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招娣,今年二十四,在县城步行街拐角那家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八,管午饭。我妹妹李想比我小四岁,去年刚考上省城的师范大学。我爸李建国在城东开发区那个机械厂干了十九年,从学徒干到老师傅,手上茧子厚得能当砂纸用。我妈王秀兰也在那个厂,扫车间、擦机器、给工人热饭,一个月挣一千九,干得比谁都上心。两口子每天骑一辆红色电动车上下班,车是五年前买的二手货,我妈拿毛线钩了个坐垫套,上头两只鸳鸯,褪色褪得只剩个影儿了,她还舍不得换。
那天是腊月十三,我记得死死的,因为第二天我妈答应给我炸藕盒。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还念叨,说今年攒了八千块钱,等厂里发年终奖,给李想换台新电脑,她那台旧的看个视频都卡成连环画。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红塔山,四块五一包,闷声说了句,换,闺女念书用,该换就换。李想在旁边写作业,头都没抬,说了句,爸,等我挣钱了给你买条好烟。我爸嘿嘿笑,脸上的褶子挤成一朵菊花。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天还黑着,飘碎雪粒子,打在脸上跟针扎似的。我妈热了剩饭,又煮了三个鸡蛋揣兜里,说路上饿了好垫补。我爸把电动车从棚子里推出来,拿抹布擦后座上的雪,擦了两把,嫌不干净,又拿袖子蹭了蹭。我趴在窗台上喊,爸,路滑慢点。他回头冲我摆摆手,车灯昏黄昏黄的,拐出胡同口就看不见了。那是我见他们最后一面。
后来交警跟我说,七点十分左右,在新国道和省道交叉口,我爸骑着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走着,规规矩矩靠右,头盔都没摘。一辆拉钢材的大货车从后面过来,司机姓赵,跑了整宿夜路,打了个盹儿,方向一偏,车头挂住电动车车把,连人带车卷进后轮,拖出去二十多米。我爸当场就没了,我妈被甩到路牙子上,后脑勺磕在石头上,送到医院医生看了一眼就摇头。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超市上货,一箱酱油从手里滑下去,玻璃碴子崩了一地。我骑车往现场赶,腿软得蹬不动,半道上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到现在阴天下雨还隐隐疼。到了现场,警戒线还没撤,我看见我妈那只红手套掉在路边,湿透了,上面全是泥。电动车筐里还有半袋豆浆,塑料袋挤破了,白浆淌在地上,已经冻成冰碴子。
李想从学校赶回来,进门就跪下了,抱着我的腿,浑身哆嗦,一个字说不出来。后事是我二叔帮着操持的,二叔在村里红白理事会干过,懂规矩。灵堂搭在院子里,两张遗像并排摆着,我爸那张是去年办身份证拍的,板着脸,我妈那张是李想考上大学那天在门口用手机拍的,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厂里来了两个人,一个副厂长姓周,一个办公室干事,放下两千块钱慰问金。周厂长握着我的手说,招娣啊,你爸妈这事儿厂里很痛心,老李是老师傅了,秀兰干活也实在,你们姐妹俩有啥困难尽管说。我当时哭得话都说不利索,只知道点头。二叔在旁边问了一句,周厂长,这算工伤吧?周厂长说,得看,得看,路上出的事儿,跟车间里不一样,等认定吧。
过了头七,二叔跟我说,招娣啊,你爸妈这是上班路上出的事儿,厂里得管,这是工亡,能赔不少钱呢,你俩往后过日子就靠这个了。我说那咋弄。二叔说,先找厂里,他们不管你就找劳动局,再不管就去法院告。
我头一趟去厂里找,周厂长开会去了。第二趟去,他说这事儿归人社局管,你去那儿递材料。我打车去人社局,排了一上午队,窗口的小姑娘看着跟我差不多大,翻翻我的材料说,劳动合同呢?我说在厂里存着。她说去复印一份,还得有厂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签字盖章、事故责任认定书、死亡证明、户口本、你和你妹的身份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我一样一样跑,跑了一个礼拜,把能办的都办了。再交上去,换了个男同志,翻了翻,说,你爸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是对方全责,那应该是交通事故赔偿,不能走工亡啊。我说对方司机穷得叮当响,车是贷款买的,保险只交了个交强险,到现在一分没赔。他说那你找厂里协商嘛。
又回厂里。这回周厂长不露面了,办公室孙主任接待的我。孙主任胖,说话慢,端着搪瓷缸子,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掉了漆。他翻了翻我爸的合同,说,招娣啊,不是厂里不帮你,你看你爸上班时间是七点半,出事是七点十分,他走的那条路也不是去厂里的唯一路线,他绕远了,这个算不算合理路线,上面认定的时候有争议啊。我说我爸每天就走那条路,走了十几年了。他说,那得有证据啊,你有他每天走那条路的证明吗?
我哪来的证明?谁给我证明?
