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撕光所有产检,医生看她,却笑出了声。
“医生,我求您,别告诉我婆婆。”我说这话时,产房的冷气正贴着脊背往下灌。九月十七日凌晨三点,市二院产房,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我数到第七次宫缩,阵痛像一把钝刀,在我的腰椎上来回地割。我攥着产床冰凉的扶手,指甲盖嵌进金属的缝隙里,疼得说不出话。二十三岁的助产士小李看着我,她的口罩动了动,像是在憋一句问话,最终还是没开口。
我丈夫周强在走廊里,隔着两层门,我能听见他手机里斗地主的外放音效,一声一声的,“要不起”,“对三”,“王炸”。他已经在产房外待了十四个小时,可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他自己一个人待在这世上似的。我妈五年前就没了,父亲在老家,我公公婆婆就坐在候诊区的蓝色塑料椅上,婆婆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公公的脚边摆着一大袋红鸡蛋,上面还贴着一张打印纸,写着“报喜”两个字,报喜,他们连孙子的小名都想好了,叫“喜娃”。
我从来没告诉他们,我得过一种病,叫“肛门闭锁”,不是说我没有,是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我自己的这个病,花了家里十八万,做了四次手术,才勉强能活到二十九岁,活到今天,活到我自己躺在床上,要生下我的儿子。医生跟我说,这个病有遗传倾向,不保证,但概率比常人高出三十倍。我在孕二十四周,瞒着所有人,去做了那个检查,结果上写着一行小字,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胎儿肛门括约肌显示不清,考虑肛门闭锁可能。”
我撕掉了那张报告单,撕成十六片,吞进了喉咙里。
我宁可自己消化掉这个结果,也不愿让我儿子一出生,就被他爷爷那句“造孽”给砸在地上。
产程走了十二个小时,我从没有这么疼过。四点半的时候,那个姓王的主任医生进来了,他戴着无框眼镜,手指冰凉,按在我肚子上的时候,他问我:“你最后一次产检什么时候?”我说:“三十二周。”他顿了顿,又问:“你查过什么项目没?”我别过脸,窗外的天还黑着,整座城市都像睡着了一样。我说:“查了,都查了,都挺好的。”
他没再问,只低头,等着我下一次宫缩。
“用力。”他说。
我用力,整个身体像绷紧的弓,骨头发出声音,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往下坠,一股温暖的、沉重的力量,往外冲。“哇——”孩子哭了出来,哭声很亮,像是要把产房的天花板掀翻。王主任托着那小小的、黏糊糊的身体,他的头转向了另一侧,我没看见,但我看见他的手,停住了。那只手悬在半空中,忽然不动了,像冻住了的鱼。
我盯着他的背影,等他说点什么。
他没说话,只用他那只戴着手套的手,顺着孩子的腿,往上摸了一遍,然后,又摸了一遍。
产房里安静了三秒钟,那三秒比一辈子都长。
“孩子有七斤三两。”他开口了,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报告,“男孩,足月。”然后他把孩子翻了个身,低头看了一眼那小小的屁股的部位。
空气凝住了。
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僵了片刻,很短暂,也就一次呼吸的时间。然后,他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挂着口罩后面,我看不见,只有他的眼睛,隔着无框眼镜,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同情,没有安慰,只有一种我太熟悉的神色,那种看见一个注定的结果时的疲惫。他什么都没说,只把孩子在襁褓里裹好了,递给我。
我接过来。
我儿子躺在我的臂弯里,他闭着眼,皱皱巴巴的,小嘴还在一抽一抽地动着,像在吃什么梦里的奶。我低头看了看他。
我知道我在找什么。
我掀开了那层薄薄的小毯子,我看了那一眼。
那个地方,光滑的,什么都没有。像一块被熨平了的布。
“没有。”我说,我自己都没听见我自己说的那句话。
“麻醉还没过,你先休息一下。”王主任的声音在很遥远的地方响着,“之后我们会有儿科医生来,做个检查。”
“我婆婆呢?”我说。
“在外面。”
“她的耳朵特别灵。”我说。我还想说话,可我的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接着门被推开了。
小李探进来半张脸:“王主任,产妇家属问,孩子出来了没有,长得像谁。”
