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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十年,广州。一个四十九岁的男人被押到刑场。他叫谢灵运。三年前,他还在会稽的山里砍树开路,几百人跟着,从始宁一路砍到临海。临海太守站在城楼上看见山上下来几百号人,以为是山贼,赶紧调兵。后来知道是谢灵运,才把兵撤了。
三年后,他在广州被处死。罪名是谋反。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是他自己写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韩国灭亡,张良奋起;秦帝称霸,鲁仲连以为耻。这两句诗,成了他谋反的铁证。但他到底反了什么?翻开《宋书》《南史》《资治通鉴》,同一件事有三种写法,没有一种能把这个罪名坐实。
这篇文章只做一件事:把他一生里的几件"荒唐事"按时间摆出来,然后问一句——这些事,在什么年代算荒唐,在什么年代算正常。答案不在他本人身上,在他活着的那个年代,和他以为活着的那个年代。
一、一个字,爷爷从嫌弃变成了得意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谢玄八万人,打赢了前秦号称的百万大军。这是谢家最风光的一年,也是东晋最风光的一年。这一仗打完,东晋又活了三十七年。五年后,谢玄死了。死之前,他有件事一直想不通:儿子谢瑍,生下来就不聪明。《宋书》写得很客气,四个字——生而不慧。
后来孙子出生了。孙子叫谢灵运。史书说这孩子从小就聪慧,谢玄觉得奇怪,跟亲戚朋友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两本书记得不一样。《宋书》记的是:「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翻成白话:我生了谢瑍这个笨儿子,谢瑍怎么会生出灵运这样的儿子。
《南史》记的是:「我乃生瑍,瑍儿何为不及我。」翻成白话:我生了谢瑍,谢瑍的儿子怎么比不上我。一个是夸孙子,一个是嫌孙子。差在哪里?差在「那得」后面有没有一个「不」字。
清代钱大昕考过这件事,说《宋书》脱了一个「不」字,原文该是「瑍那得不生灵运」——我生了谢瑍,谢瑍怎么会不生出一个灵运来。加了这个「不」,语气全变。不是怀疑,是理所当然。《南史》的校勘记说得更直接:李延寿改这一句,失去了原话的隽永。
一个字的差别,爷爷从「这孙子哪来的」变成「我孙子当然这样」。这个细节重要,因为它定了一个基调:谢家对这个孩子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是「理所当然」。谢灵运四岁那年,谢玄死了。他爹谢瑍死得更早,史书只说「早亡」,没写哪一年。
钟嵘《诗品》里说,他小时候寄养在钱塘一个姓杜的道士家里,十五岁才回建康,所以小名叫客儿——客人。祖父死后,他袭了康乐公的爵位。哪一年袭的,史书没写清楚。公爵,是东晋门阀的顶格。
二、他改一次衣服样子,建康城跟着改一次
《宋书》写他四个字:性奢豪。后面还有十二个字: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他穿的衣服、用的东西,样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世共宗之——全城都学他。咸称谢康乐——大家不叫他名字,叫他谢康乐。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改一次衣服样子,建康城跟着改一次。
这个本事,比当官大。但他脾气不好。《宋书》里有一句,很短:坐辄杀门生,免官。因为擅自杀了一个门生,被免官。门生不是学生。是依附在他家门下的门客、佃户、私人部曲。他家里有几百个。杀了一个,被免官。史书没写为什么杀,也没写杀了谁。就七个字。
他的堂叔谢混评价他,也是四个字:博而无检。学问大,没规矩。这几个字,几乎就是他的一生。后来他投了刘毅。刘毅被刘裕杀了。刘裕用他,让他当太尉参军。再后来,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这里有一个数字要停一下:谢家的公爵降为侯爵,食邑从二千户降到五百户。
从公爵到侯爵,从二千户到五百户。这不是一个家族的兴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算。谢家是东晋的顶梁柱。淝水那一仗打赢了,东晋才多活了三十七年。现在东晋没了,顶梁柱就成了一件旧家具。但谢灵运没有接受这个降级。他一辈子的所有麻烦,都是从「不接受」这三个字开始的。
三、说让他当宰相的人,背后说他空疏
刘裕死后,太子刘义符即位,十七岁。朝政在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个人手里。谢灵运这时候跟一个人走得很近——庐陵王刘义真,刘裕的二儿子。史书上说,刘义真喜欢文学,跟谢灵运好得不得了。好到什么程度?刘义真说过一句话:
