所处的制度环境。一条深圳河,北岸是深圳,南岸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内有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三种货币。要素在这样的结构中流动,靠的是一项项具体的规则衔接:前海的跨境金融安排,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通关与科研便利,都是在降低制度差异带来的交易成本。
大湾区的经验说明,区域合作并不以各方制度完全一致为前提。APEC的21个成员,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统一规则。可行的路径是承认差异,再通过规则衔接、标准互认和通关便利化,让不同经济体在各自的制度框架下深化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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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河之隔的“超级联系人”
谈深圳,绕不开香港。“中国香港”是APEC正式成员。今年10月,APEC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中国香港举行。
这一安排的意义,要从产业链的变化来理解。当一件产品的研发、零部件、组装和销售分布在多个经济体,企业面对的就不只是生产问题:跨境投资要融资,汇率和政治风险要定价,合同纠纷要有各方都信任的解决机制。产业链跨越的经济体越多,金融、法律和专业服务的分量就越重。这些恰恰是香港比较优势所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香港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普通法体系和国际仲裁机构。
由此形成一种清晰的分工:深圳和大湾区负责研发、制造和供应链配套,东南亚等地承担生产布局和当地市场,香港提供融资、风险管理、国际结算和争议解决。深港合作也由此从早年的“前店后厂”,转向“研发—制造—金融”的链条式协同。中国香港已于2022年正式申请加入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若申请获批,其服务优势将覆盖更大的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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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增加了,贸易却没有萎缩
先看两组看似矛盾的事实。
一方面,壁垒确实在增加。2025年以来关税、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明显增多;区域经济增速预计从2025年的3.3%小幅放缓至2026年的3.2%、2027年的3.0%。
另一方面,贸易并没有因此萎缩。APEC政策支持小组8月的报告指出,区域出口增长明显加快,科技相关产品贸易是主要动力;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同比增长17.6%。更值得注意的是流向的变化:同期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20.6%,中美贸易仅增长1.3%,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把两组事实放在一起,结论就清楚了:壁垒提高的是特定路线的成本,企业的反应是调整采购渠道、生产地点和出口市场,而不是放弃贸易。总量大体守住,流向发生重组,重心向区域内部倾斜。所谓“全球化终结”的判断,混淆了路线变化与总量收缩。
重组后的网络是多中心的。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在电子制造和芯片封测上积累深厚,泰国是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印尼拥有镍等电池矿产,新加坡长于金融和航运;日本、韩国在高端材料和芯片上各有优势,澳大利亚掌握关键矿产,拉美则通过秘鲁钱凯港等新通道加深与亚洲的联系。这些分工并非一成不变,会随成本和政策不断重组。中国的角色正在从单纯的“世界工厂”转向网络枢纽:不仅提供最终产品,也通过中间品、设备、技术、供应链服务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参与区域分工。
这张网不只存在于实体制造业,数字领域同样在形成区域合作网络。高端芯片确实受到出口管制,但在模型和应用层面,跨境合作正在快速扩展。新加坡的国家级大模型项目Sea-Lion,最新版本改用阿里巴巴通义千问作为底座,以更好地处理东南亚语言;在全球主要的大模型调用平台OpenRouter上,中国模型的单周调用量截至8月中旬已连续17周居首(仅为单一平台数据)。东南亚正在成为中国AI(人工智能)服务的重要市场,“硬件受限”并不等于“合作中断”。本次会议把贸易、互联互通、创新和发展列为拟议中《深圳宣言》的四大支柱,正是对这种重组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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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之一:从“中国+1”到“中国×N”
过去几年,跨国企业流行“中国+1”:在中国之外再建一个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如果只是把原有生产线复制到海外,问题不少:重复投资推高成本;新工厂的关键零部件往往仍依赖原有供应链,未必真能独立抵御冲击;东道国得到的多是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这是一种昂贵的应对地缘经济风险的保险。
本文提出的“中国×N”,是一种不同的思路:中国继续承担研发、关键零部件、设备和供应链配套,企业再根据不同市场的要求,在中国和其他经济体之间安排生产与采购。海外基地逐步培育当地供应商和技术人员,各个生产环节保持联系,而不是各自重复建设一套封闭体系。
举一个场景:一家中国家电企业在东南亚设厂,同时向美国、欧洲和东盟市场供货。由于各市场的原产地规则和本地化要求不同,工厂可以按订单调整部分零部件的采购来源和加工工序,并用完整的生产记录证明产品的真实来源和加工过程。柔性产线和数字化的生产档案,让这种安排的成本大为降低。
在第三国设厂、组装或更换部分零件,并不意味着产品自动取得当地原产资格。是否合规,要依具体贸易协定和原产地规则判断。数字记录只能提供证据,不能替代真实的加工和增值。
东道国为什么愿意参与?因为它得到的不只是厂房,还有当地就业和技能培训,本土企业进入供应链的机会,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以及生产基地从简单组装逐步走向更多本地配套、更高附加值环节的可能。中国输出的不再只是零部件,而是生产线、成套装备、工业软件、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对双方而言,这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借道转口。
当然,这一思路并不适用于所有产业。网联汽车、通信设备等涉及敏感技术的行业空间有限,东道国的本地化要求也会逐步提高。由此衍生的商机包括:智能装备和整线输出、工业软件、标准认证与合规服务,以及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成组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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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之二:能源冲击下的绿色合作
今年亚太面临多重能源冲击:地缘冲突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自3月起受阻,至今未完全恢复,亚洲作为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地区首当其冲;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又削弱了水电出力。
