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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勋的回归之争,正在检验创始人的个人权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公司控制权
文|《财经》特约撰稿人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苏琦
英伟达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离任消息公布仅五天后,便公开表态愿意重返CEO职位。11月17日,黄仁勋打破沉默,公开表示:如果董事会认为他的回归符合股东与员工的最佳利益,他将荣幸地重新担任CEO。英伟达董事会随后给出了明确回应。在当天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董事长哈维·琼斯(Harvey Jones)表示,董事会已一致接受黄仁勋的辞呈,且不打算恢复其CEO职务。至此,双方的分歧已从外界揣测转为公开立场。
琼斯明确表示,黄仁勋此前系“自愿辞职”,原因是其个人行为不符合公司行为准则、标准和文化规范。Yorkville Ives分析师丹·艾夫斯(Dan Ives)认为,黄仁勋的声明将回归问题直接摆到了董事会面前,可能进一步增加董事会承受的压力。与此同时,董事会也在着手强化合规监督机制。
英伟达首次设立独立董事长,并增设国家安全与出口管制监督委员会,这显示英伟达董事会正在强化对管理层及高风险业务的监督。这样的治理调整,并未在制度上排除黄仁勋未来回归的可能,但意味着,即便重新出任CEO,他也将面对已经变化的监督架构。
在这场公司治理的较量中,黄仁勋有个人声望与外部支持,也拥有股东身份赋予的制度工具。不过,从行使股东权利到改变董事会构成,仍须跨越程序、持股资格与股东协调等多重门槛。
当年,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突遭董事会罢免,却在员工集体抗议与硅谷巨头的多方施压下,短短数日便上演了“王者归来”。但黄仁勋不是阿特曼。这并不意味着戏剧性的反转绝无可能,但英伟达董事会目前“无意迎其回归”的强硬姿态,已让复刻这一剧本显得希望渺茫。
在外界为黄仁勋前途未卜而感慨时,美国监管文件显示,今年3月,也就是黄仁勋承认婚外情数月前,他与妻子洛莉(Lori)设立的两份十年期信托已按计划到期,将市值逾105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转入家族不可撤销信托。借助这套提前设定的税务安排,黄仁勋夫妇为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巨额股权增值完成了财富传承布局。据受访遗产律师分析,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这项安排可使期满剩余资产转给受益人,并将其排除在设立人的应税遗产之外。
黄仁勋或许失去了执掌多年的公司领导权,但在风波发生前,他已通过十年前设定的信托安排,将转移时市值逾百亿美元的股份转入家族不可撤销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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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大门难叩
黄仁勋发布声明称:“自我离开以来,我看到英伟达的员工、投资者、商业伙伴和客户纷纷呼吁我回归担任CEO。如果董事会认为我的回归符合股东、员工、公司和美国的最大利益,我将荣幸地回应这些呼声,重返CEO职位。”他同时承认了个人过失:“我没有达到英伟达对每个人的要求标准,我在个人生活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给董事会造成了麻烦,我对此深感遗憾。我完全承担自己的错误,并承诺配合董事会的独立调查。”
黄仁勋的公开表态可能进一步增加英伟达董事会承受的压力,也可能推动股东采取行动。据《纽约时报》援引三名前员工的说法,黄仁勋此前主要将董事会视为满足公司治理要求的安排,而非参与公司战略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力量。在组建高管团队时,他同样强调自主决策,坚持减少管理层级,以便迅速作出重大决策。他有60多名直接向他汇报的下属,这使他处于公司日常运营的中心,尽管繁忙的旅行日程经常让他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和亚洲之间。
英伟达董事会此前长期保持低调,其领导架构在美国大型企业中也颇为少见:在此次人事变动前,公司未设董事长,而由首席独立董事(Lead Director)协调董事会事务。Fenwick律师事务所2025年发布的一份公司治理报告显示,在其调查的标普1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只有一家未设董事长。结合英伟达自身的披露,这家公司正是英伟达。
