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孟宪平,今年五十八岁,山东济宁人,在一所县城高中教了三十三年语文,当了二十六年班主任,前年刚退休。
退休那天,学校给我开欢送会,让我讲几句。我端着茶杯站起来,憋了半天,就说了一句话:
“我这辈子教过的学生里,最后悔的,是我亲手‘放飞’过的那一届。”
底下年轻的老师们都笑,以为我在说玩笑话。只有几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老教师,笑完之后都低下头去,没吭声。
因为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要说清楚这句话,得从二〇〇八年说起。
那年我四十一岁,正是干劲最足的时候。学校搞课改,选了两个班做实验,我带的高一(3)班被选中了。上级来开动员会,请了个教育专家,讲课讲得那叫一个漂亮。专家说,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孩子,把孩子关在教室里,一坐一天,把天性都磨没了。欧美教育为什么出人才?人家尊重天性,释放天性,让孩子在自由中成长。
专家还举了个例子,说美国孩子下午三点就放学,作业一小时写完,剩下的时间搞社团、搞运动、搞兴趣,照样出科学家。
底下坐着我们几十个老师,听得一愣一愣的。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普及,谁也没条件去查证国外到底什么样,只觉得人家说的都对。
散会之后,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孟,你带的班,就按这个思路来。少留作业,少考试,多搞活动。三年以后,咱们用成绩说话。”
我当时是真心信这套的。
我儿子那年也上初一。我回到家跟媳妇说,以后咱对儿子也要宽松,不能逼,要释放天性,让他自己找兴趣。
媳妇将信将疑:“那他打游戏呢?”
我说:“游戏也是天性,适当玩,别管太死。”
媳妇说:“行,那你以后别嫌他成绩差。”
我当时还笑她思想老。现在回头看,这世上最贵的学费,就是家长自信满满交的“理念学费”。
实验班一开始,气氛确实好。
我大刀阔斧地改:作业减半,月考改成不排名,教室后面搞了个“图书角”,周五下午两节课不排课,让孩子们自由活动,搞了个“社团日”,有下棋的,有写诗的,有打篮球的。
孩子们高兴,家长一开始也高兴。家长会上我讲“释放天性”的理念,讲到一半,底下就鼓掌。有个开饭店的家长散会专门找到我,握着我的手说:“孟老师,我儿子从小就被他妈逼得直哭,还是您这个方法人道。”
我也飘飘然。那两年的我,走在校园里,觉得自己是全济宁最先进的教育者。
第一年期末,问题露头了。
全区统考,我们班数学平均分,比隔壁普通班低了十一分。英语低了九分。语文我亲自抓的,还低了六分。
我把成绩单看了三遍,安慰自己:理念转化需要时间,看三年,看高考。
第二年,差距没缩小,反而更大了。
更要命的是,我发现“释放天性”这四个字,在实际操作里,根本不是我专家课上听的那个样子。
专家嘴里的天性,是兴趣、是求知欲;落到教室里的天性,是睡懒觉、是打游戏、是抄作业。
我班上真正因为“自由”而如鱼得水的,只有三四个孩子——家里本身就是书香门第,爸妈晚上陪读书,周末带去博物馆,人家自由不自由,都在往上走。剩下五十多个孩子呢?作业减了,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没人管,就玩手机。那时候智能手机刚起来,孩子们人手一部,晚自习“社团活动”的名头下,一半人在底下打游戏。
有个学生叫赵小磊,脑子是真灵,初一全区数学竞赛拿过奖。进了实验班,自由了,开始通宵网吧。他爸在矿区下井,一个月回来一趟,管不了;他妈在服装厂三班倒,也管不了。这孩子白天上课睡觉,晚上网吧包夜。高二上学期,他连着三周没来上课。
我骑车去他家,院门锁着。邻居大婶说:“他妈上班去了,那孩子夜里才回来,白天睡觉。”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心里跟油煎似的。以前教普通班的时候,虽然累,但孩子们作业写没写、上课听没听,我天天盯。现在呢?我给他们自由,可他们家里没人接得住这个自由。
自由不是风筝断了线,自由是风筝有线还有整片天。我给了他们断了线的风筝。
压垮我的,是二〇一〇年冬天的一件事。
我们班一个女生,叫许文静,成绩中上,特别懂事。她妈找我谈话,说:“孟老师,我想给孩子转班。”
我说:“咱班气氛多好,孩子在这儿不压抑。”
她妈看着我,说了一句我到今天都记得的话:
“孟老师,您这儿不压抑,可高考压抑啊。她在这儿轻轻松松三年,进了考场怎么办?我们家没有矿,她考不上大学,就得跟她妈一样去站柜台。您释放的是孩子的天性,可社会不释放啊。”
我当时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媳妇问我怎么了,我把许文静妈妈的话说给她听。我媳妇是供销社退休的,没什么高学历,她就说了句大白话:
“庄稼不看理念,看收成。你种了一辈子地的人家的孩子,能不懂这个理儿?”