我没等她回答,我就从床上坐起来了,我那腿部缝着的线,在拉扯着,但我还是坐起来了。我把孩子往自己怀里搂紧了一点,用我那只正在输液的手,解开了自己的病号服扣子,露出我空荡荡的左胸,皮肤上有一道旧刀疤,那道疤从锁骨一直划到肋下。那是我做第四次手术的时候留下的,那年我才十二岁。
“你怎么了?”王主任的声音慌了一下。
“我没怎么。”我说。我把孩子放在床上,把襁褓解开,我把他的小腿掰开,我低下头,我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我也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做这样的事。我张开嘴,我往我儿子的那个地方凑过去——我闻到了婴儿特有的奶腥味,和消毒药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我的嘴唇落到了那片光滑的皮肤上。
我吻了吻那个地方,我更用力地吻了一下。
“你干什么!”王主任吼了起来,他一把把我拽开,手套上的无菌胶皮在我脸上刮出一道红痕。
“我吸。”我说,“他要是闭锁,家里人要把他抱走,我吸得开,我吸得开它。”
我说不出来了,我躺回床上,泪水顺着我的太阳穴流进了头发里,我浑身都在抖。
“你疯了吗?”王主任说,“肛门闭锁不是吸开的,你该做的是检查。”
“我不做检查。”我说,“我不做检查,我不签字,我不治疗,我不转院,我就不治。”
我看着他的眼睛,我的声音很稳:“你们要是把这事告诉我婆婆,我就说孩子是你生生掐成这样的,我说到你吊销执照。”
他看着我,他沉默了。他摘下手套,扔进了垃圾袋里,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你去抱抱那孩子。”他对小李说,然后他走了出去。
小李不敢动,她站在门口,脚像钉住了一样。我儿子在床上,他没哭,他睁着眼,我看着他的眼睛,那眼睛又黑又亮,没有聚焦,看着我的方向,或者说,看着光。
我不知道看了多久,然后门又开了,是我婆婆。
她推开小李,直接走进来,她穿着那件大红的外套,像一团火,烧到了产房的门口。“男孩?”她说,她的声音里带着那种笃定的欢喜。
“嗯。”我说。
“让我看看。”
“他睡着了。”我说。
“我看一眼。”她伸手,来接。
我的手抱得更紧了,我说:“妈,等三天,三天后您再看,新生儿……脸上肿,不好看,等三天。”
她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但她的眼底,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咋了?”她问,“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没有。”我说,“就是我剖的,肚子还没收。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她狐疑地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小王,她叫我,我闺女,你可从来不是个矫情人。
我扯了扯嘴角,也不知道扯出的是什么形状。
她走了。我抱着孩子,没睡着。天亮了,阳光从产房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墙角那盆绿萝上,我数了数,一共十七片叶子。第三天早上,我又掀开了孩子的襁褓,他又让我失望了,那个地方还是光滑的。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用手指揉,我用热水敷,我甚至用了一根棉签,圆头的,轻轻地探过那个位置——什么都没有,密不透风。
不,不,不。那我也要让他活着。
我拔了输液针。
我抱着孩子,穿着拖鞋,走出了产房,穿过那条长走廊,走廊尽头的明晃晃的门。我走到护士站,又转过来,我在电梯门前站了很久。电梯门开了一次,又关了一次。里面没人。
我按了“1”,电梯下行。我从一层侧门走出去,天很冷,风刮着我的脸,我穿着单薄的病号服,抱着孩子走在马路牙子上,走了大概八十米,我看不见医院的高楼了。
我站在路口,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问我:“上车吗?”我摇了摇头,他骂了一句什么,开走了。
风灌进我怀里的襁褓,孩子动了动,发出一声小猫一样的哭声,我把他抱得更紧了。然后我看见了那几个字。
我抬头,我看见三个霓虹大字,在晨光里失了色:“仁爱堂”——一家私立儿童医院。我推门走进去,挂号窗口的护士头也没抬:“挂什么科?”“儿科。”我说。“名字?”她问。我说:“周喜娃。”她说:“出生证明?”我说:“没有。”
她把头抬起来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怀里的孩子。“孩子叫什么?”她问。“周喜娃。”我说。她压低声音:“你从哪个院区过来的?”