同一份报告还显示,在设有董事长的受调查公司中,60.6%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这意味着,在美国大型企业中,两职合一仍是更为普遍的安排。
英伟达此前并未公开披露明确的接班安排,也没有显而易见的内部接班人。黄仁勋在2023年曾表示,他相信自己还可以再管理这家公司三四十年。前英伟达高管表示,多年来,公司内部曾讨论过为黄仁勋制定继任计划,但遭到他的抵制。
曾于2006年至2013年供职于英伟达的安谋首席执行官雷内·哈斯,在2024年一次谈及黄仁勋管理风格的采访中说:“他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觉得这会在高管之间制造竞争,并导致分裂。”
在艾夫斯看来,董事会正面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要求:创始人公开寻求回归,部分股东拥有推动治理议题的制度渠道,而政府内部对继任人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总统特朗普对黄仁勋回归持开放态度,财长则倾向于引入外部人士。尽管如此,艾夫斯仍维持对英伟达股票的“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为2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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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架构
在程序定性上,董事会拥有的罢免权限,必须与本次实际采用的离任方式区分。根据英伟达公司细则,获得在任董事过半数同意,董事会即可有因或无因解除CEO职务。但公司11月12日公告披露的是黄仁勋辞去总裁、CEO及董事职务,而非遭董事会投票罢免。根据SEC文件,董事会已于前一天接受其辞呈,即刻生效。
由董事会监督并任免CEO、由独立董事占据多数席位,是大型上市科技公司的常见治理安排。创始人能否实际掌控董事会,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表决权结构,以及是否拥有超级投票权等控制机制。纳斯达克上市规则通常要求董事会由独立董事占多数。以微软为例,根据其11月9日更新的2026年委托书补充文件,11名董事候选人中有10人为独立董事。因此,除CEO,其余董事均为独立董事的配置,并非英伟达独有的特殊设计。
在黄仁勋离任前,英伟达11人董事会中的其余10人,均被公司认定为独立董事。公司2026年委托书还解释了当时不设董事长、由首席独立董事协调董事会事务的理由:确保每名董事在公司事务与管理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独立董事每年都会重新评估这一职务安排及其人选。不过,英伟达于11月12日公告,琼斯获任公司首任董事长,此前的领导架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原有架构中,承担重要协调职责的是首席独立董事斯蒂芬·尼尔(Stephen Neal)。尼尔于2019年加入英伟达董事会,同时担任提名与公司治理委员会主席。2026年委托书列示其年龄为77岁。他是美国Cooley律师事务所的名誉主席兼资深法律顾问,曾于2001年至2008年担任该所首席执行官,长期处理公司治理、证券、反垄断及内部调查等事务,并为多家公司的董事会和特别委员会提供法律服务。
尼尔对大型企业的治理争议并不陌生。他曾担任李维斯(Levi Strauss & Co.)董事长,参与通用汽车的重大纠纷,也曾代表惠普创始人威廉·惠列特之子沃尔特·惠列特,试图阻止惠普与康柏合并。他过去的客户还包括Theranos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后者后来因欺诈罪入狱。
尼尔所在的Cooley与英伟达也有深厚渊源。该所参与了英伟达1993年的公司设立,承办其1999年的首次公开募股,此后长期担任公司的主要外部法律顾问。
这场风波暴露出英伟达对创始人的高度依赖。在黄仁勋离任前,圣克拉拉大学利维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乔-艾伦·波兹纳曾表示:“在公众舆论领域,度过这类风暴的最佳方式是让涉事首席执行官或其他相关人员公开道歉,并至少暂时将控制权让渡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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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高墙
黄仁勋的回归之争,正在检验创始人的个人权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公司控制权。没有超级投票权的保障,即使亲手缔造了一家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面对董事会的拒绝,他仍须遵循股东提名、会议召集与投票表决的规则。员工拥戴、产业人脉与硅谷声援可以增加谈判筹码,但要改变董事会组成,这些支持最终仍须转化为合资格的提名和足够的选票。