「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等我当了皇帝,让谢灵运、颜延之当宰相,让慧琳和尚当西豫州都督。这话传出去了。《资治通鉴》记了,《宋书》的刘义真传也记了。一句话,把自己的班底提前公布。这不是交朋友,这是组阁。
但刘义真私底下怎么说谢灵运的?他说:「灵运空疏,延之隘薄。」谢灵运空疏,不切实际。颜延之心胸窄,见识浅。后面还有一句:「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就是性情投合,聊得来,才跟他们玩。一边说要让人家当宰相,一边说人家空疏。
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就把谢灵运在这个体系里的位置说清了:他是文学伙伴,不是政治伙伴。刘义真需要一个人陪他谈诗、谈玄、谈山水,谢灵运合适。但真要治国,刘义真自己都知道他不行。谢灵运不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但不承认。刘义真十八岁就死了。
徐羡之等人受不了这个组合,先把他废了,再把他杀了。杀他之前,先把谢灵运赶出京城。史书写的是:构扇异同,非毁执政。挑动是非,攻击执政大臣。八个字,谢灵运离开了建康。
四、当了一年太守,写了一堆诗,然后辞职
永嘉,今天的温州。有山,有水。谢灵运到了永嘉,不办公。史书上写: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审案子、管百姓,一概不管。所至辄为诗咏——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中国第一批山水诗,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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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名的一首叫《登池上楼》,里头有两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十个字,写了一个春天的早上。钟嵘《诗品》里记了个故事:他在永嘉西堂想诗,想了一整天想不出来,睡梦里忽然看见堂弟谢惠连,一下子就得了这两句。他自己说,这话有神助,不是我的话。
他在永嘉待了一年,辞职了。史书上说「在郡一周」,一周就是一年。他的堂弟谢晦、谢曜、谢弘微都写信劝他,他不听。他回了会稽始宁。祖上的宅子在那儿,还有别墅,靠着山,临着江,幽居之美,占尽了。他写了一篇《山居赋》,自己给自己作注。赋写完,名气更大了。
史书上说:每有一首诗传到建康,从贵族到平民,没有不抢着抄的。一夜之间,全城抄遍。这一段要看清一个东西:他在永嘉的一年,政务上什么都没做。但中国第一批山水诗,是这一年写出来的。
他把一个太守的职位,当成了一个采风的机会:在东晋,这叫名士风度;在刘宋,这叫尸位素餐。
五、皇帝说他的诗和字是两样宝贝
元嘉三年,文帝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谢灵运被征召回京,当秘书监。他不去。皇帝再召,他还是不去。皇帝让光禄大夫范泰给他写信,劝了半天,他才出来。皇帝让他整理皇家藏书,又让他修《晋书》。他写了提纲,书没写完。后来升他做侍中。侍中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三品。
天天见,待遇很好。皇帝说,他的诗和字,是两样宝贝。但谢灵运不高兴。他以为自己能参与朝政,结果皇帝只跟他聊文学。王昙首、王华、殷景仁,资历名望都不如他,一个个都掌了实权。他心里不平。于是他不干活了。经常说有病,不上班。不上班干什么?
挖池子,种竹子,种花,还调用公家的劳役,没日没夜。出城游玩,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十几天不回来。不请假,不报告。皇帝的态度是:不想伤大臣的面子,暗示他自己辞职。谢灵运上表说自己有病。皇帝批准他休假东归。临走,他上了一道《劝伐河北书》。
元嘉五年,御史中丞傅隆弹劾他,他被免官。这一段,是整件事的转折点。文帝对他不薄。侍中三品,天天见面,还夸他的诗和字。换一个人,这就是一辈子最好的位置。但谢灵运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东晋的宰相。
是那种「王与马共天下」的位置——士族和皇帝分权,门阀可以跟皇权平起平坐。刘宋没有这个位置。刘裕是寒门武将出身,他打天下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门阀。他建立的国家,一切设计都是为了不让门阀再起来。谢灵运在要一个已经被拆掉的椅子。
六、为了两片湖,他跟一个和尚结了仇