这次冲击改变了能源进口国的成本核算。油气进口是一笔持续的外汇支出,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冲击来时只能被动承受。风电、光伏加储能的成本结构不同:主要支出集中在前期设备和建设上,运行中不需要持续进口燃料。当然,电网升级、储能和备用电源同样要花钱,项目是否划算,还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条件、融资成本和电网基础。但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它能明显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降低经济受外部价格冲击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绿色转型与能源安全可以相互促进。
中国在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储能系统和电网装备上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拉美则有光照、风能、矿产和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合作的价值不在于中国能卖出多少设备,而在于中国企业提供设备、工程、技术和运维服务,当地借此改善电力供应、发展清洁电力项目,并通过本地投资、供应商合作和人员培训扩大就业和产业收益。
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能源:数据中心是用电大户,算力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电力的成本。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APEC能源部长会议,除发布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外,还提出了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政策建议:AI可以提高电网调度和能源系统的效率,充足、可负担的清洁电力则是AI长期发展的前提。会议同时强调“先立后破、有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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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之三:降低AI的使用门槛
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正在被中国企业显著压低。中国开源大模型的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今年3月,国内大模型日均Token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推理成本持续下降。当应用成本足够低,AI就会从大企业的专属工具变成中小企业也能负担的通用投入。亚太的中小企业来说,真正的问题有三个:总成本是否负担得起,包括部署、维护和员工培训;能否适应当地语言、行业术语和业务流程;数据能否在符合当地法规的前提下使用。开源模型在这三点上都有优势:可以本地部署,可以用当地语言训练调整,数据可以留在本地。
今年7月在成都召开的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达成《成都声明》;同期的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把“普惠合作”写入成果文件,中方宣布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前海熟悉内地规则和产业需求,香港熟悉国际规则和法律服务,两者联手有条件形成面向亚太的数据合规与跨境服务枢纽。当然,普惠还需要数字技能培训、数据安全保障、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合适的治理安排;高端算力受出口管制,数据安全的互信也需要时间积累。这也对APEC未来的相关合作与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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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道必须迈过的坎
蓝图之外,亚太新格局至少面临四个现实约束。
第一,原产地审查趋严。改变出口路线、标签或最终组装地点,并不等于满足目标市场的原产地要求;真实加工、本地增值和完整记录缺一不可,而且不同协定、不同产品的规则各不相同。
第二,东道国的利益诉求。部分东盟国家已对中国钢铁等产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如果跨境投资只在当地完成低附加值组装,没有形成稳定就业、本地供应商和能力提升,这种合作很难长期获得支持。
第三,规则差异。数字、人工智能、碳排放、补贴等领域,各经济体规则差异大、互认程度低,抬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若规则差异再与安全考量叠加,企业可能被迫重复建设生产线和技术系统。也要承认,合理的安全、环保和消费者保护要求有其正当性,需要减少的是其中不透明、不可预期的部分。
第四,中国自身的调整。产业链向外延伸,并不会自动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中国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和提高创新能力增强经济活力,同时关注产业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中西部的产业承接,以及海外合作能否反过来带动国内技术升级。企业全球布局的收益能否更广泛地惠及国内劳动者,是对中国同样适用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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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连接,创新是节点,合作是信任
APEC起步时提出过“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区域合作不是另建排他的经济圈,而是在降低区域内部障碍的同时,让愿意参与的区域外伙伴也有机会加入。30多年后,这一理念恰逢其时。
相关的制度安排正处在不同阶段: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签署,正在推进核准;中国香港已申请加入RCEP,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均仍在程序之中;亚太自贸区则是APEC持续推进的长期议题。这些安排的共同取向,是做“区域标杆”而非“区域集团”,也为陷入僵局的多边贸易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回到深圳会议的三个关键词:开放决定经济联系能否延伸,创新决定区域化的潜在价值,合作决定从潜在价值到共同发展的转化前景。亚太的未来不在于谁取代谁,而在于各经济体能否在彼此依存中各展所长。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机遇不是把所有产能都留在本土,也不是简单地把产能转移出去,而是在推进自身产业升级的同时,成为区域创新、产业合作和规则衔接的重要推动者。
(作者陈波为海南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李瑶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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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杨明慧
题图来源|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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