就这么踢来踢去,从腊月踢到开春。厂里说找人社局,人社局说找厂里,再找厂里说材料不全,回去补,补完了又说路线有争议,让找仲裁,仲裁说你这劳动关系不清楚,得先确认劳动关系,又给打回来让去法院。我找了个律师,律师说要收五千代理费,先交钱后办事。我咬着牙交了,律师写了状纸递到法院,法院说材料缺,让补,补了三个月。
李想开学要走,临走那天晚上抱着我哭,说姐,我不念了,我回来打工,咱俩一起跑这事儿。我给了她一巴掌,打在脸上,打完我自己先哭了,说你要是不念书,咱爸妈在地底下都闭不上眼。她哭着上了大巴车,我站在站台上看着车走远,风灌进脖子里,冷得心口疼。
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坐在爸妈那屋的床上发呆。他们的被子还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我妈那副老花镜,一条腿用胶布缠着,她一直说去换副新的,没舍得。我爸的烟还摆在床头柜上,半包红塔山,一个打火机,还有一块磨刀石,他没事就爱磨家里那把菜刀,说刀快切菜省劲。我妈的围裙挂在门后,兜里揣着半块桃酥,是她上夜班饿了垫肚子的。我攥着那块桃酥哭了一场,哭完了把围裙叠好收进柜子,桃酥没扔,搁在冰箱最里头,到现在还在。
三月里,转机来了。那天我在超市上班,进来个人买烟,我一看,认识,是厂里车间的小赵,以前跟我爸一个班组的,来过我家喝酒。小赵瞅了我一眼,犹豫半天,说,招娣,你爸那事儿还没弄好?我说没呢。他叹了口气,说,厂里人都在背后议论,说周厂长太不地道,老李干了快二十年,他连个工伤都不给报。我说厂里说我爸绕路了。小赵一听就急了,说绕啥路啊,我跟你爸天天一块儿走,那条路就是最近的道,走别的道得绕三公里,你爸那人你还不知道,多骑一里地都嫌费电,他能绕路?
我说厂里要证据。小赵说,我就是证据啊,我天天跟他一块儿骑,出事那天早上我还在路口碰见他,他还给我递了根烟呢。我说你能给我作证不?他挠挠头,说,我还在厂里干着呢,明面上给你作证那肯定不行,但你要写个材料,我敢签字按手印。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份证明,小赵签了字按了手印,还找着另外两个住同方向的工友,一个姓刘一个姓陈,都签了。我又想起厂里每天有门禁打卡记录,我爸每天七点二十五左右刷卡进厂,一查记录就知道他是直接来的,中间没耽误。
材料备齐了,我又去人社局,这回换了个窗口,是个四十来岁的大姐,姓吴。她把我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小赵他们签字的证明,又翻了翻打卡记录,抬头问我,这都是真的?我说大姐,我爸人都不在了,我敢拿这事儿编瞎话?她没说话,拿笔在材料上批了几个字,说,材料全了,符合受理条件,你回去等吧,二十个工作日。
我鞠了个躬,出门蹲在台阶上哭了一鼻子。
工亡认定书下来那天,我拿着那张纸去爸妈坟前坐了一下午。坟头的草刚冒芽,风一吹沙沙响,跟我爸抽旱烟的声音一个样。我说,爸,妈,事儿办妥了,李想往后念书的钱有了,你们别惦记了。我把那张纸折好,塞进我爸那半包红塔山的烟盒里,一块儿埋坟头底下了。
赔了八十六万。我存了六十万定期,留着给李想念完大学。剩下的还了账,修了修房顶,给我妹买了台新电脑,就是我妈说要买的那款。李想现在每个礼拜给我打视频,说姐,我拿了奖学金,说姐,我找了份家教,说姐,等我毕业了把你接省城来。我说你拉倒吧,我去了省城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我还在超市上班,每天骑电动车路过那个路口的时候,都会慢一点。地上的刹车印早没了,可我知道,我爸妈就是从这儿走的。有时候我想,他们两口子过了一辈子苦日子,从来没享过一天福,最后走也走在了一块儿,算是老天爷给他们的一点体面。可这点体面,也差点被人踢来踢去踢没了。
我现在学会了,该是你应得的,就得去争。你不争,人家就当你好欺负。我爸妈这辈子就是太老实,总觉得厂里会念他们的好。可厂里念的是账本,不是你这个人。
前两天二叔来家吃饭,喝了点酒,说,招娣啊,你比你爸强,你爸那人就是太窝囊。我说二叔,我爸不窝囊,他就是觉得人跟人之间得讲个情分。李想正好从屋里出来,接了一句,情分这东西,得碰上讲情分的人才行。
我俩相视笑了笑,没再往下说。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果,红彤彤的,跟小灯笼似的。我妈在的时候每年秋天都晒柿饼,晒得满屋顶都是,甜得粘牙。今年的柿子也熟了,我搬梯子摘了一筐,照着我妈的法子削皮、穿绳、挂屋檐底下。
风一吹,柿子晃晃悠悠的,日子也就这么晃悠着过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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