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待了十年,我感悟到:除非生理需求,决不碰莫斯科女友
我到现在都记得阿莉娜跟我说“咱们算了吧”那天,莫斯科正下着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愣在公寓门口,手里还拎着刚买的她最爱吃的那种带鱼子酱的薄饼。我以为我听错了,或者她又在跟我闹什么小脾气,毕竟我们在一起三年,她总说我木讷、不懂浪漫、像个木头疙瘩。可她那天的眼神特别冷,冷得比门口的雪还刺骨。她跟我说:“帕维尔,你是个好人,但你不是我想要的男人。我跟你在一起,看不到未来。”然后她把钥匙放在鞋柜上,转身就下了楼,高跟鞋踩在楼梯上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是踩在我心口上。我他妈当时整个人都傻了,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出来。
我跟阿莉娜认识是在中餐馆,那时候我来莫斯科做外贸生意刚两年,穷得叮当响,租在郊区一个破旧的赫鲁晓夫楼里。她是在那边打工的服务员,长得特别漂亮,个子高挑,棕色的头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就想,这姑娘真好看,能说上几句话都是好的。谁能想到后来她就成了我女朋友呢。我当时以为是老天爷开眼,让我这个异国他乡的穷小子捡到了宝。所以我对她,那真是掏心窝子的好。她说不喜欢我住的那个地方,我就咬咬牙,换到了市中心一个贵一倍的公寓。她喜欢买衣服,我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哪怕我自己一个月就靠着吃面包和速食土豆泥过。她说过生日想去土耳其度假,我二话不说,把准备进货的钱拿了,先带她去玩痛快。我英语不好,俄语也一般,为了能跟她还有她家里人顺畅交流,我一个大老爷们,捧着本俄语教材,学到后半夜。她那会儿总说,帕维尔,你真好。我听着就傻乐呵,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她家里条件一般,父亲早逝,母亲退休了,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自从我跟她在一起之后,她家的重活累活我全包了。她弟弟的学费,我交了一半。她妈生病住院,是我在医院走廊里守了三天三夜。我没想过什么回报,我就寻思着,这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我甚至都规划好了,等我在莫斯科的生意再稳定点,我就跟她求婚,买个房子,安个家。我那时候是真的抱着跟她过一辈子的心思在拼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跑市场,晚上应酬喝到吐,回到家里,看到她留的那盏灯,我就觉得浑身又有劲儿了。我从没想过,我眼里这种“奔头”,在她看来却成了“没出息”。她开始嫌我身上有股子洋葱和油烟混合的市侩气,嫌我谈吐粗俗,嫌我不懂她喜欢的那些歌剧和诗歌。我试着去学,去听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玩意儿,但我越是这样,她好像就越不耐烦。
那天她搬走之后,我其实还是不死心。我在她公司楼下等了她一个星期,想求她回来。结果我看到她上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车,开车的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俄罗斯男人,油腻腻的,但西装革履,一看就很有钱。我当时站在风里,手脚冰凉。我想冲上去问个清楚,但我没有。我他妈连去对峙的勇气都没有,我怕听到更伤人的话。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所谓的爱情,在人家眼里,可能连个屁都不是。我没哭也没闹,甚至没给她打一个号啕大哭的“告别电话”。我回那个公寓,把她留下的东西都收拾了,包了三个大垃圾袋,扔在了楼下的垃圾箱旁边。第二天,我去公司结了账,把两间办公室都退了。然后我买了一张去新西伯利亚的单程票。我就想,离这个伤心地远远的,越远越好,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在新西伯利亚那两年,我把自己彻底埋进了工作里。我关了那个小外贸公司,改做木材生意,跟当地人合伙搞了个小加工厂。日子过得糙得很,住工棚,吃食堂,脸也晒黑了,头发也熬白了几根。奇怪的是,我并没想象中那么颓废。大概是被伤得太狠了,反而看开了。我像一个被抽空了感情的机器,每天就是干活、算账、跑关系。那两年,我没碰过任何女人,连那种找乐子的场所都没去过。不是装清高,是心里那股劲儿还没过去,觉得跟谁待在一起都没意思。直到去年,我在莫斯科的老朋友老刘过来谈项目,我俩喝了顿大酒。酒过三巡,老刘忽然提起阿莉娜。他说:“你还记得你那个前女友不?就是那个叫阿莉娜的,你知道她现在什么样不?”我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老刘叹了口气,说:“兄弟,我当年看你那副窝囊样,有些话我没敢跟你说。现在你走出来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老刘说,他有个表弟,就在莫斯科给那些有钱人当司机。他表弟跟他说过,阿莉娜跟的那个老头,是有名的建筑材料商人,家产丰厚,但对阿莉娜,根本没当个人看。她住着大房子,穿着名牌,但那老头在外面还有其他女人,喝多了还会打她。有一次,那老头当着佣人的面骂她,说她就是个“摆设”,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阿莉娜偷偷哭了好几回,还跟我老刘的表弟诉过苦,说她现在这日子,看着光鲜,其实连条狗都不如。她说,有时候半夜睡不着,反而会想起以前在那个小公寓里,虽然什么都缺,但至少有人真心实意地把她捧在手心里。老刘说到这儿,借着酒劲儿拍桌子:“你说她是不是犯贱!放着好好的踏实日子不过,非得去给人家当牛做马!”
我听完,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有解气,有痛快,但更多是一种空落落的悲哀。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天她转身下楼的背影,那么决绝,那么不留余地。我当时以为是我输了,输给了金钱和体面。可如今我才明白,她输掉的,可能是这辈子唯一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真心。我端起酒杯,跟老刘碰了一下,把那杯烈酒一口闷了下去。喉咙辣辣的,但心里,却奇异地平静。窗外新西伯利亚的夜色很沉,我没再多问一句关于她的事。我知道,有些路,走岔了就是走岔了,没有回头的余地。我站起身,拍拍老刘的肩膀,说:“走,老刘,带你去吃我厂子门口那家烤肉摊儿,那味儿才叫一个正。”然后我拿起外套,先他一步走出了门。外面风很大,吹在脸上,清清醒醒的,我第一次觉得,这才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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