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摄影师杰西卡·克雷格-马丁(Jessica Craig-Martin)就在用不寻常的角度记录上流社会。她放大那些飞吻和刻意摆出的姿态,放大高定礼服下的胸口,放大高跟鞋和通常被光鲜活动记录排除在外的地板。她的作品游走在时尚摄影与艺术肖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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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忆录《I Regret I Am Able to Attend》已经出版,讲的就是她如何走到这一步。书中写她的波西米亚式童年、狂放的友谊,以及年轻时那段动荡的婚姻,笔调和她照片里的轻盈感一脉相承。
故事从她的父母讲起。艺术家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和简·哈谢(Jan Hashey)在耶鲁艺术学院相识,生下杰西卡后很快分开——双方都被曝出有婚外情,迈克尔随后公开出柜。此后杰西卡过着辗转的童年,最终在母亲位于苏豪区的阁楼里安顿下来。她身边的创作圈子包括画廊主宝拉·库珀,艺术家伊丽莎白·默里、珍妮弗·巴特利特、乔尔·夏皮罗,以及他们的孩子。
她曾在高端食品店Dean and Deluca打工,巴斯奎特会来店里买烟熏鳗鱼,说是要做一顿奇怪的晚餐。艺术家布莱斯·马登和海伦·马登夫妇请她照看女儿,很快她就跟着这家人去了摩洛哥和希腊。
她没有上大学,而是接受了另一种教育:在布莱恩·麦克纳利那家明星云集的餐厅Indochine做服务员。她飞去伦敦,在安娜·温图尔执掌的英国版《Vogue》做时尚助理——对方喜欢她身上的美式热情;回到纽约后,她又在蒂娜·布朗的《名利场》工作——这回对方喜欢的是她的英式精致。整本回忆录里,她记下那些在她生命中进进出出的鲜活人物,也记下了一座急速变化的纽约。
新书出版前,她还在巴黎的安德烈斯·塔尔曼画廊有一场即将开幕的展览。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切尔西的高古轩看布莱斯·马登的画展“I Am Plane Image”,因为靠一幅画太近被保安提醒。“我小时候,大人是鼓励你去摸艺术的,”她对我说,“很多作品要靠观众来激活。现在总有人在旁边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被问到写作和摄影的关系,她的回答很直接:同一个大脑,做不同的东西。拍照时她从不预先设想要拍什么,看到什么就得抓下来,那种肾上腺素的感觉,和寻找下一个词很像。整个过程里一切消失,自我也消失,人变成最纯粹的自己。
她的审美教育有一部分来自画家布莱斯·马登。拿起相机时她感到某种自由——她不太懂摄影,因为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并不看重这个媒介。而从马登那里,她懂得了可以把想要的东西放进画面,也可以把东西拿掉,可以推来推去直到成立,可以想多怪就多怪。“如果你想切掉照片里一个人的头顶,那就试试!”
她认识一些摄影师,但不认识蒂娜·巴尼、拉里·芬克这样的社交摄影前辈,只看过维吉的几张照片。还有太多东西等她发现。她说,如果当时看得更多,自己会感到不够格。这一回,无知是福。学院训练会让人变得拘谨,而她没有什么需要推翻重学的。
她的母亲有一套哲学: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贵族。她怎么看?她说母亲说的每句话都对,但这种说法很极端——我们也需要医生,需要别的职业。不过她认为所有艺术家都相信这一点,所有在那种疯狂放养环境里长大的“艺术小孩”也都相信:艺术排在第一位,其他都在后面。这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
她也承认,好作品会浮上来,但并不是每个作品好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对待。女性和有色人种曾被排除在话语之外。
母亲还说,Indochine是她成为摄影师的地方。她在节俭的60、70年代长大,然后纽约一夜之间醉倒在金钱里。那份工作把她扔进了这一切的中心,那是一个观察过剩的烫手位置。她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题材。一切同时运动,她拍照时保留着那种感觉:画面里有很多动感,她拍脚,她从人上方拍,她不在摄影师通常会在的位置。画廊主珍妮·格林伯格把这叫做她的“醉酒镜头”。
这本书也是一座变化中的纽约的肖像。她说纽约变得更干净了。城市公司化让人失去很多,但这是全球性的——每座城市都是同一批人把它变成玻璃、混凝土和钢,楼底下一家银行,再加一家星巴克。在纽约更痛,因为这是她的城市。但人不能太怀旧,因为这也关乎速度和变化,卡住了就错过了重点。
性感现在在布鲁克林。她自嘲是“老家伙”,不再出去混,但她知道有年轻人在开画廊、做好艺术。只是要在人行道的裂缝里长出来,越来越难了。
书接近结尾处,写到她与艺术家阿什利·比克顿的婚姻期间,她做了一道“艺术妻子咖喱”。这紧接在她提到里克力·提拉瓦尼在303画廊做咖喱之后——对方只把那叫做“艺术”。她写到了艺术界隐蔽的性别歧视,与餐饮界公开的性别歧视的对照。
写作过程有没有改变她对性别如何塑造自己的看法?有。她说,当你年轻天真,会感到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在推着你走,或者男人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你习惯了,就像空气,你看不见。不只是写书,随着年龄增长,你才真正看清那些把你拉向这边或那边的力量,看清自己在哪里感到受限。回头看,她想:为什么当时不直接说“去你的”?为什么不说“不不,我要过去”?女性比男性多得多地自我怀疑。男人往前推,事后说一句“哦,我弄坏了吗”,然后所有人鼓掌。那不是典型的女性故事。改变正在发生,很多改变是应得的。
她说的限制,核心是自信:在这个世界上做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感觉自己有权被挂在墙上,有权拥有和丈夫或伴侣一样大的工作室。去长岛斯普林斯的克拉斯纳-波洛克故居看看,他的工作室是那座著名的谷仓,一个巨大的空房间;她的则是一个小房间。那才是通常的秩序。她家里也是这样,尽管她以为父母是解放的。母亲在耶鲁时被视为明星,可一离开学校、生了孩子,她就先是母亲,其次才是艺术家。父母那一代人以为已经处理了很多对女性的二等对待,其实并没有。
书在她35岁左右结束:婚姻结束了,摄影生涯终于开始。为什么停在那里?她说也许会有第二卷。但她也告诉朋友,如果她哪天真的动手写,就把她绑起来、用胶带粘到墙上——因为这一本写得太难了。她已经在忘记那过程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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