第二天我去找校长,要求实验班按普通班管。校长叹了口气,说:“老孟,市里拿咱们当课改样板,上头刚来人视察过,报纸都登了。再撑一年,撑到高考。”
就这样,我们又“自由”了一年半。
二〇一二年高考,我们班六十一个人,过本科线的二十九个,一本只有七个。隔壁普通班(2)班,六十三个人,一本十九个。
分数出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半夜。翻着学生的志愿表,翻到赵小磊那一份——他连专科线都没够上,复读了。
许文静转班转对了,她在(2)班考上了曲阜师范,后来当了老师。她给我发了条短信:“孟老师,谢谢您三年对我的好。但我也想跟您说,要是我没转班,我可能考不上。”
我看着那条短信,眼泪就下来了。
高考失利这事,在学校里激起了大浪。实验班停办了,课改的旗子悄悄收了,专家再也没来过。可对我个人来说,真正的功课还没完——
我儿子二〇一一年高考。
按“释放天性”的路子养的,高中三年,我对他管得松。他喜欢电脑,我全力支持,给他配了当时最好的机器,心想这不就是“兴趣驱动”嘛。
高考成绩出来,够了个普通二本,报了个计算机专业。
说实话,不算惨,但绝对对不起他的脑子。他小学时候是全校奥数第一。初中开始松,高中更松,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送他去大学报到,火车上他跟我说:“爸,我同学里好几个平时被管得死紧的,高考都发挥出来了。你当年要也像管实验班前那样管我,我肯定不止这个分。”
我说:“爸是信错了人。”
他说:“不是信错人,是信错事。人家国外孩子放学早,可人家的课堂、师资、社会资源跟咱不一样。咱这儿,高考就是独木桥,桥上就得拼。”
我一个教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被自己儿子上了一课。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教育理念再好听,得先问一句,它适合什么样的土壤。
后来的十几年,我继续当班主任,重新变回了那个“盯着作业、掐着自习、查手机查得比谁都严”的老孟。年轻老师背后叫我“孟扒皮”。我不辩解,扒就扒吧。
二〇二〇年,疫情那年,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张桂梅。
云南华坪,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收山区贫困女孩。新闻里放她拿着小喇叭喊学生起床,放学生五分钟吃饭、跑着去教室,放她手上贴满膏药。
网上当时争议很大。有人骂,说这是应试教育的极端,是压榨,是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换分数,不人道,违背教育规律。
我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看那些评论,看完,心里翻江倒海。
骂的人,大多生活在大城市,孩子上着一年学费好几万的学校,讲起“天性”“素质”“快乐”来一套一套的。可张桂梅招的是什么孩子?我去搜了搜资料,那些女孩家里,有的是妈妈被家暴跑了,有的十五六岁就要被拉去相亲换彩礼,有的弟弟在上学、她在喂猪。
对那些孩子来说,考出去是唯一的生路,而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拼了命地学。
张桂梅说过一句让我看一遍记一遍的话。她说,她的学生基础差,只能“笨鸟先飞”,别人学一遍,她的学生学五遍。她说:“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只有拼。”
后来每年高考出分,华坪女高的成绩都在新闻上挂着:本科上线率百分之百,一届一届,两千多个女孩从大山里考了出去,当了医生、老师、警察。有个学生毕业后回校当老师,记者问她恨不恨张老师当年管得那么严,那姑娘说:
“当年也怨过。现在明白了,没有张老师掐着我,我现在在山里抱孩子呢。”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给我媳妇喊:“你过来看!”