我的声音开始抖了,“市二院,”我说,“我是他妈妈,二十九岁,足月顺产,我求求你们,救救他。”
我把孩子放在台子上,我解开了那个襁褓,我把那个部位露出来。她从台子里面探出身来,看了一眼,她的嘴巴张开了,又闭上了。
“医生!”她叫了一嗓子。
出来的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看了我一眼,看完孩子,他很平静,他说:“你等等。”他进了里面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他说:“你这情况我知道,孕检没查出来是吧?”
他说:“你现在不转院,孩子喝不了奶,拉不出胎粪,吃一口就吐一口,我们这没法做这个手术,得去省里,医保能报销一部分。”
我说:“能报多少?”
他说:“你可自费的部分,十万上下。”
我低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努着小嘴在找吃的,他吸不着。
我把他往怀里搂得更紧了。
“十万?”我说。
“之前废话没多说了,先住院吧,查个B超。”他说。
我女儿七岁那年,她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老捏我屁股?”我说:“我怕你漏了风。”她笑了,她跑步去了,她跑得很快,辫子一甩一甩的,像我,年轻时也跑那么快。
后来,我没把孩子抱走,我没那个本事。出院那天,我婆婆来接过孩子,她抱在自己怀里,高兴得眉开眼笑,连孩子拉了胎粪她都要数着那几滴有什么成色。那是我儿子的第一坨胎粪,三天,他终于排出来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一点点,金黄色的,黏稠的,像一粒被水泡软的黄豆。他拉出来了。
我婆婆乐得合不拢嘴,她不知道那是我每天夜里,用我那根手指,沾着植物油,一点一点揉开的。揉到第七天,他“噗”地一下,排出那粒东西,我坐在床沿上,哭了整整一宿,那床单湿了一小片。
我的办法管用了。我儿子,他没做手术,他长到三岁,又长到五岁,他每天拉臭都拉得顺畅,我每天都检查,确认那个地方没有封回去。他不会记得他出生那三天,我做过什么,他也不会记得,他差点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我知道,他也不知道,那笔手术钱,我存了五年,存够了大半。我想,等他上小学前,带他去省城彻底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后遗症。这五年里,我公公婆婆待我好了很多,我给他们生了个大孙子,他们逢人就夸我,说我“命硬,克夫都能生”。
我丈夫周强,已经两年没回过家了。他在外头打工,一开始还寄钱,后来就只寄过一句:“别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知道他为什么走。他偷看了我藏在衣柜夹层里的那张报告单,我撕掉的是复印件,原件被我压在柜子底下。
“你早就知道,”这就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你明明知道,你要生一个有病的娃,你是故意的。”
他走的那天晚上,我把报告单烧了,灰埋在了阳台的绿萝花盆里,绿萝越长越大,现在都快爬满那半面墙了。
上个月,我婆婆又催我生二胎。她说:“老大都五岁了,趁着年轻再要一个。”我没说话,我就说:“妈,我去做个检查吧,查查我自己的,看看我还能不能生。”她很高兴,让我去。
我真去了。我挂号,做检查,等了三天,拿到报告,我去看医生,医生翻着我的病历,说:“你之前有过肛门闭锁手术史?卵巢和输卵管的状况可能也有影响。”
我说:“能怀吗?”
他说:“难说,概率不高,自然受孕几乎不可能。”
我把报告折起来,放进包里,回家路上,我买了个烤红薯,站在路边吃完了。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儿子跑出来接我,他手里攥着一根狗尾巴草,往我的脖子上挠。“妈妈,你给我生个小妹妹吧。”他说。
“好。”我说,“等妈妈把身体养好了。”
那天夜里,等孩子睡着了,我把那份报告,压在了衣柜底层最深处。屋里静悄悄的,我坐在地板上,看了很久那盆绿萝,叶子已经爬到了窗帘杆上。我没哭。我只是把那些灰,又埋深了一点。
半晌后,我儿子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妈妈”。我站起来走过去,把被子给他掖好,我摸了摸他的小屁股,那个地方完好无损,皮肤光滑温热,我弯下腰,亲了亲他的额头。
如果恶能解决恶,我早该是个好人了。可偏偏不是,治好她的,从来不是恶,是我那根沾着植物油的手指,和这五年,一千八百多天,每个夜晚的检查。
你愿意为你爱的人,低下你的头,吻一吻他残缺的肉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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