回会稽以后,谢灵运干了件大事。家里有钱,仆人多,门生几百个。开山,挖湖,工程没完没了。他还发明了一样东西:爬山穿木鞋。上山的时候把前齿去掉,下山把后齿去掉。前后齿一拆,鞋底就成了斜面,上下坡都省力。后来李白写「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说的就是这双鞋。
有一回,他从始宁南山砍树开路,一路砍到临海。跟从的有几百人。临海太守王琇在城楼上看见山上下来几百人,以为是山贼,赶紧调兵。后来知道是谢灵运,才放心。谢灵运请他再往前走一段。王琇不肯。谢灵运写了首诗送他,说:你当太守的怕路险,我当游客的爱走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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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太守叫孟顗。孟顗信佛,信得很认真。谢灵运看不起他。有一回,谢灵运当面跟他说:要得道,得有慧业。你老人家升天会在我前面,成佛一定在我后面。慧业,是宿慧,是悟性,不是文才。史书四个字:顗深恨此言。会稽城东有个湖,叫回踵湖。
谢灵运想把湖水排干,改成田。皇帝同意了,让州郡去办。孟顗不同意。理由:这湖离城近,湖里出产的东西,百姓靠它吃饭。谢灵运又要另一个湖,始宁的岯崲湖。孟顗又不同意。谢灵运火了,说孟顗不是为了百姓,是怕排水的时候伤着湖里的活物——因为他信佛。
两个人结了仇。这一段,看起来是地方纠纷,其实是两种权力的碰撞。谢灵运凭什么要湖?凭他是康乐公,凭他家的门生几百个,凭皇帝点了头。孟顗凭什么不给?凭他是会稽太守,凭他手里有行政权。在东晋,前者压后者。在刘宋,后者压前者。
七、他脱了衣服在庙门口大喊
这一条,只有《南史》有。《宋书》没写。《南史》记:他跟王弘之几个人在千秋亭喝酒,喝到脱光衣服大喊。孟顗受不了,派人去说。谢灵运大怒,回了一句:「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翻成白话:我自己喊,关那个傻子什么事。孟顗上表,说谢灵运有异志。
同时他自己发兵设防,用露板——不加封的公文——急奏朝廷。一个太守,为了告一个闲居的文人,先动了兵。谢灵运听说,从会稽一路跑到建康,上表自辩。这篇表,《宋书》全文收录。里面最狠的一句:「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
翻成白话:没听说过读书人想造反,没听说过隐居的人想犯上。《宋书》只给了七个字:知其见诬,不罪也。皇帝知道他是被诬陷的,没有治罪。但不让他回会稽了。让他去临川当内史。这一段,是整件事最荒诞的地方。一个喝醉了脱衣服大喊的人,被举报「有异志」。
举报的人信不信?大概不信。他要的不是定罪,是把这个人赶走。皇帝信不信?明确说不信。但他也没让谢灵运回去。一个明知道是诬告的案子,处理结果是:告的人不罚,被告的人调走。这就是皇权处理麻烦的方式:不判对错,只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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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朝廷来抓他,他把抓他的人扣了
临川,今天的江西抚州。谢灵运到了临川,还是老样子。史书上说,跟在水嘉一样,游山玩水,被监察官弹劾。然后:司徒派人来抓他。司徒是彭城王刘义康。谢灵运把来抓他的人扣了。然后起兵,跑了。跑的时候写了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他被抓了。廷尉判斩。
皇帝说,免官就行了。彭城王坚持说不该宽恕。最后下诏:谢灵运罪大,本该依法处死。但谢玄有功于国,应该宽恕他的后代。减死一等,流放广州。这里要停一下。《宋书》记这一段,是这么写的:「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
一句一句拆开:先扣人,再起兵,再逃跑,最后才写「有逆志」。这个顺序本身就可疑。一个预谋造反的人,史书该先写他的反心,再写他动手。这里倒过来:动作在前,动机在后。也就是说,史书记的是他做了什么,不是他想过什么。
一个被逼到墙角、一时冲动抗命的人,才是这个顺序。还有,《宋书》说的是「兴兵叛逸」——起兵逃跑。《南史》删掉了「执录望生」四个字,直接写「灵运兴兵叛逸」。《资治通鉴》写得最简:灵运执望生,兴兵逃逸。三本书,三种详略。共同点是:都承认他动手了。
共同点还有:都没有写他打算打到哪儿、联络了谁、要干什么。起兵,然后跑。一支没有目的地的军队。这不是造反。这是一个门阀子弟,在用他祖上用过的方式表达愤怒——他祖上谢安、谢玄那一代,家里是有私兵的,是可以「部曲自随」的。
他大概以为,扣几个人、拉一支队伍、跑一段路,这叫「抗议」。在刘宋,这叫谋反。
九、有人要劫囚车,劫的人没到,他先到了