根据路透社11月17日对公司文件及持股数据的梳理,黄仁勋及其关联实体持有英伟达约3.5%的股份,连续持有超过3%股份的时间已逾三年。这为他保留了一条影响董事会构成的制度路径:按照英伟达的委托书准入机制(Proxy Access),连续三年持有至少3%表决权、并满足其他要求的股东,可以将符合条件的董事候选人纳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代理投票材料。按目前董事会规模,黄仁勋可通过这一机制提出两名候选人。这能够降低进入选票的成本,但争取股东支持所需的沟通、征集与组织工作,依然不可省略。
提名也不意味着当选。一旦候选人数超过应选席位,触发竞争性选举,英伟达将按照得票领先者当选的规则确定结果。黄仁勋支持的候选人仍须与其他人争夺选票,而不能仅凭提名者的持股获得董事职位。通过委托书准入机制提出的候选人,还须满足独立性及其他资格要求,公司可以依据细则排除不合资格者。
即便候选人最终获选,其受托义务也指向公司及股东整体,不能只对提名者负责。因此,两名董事的当选可以增加黄仁勋在董事会内部的影响,却不足以直接赋予他控制权。要改变董事会的决定,他仍须说服更多董事接受自己的判断。
如果不愿等待年度股东大会,黄仁勋还可以尝试联合其他股东,请求召开特别股东大会。但这条路径首先要求申请者合计持有至少15%的表决权,且符合连续持有至少一年的条件。以约3.5%的持股计算,他还需要争取约11.5个百分点的合资格长期持股支持。商界名人的公开声援无法直接折算成这些股份;参与申请者必须证明实际持股、连续持有期限及相应权利,并履行披露和通知程序。这里的一年是持股资格要求,并非宣布结盟后才开始计算的“锁定期”。
会议能够召开,也不意味着董事会就能被改组。按照英伟达细则,股东若要无因罢免现任董事,须获得全部已发行在外、享有董事选举投票资格股份所对应表决权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这个分母不会因为股东缺席或弃权而缩小,未投票的股份同样增加了动员难度。以一个假设情形为例:如果实际参与投票的股份仅占全部合资格表决权的77%,赞成罢免的票数就须达到这部分股份的约86.6%,才能跨过全体表决权三分之二的门槛。
这样的要求,使临时撤换董事会成为一项需要广泛股东共识的行动。不过,三分之二的门槛针对任期内的无因罢免,并不意味着年度董事改选也须取得同样比例的支持。等待年度选举、通过提名争取董事职位,与召集特别会议、推动罢免现任董事,是程序和难度不同的两条路径。即使罢免案获得通过,空缺职位的填补也须遵循相应规则,不能将罢免成功等同于已经取得董事会控制权。
这些门槛,使贝莱德、先锋等大型机构股东的判断尤为重要。但将它们视为天然支持创始人或天然维护现任董事会的统一阵营,都缺乏依据。大型资管机构代表基金投资者和客户行使投票权,须依据相关投票政策,评估何种安排更有利于长期投资回报。创始人的技术判断、客户关系与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围绕其个人行为的合规争议、监督缺陷和法律风险,都可能进入这一评估。
机构投票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跟随ISS、Glass Lewis等代理咨询公司的建议。第三方研究可以提供参考,但大型机构通常设有自己的治理研究和投票团队。贝莱德的公开政策明确强调独立判断,并表示不直接跟随代理咨询机构的投票建议。与此同时,不同基金、客户账户及投票授权安排,也意味着一家资管机构名下的全部持仓,未必构成可以统一调动的票仓。
约3.5%的持股,为黄仁勋保留了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使他的回归诉求具有现实的谈判基础。但创始人过去创造的价值,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重新掌舵的授权。要让回归成为可以接受的选项,他需要说服股东与董事会:自己的领导力能够在有效监督和合规约束下,继续为英伟达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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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家族信托的十年布局
在公司治理争议之外,黄仁勋家族此前完成的一项财富安排,也受到关注。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黄仁勋与妻子洛莉(Lori)在今年3月,将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从两份到期的GRAT转入家族不可撤销信托。这笔转移按十年前设定的时间表完成。接受媒体采访的财富顾问与遗产律师认为,其规模极为罕见,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笔财富得以传向下一代的税务安排。波士顿Rubin & Rudman律师事务所的信托与遗产律师约书亚·卡斯韦尔(Joshua Caswell)评价:“这笔财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遗产税成本。”