她过来,我把新闻指给她看。她看完说了一句:“这不就是咱班当年那个理儿吗?”
对,就是这个理儿。
骂“严管”的人,手里有退路;张桂梅和学生手里,什么都没有。
去年秋天,有个学生组织同学聚会,专门开车来接我。
一桌子人,三十来岁的、四十来岁的,都是当年实验班的。酒过三巡,赵小磊,就是当年网吧那个,端着杯子过来敬我。他后来复读一年,考了个大专,学机电,现在在青岛一家德资工厂当技师,干得不错,娶妻生子。
他说:“孟老师,我敬您。当年那事儿,我不怪您,那时候满大街都在说快乐教育,您也是被裹进去的。我就悔我自己,要是有人当年拦我一把……”
他说到这儿,声音有点哽咽:“我跟我们厂里新来的年轻人说,别听网上那套‘释放天性’,十八岁以前,听话,学习,等你有本事了,天性有的是地方释放。”
一桌人都静了。
许文静也在,她现在是小学老师。她说:“孟老师,我现在班上家长,一大半又在喊减负、喊快乐、喊别逼孩子。我看着他们,就像看见当年的您。我把您当年给我妈说的那套话,原样说给他们听。有的人听,有的人不听。”
我问:“不听的后来怎么样?”
她说:“小升初分班的时候,就见了分晓。吹捧天性的家长,最后都乖乖去报了补习班。只不过晚了几年,补的钱和补的课,都是双倍的。”
那天散场,我坐学生的车回家,一路上心里五味杂陈。我亏欠这批学生的,是拿他们当了理念的试验田。可他们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怪我。
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今年六月高考,我特意去考点门口转了一圈。
看见送考的家长,一个个攥着拳头的样子;看见警察开道、出租车免费接送、考点外小马扎坐一排的爹妈。也刷到了华坪女高的新闻,孩子们考完,冲出考场,跟张桂梅抱成一团哭。
我站在人群外头,想起十四年前那个冬天,想起许文静她妈那句“您释放的是孩子的天性,可社会不释放啊”。
十四年了,这句话被张桂梅和她那些从大山里考出去的学生,一次一次地证实着。
我教了一辈子书,最后想明白的就一条:
孩子当然有天性,天性也当然珍贵。但天性能不能长成材,看的不是它“释放”了多少,而是它在长成的路上,有没有人给它立规矩、扶它一把、在它想放弃的时候逼它一下。
“释放天性”这四个字,放在有家教、有资源、有退路的家庭里,是锦上添花;放在没人管、没退路的孩子身上,就是一张画饼。
对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教育最大的骗局,就是把别人的锦上添花,当成了自家孩子唯一的路。
张桂梅没有骗她的学生,那些大山里的姑娘也没有骗自己。被骗的,从来是那些手握大把资源、却把“快乐”挂在嘴边、最后耽误了自家孩子的家庭。
我一个退休老头子,说这些不是唱高调。我是拿一届学生的前途、拿自己儿子的十八岁,试过错、赔过学费,才敢站出来说这句实话:
严,不是不爱。对没有退路的孩子,严,才是最大的爱。
故事讲完了。如果您也见过“释放天性”栽的跟头,或者您就是当年那个差点被放飞的“赵小磊”,欢迎在评论区说说您的经历。我是老孟,咱们下回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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