谢灵运被押往广州。路上出了一件事。一个叫宗齐的军官出差,路过桃墟村,看见七个人在路边说话,觉得不像好人,报告郡县,派兵抓了。打了一架,七个人全抓了。其中一个叫赵钦,山阳县人,招了。招词很长,大意是:同村的薛道双先跟谢灵运共过事。
九月初,薛道双托同村的成国传话给赵钦,说谢灵运犯了事,要送去广州。他给了钱,让买弓箭刀盾,请薛道双联络乡里的壮丁,在三江口把囚车劫下来。事情办成了,功劳大家分。纠集了一伙人,没截到。回来路上没饭吃,就沿路抢劫。这里有个问题。
谢灵运这时候还没到广州。他自己怎么知道自己要被送去广州?流放是皇帝下的诏。诏书在宫里。一个山阳县的农民,怎么知道?《资治通鉴》把这一整段压成一句话:「久之,或告灵运令人买兵器。」过了很久,有人告发谢灵运让人买兵器。谁告的?没说。
还有一本书,叫《建康实录》,唐朝人写的,记了另一个版本。它说谢灵运在临川的时候,收留了一个来投奔的人,让他住正房,天天喝酒说笑,也不避人。于是有人暗示主事的人,用「黩货」——贪污——这个名目弹劾他。一个版本说他在临川游山玩水,一个版本说他收留人、被人告贪污。
两个版本,都没有说他造反。但最后定他罪的,是造反。有关部门上奏,依法收押治罪。皇帝下诏:在广州执行弃市。三江口这一段,是全案唯一的「谋反实据」。它只有一处来源,而且有时间上的漏洞。但没有人去补这个漏洞。因为案子已经定了。
十、广州,四十九岁
临死前,谢灵运作了一首诗。他提到了四个人。龚胜,西汉人,王莽篡位后绝食而死。李业,西汉人,王莽征他做官,他称病不去,被逼喝毒药。嵇康,被司马昭杀了。霍原,被王浚杀了。四个人,四个不合作的人。有的死于前朝,有的死于当朝,共同点是:都没有向当权者低头。
他不是在喊冤。他是在给自己归类:我跟他们是一类人。诗的最后两句:「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翻成白话:遗憾的是我这一身君子的志向,没能死在山上。时元嘉十年,年四十九。弃市,是在市口公开处决,示众。廷尉判的是斩。皇帝改成流放。最后还是弃市。
诏书里「减死一等」,减到的是流放,不是换一种死法。真正要他命的,是到了广州之后那件新案子。减死是形式,死是结果。一级一级往下减,还是死了。
尾声:他死了三年,名字还能再杀一个人
三年后,元嘉十三年。檀道济被杀。诏书里有一句:「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翻成白话:谢灵运心思凶险,言辞丑恶,不臣之心很明显。檀道济接受他的邪说,常常包庇他。谢灵运已经死了三年。他的名字,还能再杀一个人。
而且这条罪名,不是凭空来的。当年徐羡之要废庐陵王,檀道济是反对的,反复说过不行,没人听。谢灵运是庐陵王的人。两个人在同一件事上,站在同一边。三年后,一个死了,一个因为包庇死人被杀了。沈约在《宋书》里给他写了传,传末有一段「史臣曰」,只论文章,不评人品。
李延寿在《南史》里给了一句:才名震动江左,可是猖獗不止,自己招来覆亡。人各有各的本事,这话说得对。两个史官,都避开了那个最直接的问题:他到底反没反。因为这个问题没法答。说他反了,三江口那段是孤证,时间对不上。
说他没反,他确实扣了公差、起了兵、跑了。所以史书选择写过程,不写结论。最后说一件时间上的事。东晋亡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谢灵运死于元嘉十年,公元433年。中间十三年。这十三年里,他一直活在旧地图上。他改衣服,是东晋名士的做派。
他凿湖,是门阀占有山泽的老规矩。他脱衣服大喊,是竹林七贤传下来的风度。他扣公差,是部曲私兵的余绪。每一件,在东晋都是「名士」,在刘宋都是「罪证」。他不是不知道新朝已经来了。他是拒绝承认。不过,三江口那件事也许根本不存在。
如果那是构陷,杀死他的就不是自己的脾气,是刘宋需要他死。但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不肯低头的门阀,在这样的朝廷里,怎么都得死。一个王朝换了,制度换了,规矩换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换。
所以碾碎他的不是某一个皇帝,是那十三年——他站在两个时代中间,哪一边都不算他的人。
参考史料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沈约)
《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李延寿)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二(宋纪三、四),元嘉三年至元嘉十年条
《建康实录》卷十二(唐·许嵩)
《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卷五《文帝本纪》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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