据媒体报道,黄仁勋夫妇使用的工具,名为“授予人保留年金信托”(grantor-retained annuity trust,简称GRAT)。这是一种富豪常用的财富传承工具,Meta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耐克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以及特朗普的父母,都曾使用过类似安排。
理解这笔操作,首先要看GRAT如何分配资产与收益。
设立人将股票、私人企业股权或商业地产等资产放入信托,约定一个期限,并在期限内按期领取年金。如果信托在完成这些支付后仍有剩余资产,剩余部分便可按约定转给受益人。
在结构设计得当的“归零型”(zeroed-out)GRAT中,设立人保留的年金权益,按国税局规定的利率折算后的现值,会被设计为接近最初投入的资产价值,从而将设立时的应税赠与额压至接近于零。这通常可以不占用或仅占用极少的联邦赠与税与遗产税终身免税额度。2026年,该额度为每人1500万美元。这一安排的关键,在于信托资产能否取得足以覆盖约定年金支付的回报。如果资产增长超过设立时适用的国税局基准利率所对应的要求,超出的部分就有机会留在信托中,并在期满后转给受益人。资产增值越显著,最终可以传递出去的财富通常也越多。
Fidelis Capital合伙人兼财富策略师、前遗产律师克里斯·泰特(Chris Tate)认为,GRAT具有成熟的税法基础,是一种常用的遗产规划工具。不过,规划效果仍取决于资产表现、期限安排与执行情况。如果设立人在GRAT到期前去世,信托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可能重新计入其应税遗产。若投入的是难以估值的非上市股权或其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估值与年金支付也会更加复杂。如果投资回报不足,年金支付可能耗尽信托资产,期满时便没有剩余财产可供受益人取得。此时,资产可能已通过年金支付回到设立人手中,但不能理解为原有资产及其价值会“原封不动”地返还;法律与管理费用也仍须承担。
泰特说,设立人还可以将返还的股份投入新的GRAT,“相当于再赌一次增值”。
黄仁勋夫妇这笔安排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把一部分信托期限设到了十年,并赶上了英伟达价值急剧增长的时期。
2016年2月,在英伟达财报电话会议上,黄仁勋就热切谈到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的机遇。当时,英伟达仍主要是一家游戏芯片厂商。他预期,企业会将人工智能嵌入越来越多的应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股浪潮席卷各行各业。”一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3月16日,黄仁勋与洛莉向四份GRAT注入英伟达股票。其中两份期限为四年,另外两份则长达十年。相较于常见的短期安排,十年期GRAT需要承担更长时间内的市场与生存风险,但也能为资产增值保留更长的时间。
黄仁勋夫妇向这两份十年期GRAT注入了价值约5100万美元的英伟达股票。此后,随着英伟达成长为全球领先的AI芯片厂商,这批股份的价值迅速攀升。卡斯韦尔说:“能看出他当时对自己、对公司极具信心。”
根据媒体对SEC文件的分析,到2017年5月,两份十年期GRAT的合计价值已超过1.9亿美元,增至最初投入的近四倍。到2021年,其价值突破10亿美元;两年后,其价值较2021年又翻了近一番。
2026年3月18日,两份信托按计划到期,合计约5896万股英伟达股票转入“黄氏不可撤销剩余权益信托”(Huang Irrevocable Remainder Trust),当时市值超过105亿美元。SEC文件记录了此次到期分配,但并未披露最终受益人的具体身份。黄仁勋夫妇育有两个成年子女——麦迪逊(Madison)和斯宾塞(Spencer),两人均在英伟达任职。根据道琼斯市场数据,从这一策略启动到结束,英伟达股价累计上涨22161%,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288%。受访遗产律师用“难以置信”“大获全胜”“无可挑剔”等词,形容这笔财富传承的规模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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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李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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